外戚的最高典范：霍光
汉朝皇后平日无实权，也任皇帝弃废。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收玺绶，对择嗣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显。
——黄仁宇：《从霍光到王莽》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战争和严刑峻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表示要与民休息，发展生产。
霍光于公元前87年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将军的身份辅助8岁的昭帝。昭帝在位13年后去世，昭帝无子，霍光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不出一月，因昌邑王“昏乱”，夺去他的皇帝玺绶，另迎武帝曾孙刘询登极，是为宣帝。6年后，霍光去世。传统历史学家把霍光比作周公，他受命时，已“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沉静详审”，表现得相当忠心耿耿。
在霍光执政的时期，由于继续执行汉武帝后期的政策，所以一度飘摇的西汉王朝又重新稳定下来，并且有了一定的发展，史称“昭宣中兴”。为了做到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昭宣时期，霍光曾7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的命令，6次颁布赈贷种子和粮食的命令。凡遇郡国遭受地震、水旱之灾，当年的租赋徭役就全部免除，以减少农民破产和流亡。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西汉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至宣帝时，谷价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今兰州市）、湟中（今青海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成为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沿边地区还设立了常平仓，以调剂边地的需要，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保证。
霍光辅政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恢复汉初的传统政策，“修孝文明政”，也就是说要回到汉文帝时期的水平。他很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补刺史、守、相，必由大臣推举，也能经常听取手下人的意见。因此，这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多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循臣良吏，史称“汉时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为了缓和矛盾，霍光曾在公元前83年，颁布了特赦令，“辞讼在后二年前，皆勿听治”，也就是说，只要是时间拖得长一点的案件，就不要再追究。这相对于汉武帝时期的严刑峻法，无疑是很大进步，并极大地缓和了汉武帝末年以来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然而，霍光能够发挥其才能，却是有客观条件的。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执法时只有至善与极恶，其生杀予夺，只引起朝中官员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无后，又要在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这样就增加了皇太后的重要性，并使得外戚的地位突显。
霍光也是外戚，他与武帝卫皇后家里过去的情形不说，武帝之后又有新关系。他的儿女很多，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殚及上官桀同受武帝临终托孤，于是以二女分别嫁给金日磾之子金赏及上官桀之子上官安。金日磾不久病死；上官安生女才6岁，即被立为昭帝的皇后，16岁成为皇太后。以后皇帝的废立，就是由这外孙女上官皇后出面做主的。
当然，霍光地位的稳固，也不是一朝而成。公元前80年，还是昭帝在位的时候，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桑弘羊被告发，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结果各人都以谋反被判死刑，燕王也只好自杀，霍光这才摇身一变，成为朝中惟一重要的人物，“威震海内”。《汉书》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可是他推行的政策也遭遇过挑战。公元前81年，昭帝命各地选举的“贤良”和“文学”之士，与政府官员辩论盐铁专卖是否应当继续。其纪录后来结集出版，即有名的《盐铁论》。单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做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兴致将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书生评论。事实上贤良和文学之士虽想废除政府专卖，但争辩的理由仍是道德方面，而非实际行政上的考虑。
根据《盐铁论》一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除了桑弘羊外，还有丞相田千秋，均能根据实际需要，对这些贤良和文学之士进行反驳，结果盐铁仍由政府专利。《汉书?食货志》就针对此事说：“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谋反的真相已经无法证实，但其背景则是昭帝时代，霍光权势还未十分稳定，仍然有赖于桑弘羊“舌战群儒”，替他维持盐铁专利。不过，他想继续巩固自己的独裁政治，却已经有了端倪。
昭帝既没，昌邑王被废，霍光才立宣帝。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为问题，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并已生子（即未来的汉元帝），在他坚持之下，许后得立。以后霍夫人不和霍光商量，径自派人入宫，以毒药鸩杀许后，这样霍成君才继之为皇后。又过了4年，即公元前66年，也就是霍光已经去世两年后，霍家鸩杀许后的情节暴露，起先是皇帝的态度改变，接着霍家人事变更。霍光之子霍禹知道旧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而未遂，于是皇后被废，霍夫人以下及诸婿等人，自杀的除外，都以大逆罪处死。霍家20年来显赫的声势，至此结束。
霍光未曾统兵作战，但他是大将军，儿子亲戚都拥有重兵，昭帝对他“虚己敛容”，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也就是说，对于他的这种越礼坐车，早就心怀不满了。《汉书》也说，“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既可以指他做的坏事太多了，也可以指痛恨他们的人太多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减赋税，降低盐价，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在这时候分裂了，呼韩邪单于也前来投靠，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戍。虽然西部的羌人还不大安宁，也能够以赵充国的屯田之法对付（汉宣帝时期，西域的羌族借助匈奴的力量，攻杀西汉的官员。当时赵充国已七十余岁，仍主动请战，最后一举平定叛乱。随后他奏请罢骑兵屯田，结果在西域又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安定），因此历史上对于宣帝的评价颇高，有“中兴”之美名。但黄仁宇先生说，其实宣帝亲近儒生，倡导仁政，也是从武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的结果。
武帝于公元前112年将袭侯爵的106人革除为平民，宣帝又到处寻找他们的后裔，加以慰问和赏赐。武帝的过度中央集权，固然不能继续，但是中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先采取消极手段，也只是放弃其控制的力量。况且，宣帝也没有真心诚意的行仁政。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曾和朋友书信往来，说“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私下里讽议朝廷糊涂，竟也因此以“大逆无道”被腰斩。
《资治通鉴》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宣帝的儿子（即后来的元帝）向他谏劝，要重视推行儒家的仁政，结果他却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他还觉得，以后灭亡汉朝的，就是这个儿子。也就是说，他自己认为儒家的那一套东西，并不真的管用。这当然很不合司马光的味口，所以司马光会在那里苦口婆心说了好长一段话。
元帝反其道而行，却又被历史学家称为“柔仁好儒”。在他的统治时期，除了将王昭君许配给匈奴外，还有关于他喜爱音乐，能吹奏各种乐器，又能填词做曲的故事，也相当有吸引力。
继位的成帝嗜酒，好微行，宠爱赵飞燕姊妹。这两个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则立其姊为后，妹为昭仪，由于两人的专宠过度，以至成帝无嗣。一天早上，他从昭仪床上起来，突然言语失灵地死去，据有的书上说，成帝是“精绝而亡”，也就是纵欲过度。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情形都符合传统亡国之君的尺度。
成帝一死，元帝之后王政君就以成帝生母的资格，当上了太皇太后，于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最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
要点
这是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中“第一帝国”的上篇，介绍了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霍光辅政之后西汉末年的历史。这其中，秦始皇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对于秦始皇地位的认识，是一个重点。而对于汉武帝和霍光地位的评判，则需要能从更大的背景中来分析。
概念解释
“匈奴”：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又称胡，其名始见于战国文献。匈奴由许多部落构成，各部落包含若干氏族。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征战与和亲，在历史上持续了很长时间，成为北部边防的最重要问题。鲜卑族兴起后，占领了匈奴的故地，匈奴或迁或降，到公元2世纪时，其活动已不见于记载。或以为欧洲史上的匈人即为西迁的北匈奴。
“文景之治”：西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著名“盛世”。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且两次将租率降低到三十税一，此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文景时期，还不轻易对周边少数民族用兵，尽力维持和平的关系。据记载，到汉武帝初年，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刺史”：汉代中央派到地方的监察官，又称“部刺史”。刺史的主要职务是督察诸侯王、郡守和地方豪强。刺史于每年秋冬到所属郡国巡察，当时人称为“行部”，刺史通过行部了解下情，岁终则赴京师奏事。西汉时刺史对于有过错的郡国守、相，多所奏免，重者还可立即处死。
“常平仓”：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常平源于李悝在魏国所实行的“平籴”。常平仓在汉唐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明以后，弊端渐多，变得徒有虚名了。
思考题
1．如何评价秦始皇？
2．试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
3．试分析霍光成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