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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中国政治的早熟:秦始皇

2018年9月23日  来源:我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 作者:倪端 提供人:maxallser12......

开创中国政治的早熟:秦始皇

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黄仁宇:《秦始皇》

提到中国的皇帝制度,就不能不说到秦始皇。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也是创造出三公九卿、推广郡县制度的第一人。他所创造的事业,不仅为中国历史设立了以后版图的基本框架,也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是,他的王朝又相当短命,对于后代的统治者都有很大的警示作用。所以,他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无人能够匹敌。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其子赢政13岁即位,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据说秦始皇并不是庄襄王的亲生儿子,因为大商人吕不韦是在自己的爱妾(也就是秦始皇的母亲),已经有了身孕的情况下,才“献给”庄襄王,结果后来生下了嬴政。

公元前238年,秦王赢政22岁,开始亲自执政,他从相国吕不韦手里夺回权力,重新部署对付六国的战略和策略,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灭齐为止,前后10年,就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从此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开始着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关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方面,他首先确定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他认为自己功德高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王的称号已经不能显示他的权势和地位,因此更改名称,将三皇五帝合二为一,自称“皇帝”。此外,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印为“玺”,令为“诏”。这一切,都得到了以后历代王朝的继承。

为了有人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他在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为百官之长,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统兵,但秦朝并未实设过;御史大夫掌监察,为副丞相,两人互相牵制。除了这三公之外,中央还有“九卿”。虽说是“九卿”,但实际上数量并不止于九,主要的有奉常(宗庙)、郎中令(宫廷警卫)、太仆(宫廷车马)、卫尉(皇宫保卫)、典客(外交事务)、廷尉(司法)、治粟内史(财政税收)、宗正(管理皇族)和少府(皇室消费)。由于他们均不世袭,全按皇帝喜好决定,所以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地方行政机构上,秦始皇经过了一次大讨论,才最终确定郡县制。那就是在公元前213年的一次宫廷宴会上,儒生淳于越提出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即分封子弟功臣,他的本意是说,有了这些人的外围协助,就不会出现有人篡夺皇位而无人帮忙的局面。但丞相李斯坚决反对,认为这将重蹈东周的老路。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立,将全国分为36郡,后又扩展至40郡。

不过,由于这次争论,秦始皇还采纳了李斯的另一个建议,结果发展成后来的“焚书坑儒”。李斯认为儒生只知道复古,不能活学活用,又喜欢议论不休,如不加以禁止,就会结党于下,破坏皇帝的权威。为了断绝他们引经据典的来源,所以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之书,全部烧毁,是为“焚书”。焚书开始后不久,由于有读书人反对,秦始皇又坑杀了其中的460人,结果造成了“坑儒”。

另外,我们还不应该忘记,秦始皇对于中国的统一,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他针对当时社会上的“车轨异辙、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采取了很多措施。由于在秦统一之前,文字的形体非常紊乱,同一个字所采用的声符、形符都有很大差异,这对于政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交流造成了严重的障碍。经过整理,他颁布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

与“书同文”的同时,秦始皇还规定了“车同轨”。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燕齐,一条向南直达吴楚。这些驰道宽五十步,道旁每隔三丈栽青松一棵。以后,又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今山西大同),全长900公里。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起来了。

由于战国时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而且在一个诸侯国内的各个地区也都自铸货币,其形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计算单位很不一致,换算起来相当困难。所以,秦始皇规定,货币分为二等,以黄金为上币,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这样就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

同时,他还统一了度量衡制度。秦统一后,以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全国,并专门颁发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把它铭刻在官定的度量衡器上,发到全国,作为标准器具。这也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

总之,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呢?黄仁宇先生说,假使我们撇开赢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黄仁宇先生进一步分析,如果以欧洲为例,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比较偏僻,交通也不发达的国家,比如说类似于波兰或保加利亚那样的国家,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到最后能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吞并他们的领土,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为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件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完成,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仑和希特勒,也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黄仁宇先生说,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由于地理条件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人口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即使是春秋时代,各个国家在黄河附近筑堤拦水,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有些国家,甚至还恶意地将灾害加诸邻国。由此可见,仅仅是治水一事,中国的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统一各国后,立石歌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称秦为“水德之始”。不过,这种改法,又主要由于他相信“阴阳五行”,认为周朝属“火德”,而自己取周而代之,应为“水德”,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推广他的理念,想以此确保他的江山能传之万代。

另外,由于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当然,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这里就不再详细分析了。总之,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秦始皇灭六国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前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前228年又都是“大饥”,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赢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救济百姓,安定四方。所以,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黄仁宇先生还指出,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他在统一中国后命蒙恬率兵30万,击败匈奴,收复河套等地后,开始修建的,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只可惜他的所有政策均是在急风暴雨中完成的,所以他的事业无法继承,更为可悲的是,他的儿子要么被处死,要么成为宦官赵高之流的手中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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