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中国历史的主调：第一帝国
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打开新局面。
——黄仁宇：《西汉与东汉》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汉代灭亡（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这段时期被黄仁宇先生称为“第一帝国”。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加剧，经过多年的混战，小国无法生存，统一的趋势得到加强。秦始皇完成这一历史重任，使得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
秦始皇还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修建者。在他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30万，收河南（内蒙古河套一带）、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从而构成了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筑。
当然，由于秦始皇的成就是在急风暴雨中迅速完成的，所以他的王朝不可避免地具有暴政和严刑峻法的特点，所以很快就被推翻了。经秦末农民起义，刘邦获得政权，又经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到汉文帝、汉景帝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历史学家称羡的时期：“文景之治”。
但黄仁宇先生指出，文景之治，表面上是人民得到好处，但实际上“文景之治”无非是“开明专制”而已。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因为它执掌绝对的皇权，除了以“受天命”和“替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不管怎么说，就算是它做得再好，按美国总统林肯的说法，也不过是“民享”（for the people），而不是“民治”（by the people），更谈不上“民有”（of the people），长期如此，政府的权力必然会凝固成官僚主义。
随后的汉武帝，是第一帝国的巅峰时期，也是一个很奇特的时期，因为他所开创的事业，后继无人。在汉武帝时期，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由地理位置要求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动力，到西汉中期获得了很大满足。全部人民隶属于帝国的治理之下，整个国家也毫不留情地行使权力，且创造出国家崇拜，认为儒家伦理合乎“天理人心”。汉代就这样替中国创造出一个永久的机制，人数庞大的农民开始由数目众多的官僚进行管理。
但是，由于皇帝高高在上，控制着约5000万到6000万的人口，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机构，则会一事无成。太守是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的“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央的意旨，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汉代实施“察举”制度，要求每2万人中选出一名“孝廉”。被提名的人和高官的子弟组成实习军团，先当宫廷守卫，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学习后，再分配到各政府单位任职。这样一来，大批地主最后集结成党派，透过“察举”等制度，和中央保持强有力的联系，并扩大在乡间的影响，侵蚀地方政府，逐渐动摇中央政府的基础。在东汉前的权力真空期，这个现象更是严重。东汉末期，学问成为获取权力的公开手段，私人讲学吸引了很多门徒，常常达数千人之众；朝廷办的太学（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在长安建立太学。这种制度为后代王朝所延续，并大都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更多达3万人。显然，对国家而言，这并非什么好事。
汉武帝之后，经过霍光与王莽两位著名外戚的统治，西汉走到了它的尽头。如果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从霍光到王莽，在这不到100年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
恰巧昭、成、哀、平四位皇帝都没有儿子，而按习惯法，又必须从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人选约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按出生顺序选年纪大的，反倒是选小孩子，因为这样可以很方便地加以操纵，这无疑增加了女人的重要性。汉朝皇后平日没有任何实权，皇帝在位时，要说废掉她们，就可以废掉她们，并不像后代手续那么复杂。但只要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对择嗣就会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安排，无疑会使她的娘家人（外戚），从中大得好处。
王莽篡位改革失败，由刘秀建立东汉。但此时的东汉王朝与西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黄仁宇先生说，西汉帝国仍是草创时代，不管是文景之治，还是武帝之用董仲舒，也不管是霍光的专权，还是宣帝的各种理论，都离不开一种试验的性质，所以能让读史者有好奇心。但东汉的君主，却没有进行这样创作的机会，其主要的原因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法制却不能确立。所以，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打开新局面。
在东汉的12个皇帝中，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登基，其他的要不是弱冠享位，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活了54岁外，其余的没有一个活到40岁。因此，东汉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除了宦官和外戚的原因外，黄仁宇先生还为东汉的灭亡找出了两个重要背景：
东汉的学术很有成效，但是由于仕途受限，有的人终身为布衣，有的则为“宾客”，还有很多的自命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轻狂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狭窄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也按自己的观念从事，从而成为东汉党争的根源。
东汉的法制毫无规章，也是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是根据《秦律》演变而来，条文复杂，内容简单，根本应付不了复杂的社会局面。
公元200年，发生了官渡之战，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无疑是开启了长期无政府状态和军人冲突的大战争。大战的其中一方是袁绍，企图以新兴的州郡力量称霸。他的祖先袁良以经学起家，大大赚了一笔钱。袁良曾在朝廷任太子舍人，后来将这种“传男不传女”的知识交给孙子袁安。袁安则从县的地方官升到郡太守，后来担任朝廷大臣。从此以后，袁家没有一代不在朝中任官，“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起兵时，据说门客和属下有近十万人。
大战的另一方是曹操，他以东汉王朝的保护者自居。曹操出身“孝廉”，养父显然是宦官，曾担任皇帝的中常侍。在这场战役中，袁绍的杂牌军溃败，但朝廷的秩序并没有恢复，反而瓦解。当时的组织和辅助单位也无法使地方自治正当化。无论如何，当时的问题包括大规模的天灾，以及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疆防御线，由地方崛起、从学阀转成军阀的人士，并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
总之，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纵使军阀再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晋代曾打算稳定中国，但为期甚短，中国自此陷入长期的分崩离析之中，时间长达36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