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货币改革的失败：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
——黄仁宇：《黄河青山》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
——黄仁宇：《王安石变法》
黄仁宇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第二帝国的特色，乃是在于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第二帝国包括隋、唐及宋朝（公元581年到1279年），由于有了长达369年的大分裂，所以并不能算是第一帝国的直接延续。
在经过数百年的纷争后，入侵中国内部的游牧民族已经被汉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并没有断绝，仍然顽强地保留在农业社会中，但专制集权的复苏也面临着无法超越的困难，因为它必须将庞大的农业人口重新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并且还不能容纳中间阶层的存在、发展与壮大。这些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是由鲜卑的拓跋氏带头进行改造，经隋唐而完成，所以说，拓跋族是隋唐王朝的先驱。
黄仁宇先生将第二帝国划分为三个阶段。唐中期以前为第一阶段，唐中期为第二阶段，宋时期为第三阶段。他认为，唐代中期以前的第二帝国，可以说是结构严谨，也就是说，所有重要的法规据说都符合整齐的数学公式。例如，在拓跋氏统治时，所有户数都以“5”为单位，便于管理。农业土地号称是国家所有，由百姓轮流耕种，但这些人同时也要服军役和缴税。在中国北部人口稀少、土地经济缺乏变化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尚可勉强执行，但随着条件的变化，到唐代中期，就已经完全无法执行下去了，所以780年，政府宣布以“两税法”取而代之（这是唐代后期用以取代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由宰相杨炎主持，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也就是说，不再区分土户（本土户）和客户（外来户），只要是在当地有资产和土地，就算当地人，在当地上户口、纳税。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重大变化。由于国家的财政得到了保障，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变最高限额了）。
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文明最为辉煌灿烂的巅峰，它的创造力达于鼎盛。汉代实行察举制度，隋以科举考试取代，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因此有助于加速社会流动，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文化也得到空前普及。中国南方的发展，造成了农作物的多样化，城市范围的扩大和水路运输的空前繁荣。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中国的人口重心已从北方移到南方。随着稻米种植的推广，这种有利小户人家的经营活动，也逐渐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格，使得社会更为繁荣，也更为平民化。
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而国家机器却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所以到了宋代，中国的农业官僚便面临组织现代经济的能力考验。由于大量的现金和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宋代意识到了自身掌握的经济实力，所以才敢于组织起人数多达百万的军队。政府积极提倡贸易，注重军事技术；官吏薪水之高，也可说是空前绝后；在许多方面，宋王朝在公共事务上也扮演着主动的角色。
除开发矿产和铸造货币外，宋朝政府还发行纸钞，规定盐、茶、香料等商品要由国家专营，还把酿酒业视为特许业，并控制内陆、边疆和水上交通，掌握部分货运。和尚道士必须缴特许费用，才可以出家；犯人也可以通过交钱减刑，这些钱最后都成为行政收入。有资料显示，宋代的土地税收入是唐代的7倍，其中包括谷物、贵重金属及纺织品，数目大得惊人。在11世纪，国库仓房满溢，以致于必须再加盖新建筑来容纳财富。
宋代似乎有能力创造出中国历史的新局面，以至于今日部分背景不同的历史学家，都将11世纪之初形容成“中国早期的现代阶段”；日本学者也说，这是“东洋的近世”。不过，由于宋代的经济中的服务部门，要么完全欠缺，要么严重不足，当时没有银行、保险公司和商业法规，所以黄仁宇先生深刻地指出，就本质上来说，这些设施不只是器具和传输设备而已，他们是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产物。在银行和法院的背后，是国家的法律体系，再其后则是社会习俗和宗教。因此，一群村落的聚合体，无法充当货币管理的适当运作基础。
另外，由于失去的疆土不曾收复，相反，宋代和辽和西夏等“蛮族”进行竞争时，不仅占不到便宜，反而是割地赔款，最后被迫南迁，结果形成了宋代300多年历史的特色：战场上一败再败，并以最屈辱的条件议和。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富裕的朝代，当然会让人困惑不解。
王安石变法是第二帝国尝试货币管理的高潮时期。黄仁宇先生说，王安石变法的例子反映的不只是宋代的情况，还包括中国现代的问题。王安石“新政”中最引人争议的就是“青苗法”。无论是宋代还是后来的朝代，众多的小自耕农都面临着每年农耕时的贷款问题。他们通常向族人预支现金，但利息高得离奇。王安石计划让政府在春季稻谷青绿的时候，提供贷款给农民，秋收时农民还清贷款，借期6个月，利率20％。参照当时乡村的高利贷标准，这个利率并不算高。不过，虽然这个实验在各区的成果并不相同，但整体上的失败却是无疑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上面所说的原因：整个社会缺乏必要的配套设施。当时缺乏服务单位，计划无法有效执行。个别农民无从申请贷款，政府无从调查申请人，担保的东西无从确立，欠债不还也没办法没收担保品。反对新法的人说，大多数的地方官无非是把钱全部发放给老百姓，而根本不管他们需不需要；而贷款领取人的邻居，基于连带责任，又必须被迫彼此担保贷款。
青苗钱的来源是地方政府稳定食物价格的储备金，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区都有足够的现金。但经王安石变法，所有的地区都被安排了配额，必须缴纳一定的青苗钱利息。有官员向皇帝报告说，大肆宣传的贷款其实并无其事。这位官员指责，钱并没有真正贷出去，但人民还是要缴税，等于是在正常的税款外又额外加税。
新政的其他内容也同样行不通。在市易法中，将人民缴纳的物资重新出售，但依然无法吸引民间的商人。由于缺乏法院的保护，这些商人担心，为了弥补预算的漏洞，政府很可能会用公共利益的名义，将自己辛苦赚来的财产没收。同时，若是官员们亲自在城里做买卖，零售商就会无法生存，所以到最后，也就不会有公平价格这回事。因此实质上，新政在乡村里鼓吹货币经济，却抑制城市里货币的流通。
由于王安石的特殊身份，为达到目的，他必须给予市镇特许状和让司法制度合理化，才能产生民间的平等，以便于商业来往，但显然这些措施势必连根拔起帝制中国的根。事实上，王安石并没有革命的眼光，无法跳过1000年的历史，只是他仍然造成了宋代官僚的分裂。新政先实施后撤消，然后是再推行，结果导致了在朝的官员分裂成很多派别，这样一来，改革的问题也就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了。
王安石改革失败之后，北宋很快被金人灭亡，但它所掌握的资源仍远多于北方的金人。南渡的南宋王朝偏安一隅，继续享受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仍然无法摆脱所面临的困境。在经济上较进步的国家无法动员本身所掌握的资源，以打败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就此成为一种模式。相反，北方入侵的民族满足于基础的简单，因此可以根据需要，当场运送人力和提供食物，反而能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
所以，尽管其间也发生了类似贾似道买公田等事件，于大局也毫无益处。因此，黄仁宇先生才会说，有了北宋与南宋的两重经验，才得以知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