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的尴尬：忽必烈
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真实的力量。
——黄仁宇：《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胡元制主”是朱元璋对忽必烈的指斥。他曾在《大诰》中给予忽必烈以这一称谓，以表达他的不满和作为元朝子民夺取政权的合理性。
忽必烈是一个在蒙古人中汉化较为严重的人。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包围卡拉科伦。然而即使是在阿里不哥问题解决之后（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同为拖雷所生，但按幼子继承父亲家业的蒙古风俗，应比忽必烈有更多的道理继承汗位。1260年，忽必烈抢先即汗位，阿里不哥随后也称汗。双方经过多次厮杀，最终阿里不哥投降，后病死），他也未曾再亲临南方的前线。攻宋以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分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史以年老辞谢，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在这些地方，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此成为了一座挡箭牌，防止了蒙古人对南方的荼毒。
不过，他自己身为蒙古人，就不得不保持蒙古的传统。他所赐“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产物。关于用人一事，他在1285年对右丞相安童说：“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也是蒙古人中较为开放者，受到汉人儒臣的尊敬。可见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要同时推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矛盾，我们才可以领略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在整个元朝，色目人的地位都非常重要。他们几乎掌握了元朝的经济命脉。色目人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人的经纪。然而，游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牲口马匹皮毛。这些产品需要有擅长推销、专业的商人进行批发。很多色目人长期与蒙古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和兵器，所以在蒙古人占领中亚之后，很多就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的扩张进入中原。
正是由于这一点，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应忘记，蒙古人在1234年才灭金，忽必烈在1260年才称帝，1271年才称他的政权为元朝，1276年元军入临安，1279年才消灭了南宋的最后一层抵抗，统一中国。这从华北进展到华南中间，也近于半个世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金与南宋之灭亡，也都与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税收组织。因此黄仁宇先生说，严格的讲来，元朝的财政税收，也就是没有组织与系统。
元朝的税收比较有特点，也相当的混乱。在华北地区，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宋朝的帐册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时，这些数字就已经模糊不清。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收实物外，一般按账册纳钞。忽必烈在几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而受到实惠的，依然是地主而非贫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高，也多次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
前面已经说进，色目人在元朝的政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在元世祖忽必烈领导之下，就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有如回纥人阿合马替世祖理财20年，他增加新税收，为皇帝信任，做到中书平章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结果为朝臣不满，被人谋杀。
黄仁宇先生说，他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政权之下，由二三宠臣主持，必无好结果。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也不能说没有事实上的根据，全是诬陷之辞。不过归根结底，这种种情形，还是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子，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符实，也很紊乱。所以除了色目人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外，还要靠以战时姿态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年间，他发行的钞票还不算多，继位的皇帝也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
忽必烈推行的政策，也表现着极大的“因人而治”的特色。比如前期，他很重视汉人，姚枢、许衡、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等人，都很得重用。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就无法抬头，虽说他也派人前往江南，揽访人才，但却再也没有延纳汉人，款待有如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未曾开科取士。至于元朝将人按人种分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其他少数民族）为第二等，汉人（最初归顺和征服的汉族）为第三等，南人（长江以南的汉族人，因为他们拼死反抗过蒙古人的征服）为第四等，成为种族歧视很有典型意味的例子。而那时候，据说也开始出现了按职业分为三六九等的说法，结果教师名列最后，成为“臭老九”，并且这种恶劣的影响，至今没有得到完全清除。
关于忽必烈的两次进攻日本，在历史之发展上也有相当的重要性。第一次的远征在1274年；第二次则在1281年。由于海风的帮助，日本人才免受蒙古的铁蹄，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支“神风敢死队”的原因。同样，忽必烈在中国领域以外的发展，如在安南缅甸，以及最后的攻爪哇，也都没有显著的成效和结果。黄仁宇先生说，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清：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其动员既如是的耗费，而人民也要被强迫在他们生活领域不能习惯的方向进展，所以很难能持久。
总之，忽必烈和其他创造中国朝代的人物一样，解决了当日一大部分问题，可是也制造一部分新问题。他不仅统一了从五代十国后期就已分裂的南北，而且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也比较稳健温和。只是蒙古人认为他的汉化过度，中国人则认为尚不够。这也是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共通体制，因此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真实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