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罗格
今天，总会有人脑补，在2000多年前，一队又一队的秦国军人，怀揣着一块小麦烘烤的“锅盔”，杀出函谷关征伐天下的场景。然而事实上，这个原本地处西陲、为周天子牧马而获爵位的小国，在绵延五百余个春秋的崛起时光中，不管是自然资源，精耕技术还是灌溉条件，反而处处阻碍着小麦的扩张步伐。
如果说，粮食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热量，是秦人最后席卷天下、包举宇内最重要的根基，那么赳赳老秦的粮仓里，到底藏了什么国家崛起的秘密？沿着历史的曲线回溯，我们就会发现，后稷族人留下的一种作物，会一步一步引导着秦人，将他们手中并非最优的自然、人力、技术和制度，进行了最适合自己繁衍的组合，并最终帮秦人完成了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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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47年，一场严重的旱灾降临在晋国境内，一连数月滴雨未下。眼看着这一年的粮食就要绝收，晋国储备的粮食也眼看就要见底，在大饥荒的威胁之下，晋国国君夷吾只好派人赶往邻近的秦国，请求粮食援助。
收到了急报的秦国国君任好，对夷吾这个小舅子仍有些耿耿于怀。几年前，他派军队护送公子夷吾回国即位，约定晋国割让河西五城给秦国，夷吾登位后却反悔了。此时，因为政治斗争从晋国逃到秦国的丕郑之子丕豹，力主借机伐晋报复。但在和百里傒、公孙支商议后，任好感叹了一声：“虽然这个国君不讲道义，但晋国的民众又有什么罪过呢？”
于是，秦国从粮仓中分拨出大批储备的粟，从国都雍城出发，沿着渭水，自西向东水路押运粮食，然后换成车运，再换船横渡黄河，最后由汾河漕运北上，直达晋都绛城，沿途五百多里水陆相接，都是连绵不绝、井然有序的秦国运粮船只和车辆。
泛舟之役
这一场远程救灾行动，并没有明确支出了多少积粟，但其规模已经震撼了山东诸国。远在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在国史中，将这次救灾，直接比作一场“战役”，称之为“泛舟之役”（左丘明·《左传·僖公十三年》）。
然而，这一次对晋国的支援，显然近乎倾尽了秦国的国力。两年后，秦国也发生了饥荒，当任好以为自己曾救援晋国，而向夷吾借粮的时候，夷吾却再一次背信弃义，不仅没有把粮借给自己的姐夫，而且还趁火打劫，兴兵攻秦。
这次史无前例的救灾和紧随其后的恩将仇报，让秦国上下深深地感受到，所谓救灾恤邻的道义，都不过是一句空话；秦人也更明白，在成为霸主的征途上，只有手中有粮，才不会陷入这种藐视和背叛中，只有自己手中握有千钧之力，才能让山东诸国瑟瑟发抖。
387个春秋后，秦人会用这种无法抗拒的重力，滚滚碾压向三晋之一、胡服骑射的军事强国，在那场持续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战争中，最终将敌人的粮仓消耗殆尽，并完成了最后的残暴一击。自此，秦人鹰视天下，再无强敌。这个原本地处西陲、为周天子牧马而获爵位的小国，在一路崛起的岁月中，他们粮仓里藏着什么秘密？
秦兵马俑
第一节 “后稷”族人带来的馈赠
一、从牧马到农耕
公元前771年，周王室内乱，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镐京，袭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入侵周王畿所在的岐、丰之地。在多数诸侯都坐视王城丰镐被破、犬戎侵扰周原的时候，周天子的西陲大夫嬴开，在这关头挺身率军，救援周王室，迎战犬戎的兵锋。接着，他又和郑国、晋国的诸侯一起，护送周平王东迁到成周洛邑。
平王思考着这位连诸侯都算不上的西陲大夫，他的族人和周民比邻而居，已经由来已久了。早在商末，秦先人的足迹，就已经到达了周原和西戎之间的渭河流域，过着农牧结合的生活。秦先人非子因为在犬丘以擅长畜牧而闻名，受周孝王命，在汧河、渭河之间牧马，因为牧马有功，非子受封于当时中国的边缘地带秦地（天水一带），并接管赢氏宗祀。现在，既然秦人又一次为王室效命，那么，不如给他们一个更高的回馈吧。
于是，平王在召见嬴开时，给了他一个郑重的承诺：“西戎无道，侵占了岐、丰之地，如果秦人能够把西戎驱逐出去，岐山以西的土地就封给你们。”
汧渭之地的大致范围
在周天子厚重的许诺下，秦地的第一位诸侯，在讨伐西戎的路上，死在了岐山脚下。他的继承人终于驱逐了西戎，将周天子当年的许诺，兑换成了现实。更为宝贵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周“馀民”，也被纳入了秦人的统治之下（汉·司马迁·《秦本纪》）。
这是秦人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时刻，不仅仅是秦人终于位列诸侯，而且，岐、丰之间的广大周原地区，是后稷族人周民生活的中心地域，在这里，周民们秉承先王遗风，长期经营稼穑。
而“后稷”这个周民祖先的称谓，实际上也暗示着，周民耕作最拿手的作物，就是身为“百谷之长”的稷，也就是今天被称为小米的粟。在周民们歌颂“后稷”的诗歌中，他们描绘着祖先所种的庄稼，选出的种子是黄色的，而成熟时，它的穗饱满而低垂下来，密集而微微颤抖着（《诗经·大雅·生民》），这些显然都是粟的特征，在周原之上，以粟为主体的农作物结构已然定型。
质量上乘的金黄小米（粟米）
这些周“馀民”，将会给秦人的农业带来飞跃式的发展，也为秦人在500年后的辉煌，埋下了最为重要的伏笔之一。
二、“金元政策”的破灭
回到这个故事开始的那一刻，当渭河之上的船只纷纷起锚，日以继夜向东驶去的时候，船上运载的不仅仅是满仓的粟，还有国君任好的东进野心。
事实上，和一而再、再而三地支持晋国公子回国夺位一样，任好的救济行动，无疑是一种针对晋国、打开秦国通往东方大门的金元策略。从转年秦国自身也陷入了缺粮饥荒中就可以看出，泛舟之役更多的是为了夸大秦国农业实力、向山东诸国炫耀的行动，秦人的粮仓并非真的殷富到可以周济天下。
这种夸耀，除了给诸侯造成惊讶，也给秦人自己带来了自以为是的傲慢。
公元前627年，同样是在任好支持下夺位的晋国国君重耳去世，等待了足足20年的任好，又一次看到了东出崤山，争霸中原的机会。他秘密地策划了一次进军中原郑国的偷袭。秦军行军路过天子的都城成周北门时，按照礼制，诸侯的军队经过王畿，战车上的左右卫军人，需要卸下甲胄下车步行，以示尊重周天子。然而，不知道是急于奔赴前线，还是对周礼不屑一顾，大兵们刚一下车又一跃登车，数量多达三百乘。城上的周王孙满看到这一幕，对天子说，秦军轻佻无礼，此战必败无疑了。
作为姬姓诸侯中此时的最强者，晋国是不会坐视秦国染指中原的。就在秦军攻郑计划暴露、顺手灭滑国回程的路上，晋军在崤山隘道设伏，全歼秦军并俘虏秦军三名主帅（左丘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秦晋崤之战
直到三年之后，秦军在曾经被俘的将军孟明视率领下，渡河沉舟，攻下晋国的郊和王官两地，终于报了这一箭之仇。任好这才得以进入崤山谷中，掩埋当年战死将士的尸骨，痛哭三日。在这里，他留下一句誓词，希望后世能记住他的过错。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处心积虑东进中原的念想，一次一次迎头撞上晋国筑起的高墙，是因为秦国远远不具备足够的实力。
与其东进一再头破血流，不如凭借秦人对西戎的熟悉，奋而向西拓展生存空间。在任好余生的三年里，秦军挥戈西向，灭国十二，开地千里，最终称霸西戎（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只是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会盟诸侯。频繁的战事，也将刚刚发展起来的秦国国力消耗一空，从而“不能复东征也” （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不过，任好在最后的岁月中打下的这片土地，包括天水、陇西、陇中（甘肃河东地区）在内，还保留着接近原始的面貌，山多林木，当地人多以木板为室屋（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留给嬴姓后人的战争资源，不只是这些迫近戎狄、以射猎为先的原住民们。此刻，除了洮河和渭河的部分河谷川暖地带，有极小规模的农作物种植外，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放牧作为土地利用方式。未来，这些广阔的、但几乎保留着自然原貌的土地，也将影响秦人迈向关东的“路线”。
第二节 庞大的“国家农场”
一、一条迥异于中原的垦殖之路
公元前362年，一个名叫鞅的卫国人，踏上了秦国栎阳城的土地。作为一个落魄的贵族后人，此刻的他望着秦国的城池，竟有些同病相怜的感受。
这个西陲小国在经历了几代君位动荡之后，国力大为削弱，先辈好不容易夺下的河西地区，也被魏国名将吴起率军夺走。甚至在50万大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下，还被5万魏军一举击溃。中原各国更加将曾经称霸西戎的秦国，当做未开化的夷族，中原各诸侯的会盟也不带上秦国。
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21岁的年轻人，刚刚成为秦国的新国君。诸侯的轻视，被血气方刚的他视为莫大的耻辱。于是，他向天下发出招贤令，承诺如果宾客群臣中，能够出奇谋使秦国重新强大起来，不仅封官，还愿意分封土地。
商鞅雕像
鞅的此番访秦，正是他在魏国侍奉的相国公叔痤建议的。尽管他深受李悝、吴起的影响，有着自己的学识和抱负，但因为侍从的身份，鞅在魏国被直接忽略了。怀揣着李悝《法经》来到秦国的鞅，在宦官的引荐下，见到了年轻的国君渠梁，在一番君主之策的雄辩都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下，鞅最后畅谈起富国强兵之策，终于赢得了渠梁的赞许（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从此，这两个“家道中落”的人，将牵引着秦国夺路狂奔。
公元前359年，按照两个人最初商定的强国之策，秦国也开启了变法之路。而作为拉开全面变法序幕的第一道政令，就是《垦草令》。
在同处于农耕生产力时代的战国，富国强兵的逻辑，可以简化为拓土、产粮、养兵。在山东诸国，随着人口增殖，过去的“隙地”已经逐渐消失，能够垦荒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在这时正如日中天的魏国，除去山川、村落占去三分之一，耕地大约还有六百万小亩，可谓地少人多。也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魏国率先实行变法改革，而李悝变法在农业政策上，就要求充分利用土地空隙，以“尽地力之教”（汉·班固·《汉书·食货志》），提升土地利用率，提高精耕技术，增加粮食产量。
不过，这种政策在鞅看来，却很难适用于秦国。相比山东各国，秦国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但是本来人口基数就不大，加上连年的战争往往处于挨打的地位，劳动力资源严重紧缺。导致秦国土地有五个方圆一千里的疆域，但种了庄稼的田地不到十分之二，田数不到一百万，山川河流土地里的资源不能被充分利用。
秦国此时的问题是“人不称土”
秦国所控制的汧、雍地区向东一直到黄河边、华山脚下，膏壤沃野千里，在《禹贡》中就被列为上上之田（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这么多宜于耕作的关中肥沃土地，和土地狭小的魏国要“尽地力之教”比起来，秦国的状况则是“人不称土也”（先秦·商鞅等·《商君书·徕民》）。土地虽广阔却不去开垦，粮食还不够用来准备打仗，装满粮仓，这和没有土地是一样的。因此，鞅给秦国的关键建议之一，就是堵塞民众从耕战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恩威并施地督促他们去开垦荒地。
也正是由这道政令开始，秦国开始走向了和山东诸国迥异的农战道路，这条从秦国实际出发的路线，也决定了秦人播撒向土地的种子，并最终行之有效地让秦国积累起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二、提高到2.4倍的种田KPI
在这道政令中，鞅列举了包括以粮食产量来计算田赋、对收留食客的贵族加以重税、严禁粮食买卖等，足足二十种办法，从秦国内部逼出人力资源，投入到开垦荒地中去（先秦·商鞅等·《商君书·垦令》）。
考虑到秦国人口总量依然有限，自然增长需要较长时间，改变“人不称土”现状的另一面，就是招徕三晋之民。三晋之地尤其是秦国的直接面对的韩、魏两国，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秦国的新政是，凡是各国来归附的人，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兵役，秦国境内的岭坡、土山、洼湿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用秦人组成的军队来征战，用这些各国移民来开荒从事农业生产，不会耽误国内的农时，同时蚕食了韩、魏等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源，这种一举多得的损敌之术，也相当于战胜了敌国（先秦·商鞅等·《商君书·徕民》）。
公元前353年，魏国徙都大梁，魏国统治中心的东移，让多年来被魏国打压的秦国，有了一丝喘息之机。第二年，鞅受封秦国最高爵位大良造，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为了摆脱栎阳秦国旧贵族对进一步变法的阻挠，鞅请求渠梁迁都咸阳。在咸阳，新一轮的变法颁行，对土地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把标志着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井田制。就在制订新的授田制度时，鞅在亩的面积大小上，修改了一个重要的数字。
废井田、开阡陌
秦国授田的标准与三代一样，每户百亩，按照周制，井田的一亩大小是一百步。为了解决地利不尽的问题，鞅将亩的大小，改成了二百四十步（汉·许慎·《说文·田部》），把原来由国家控制的轮耕土地，落实到农户，无论是不是开垦耕种，政府只按照百亩的标准征收赋税，成为每个受田的农户法定的耕作义务（《睡虎地秦简·田律》）。
随着每亩田地的面积变大而赋税定额，秦国受田农民如果肯致力于本业，那么平均每亩的税负，显然就降低了许多；但是，同样由于每亩面积的扩大，农民就必须完成相当于原来2.4倍的耕作任务，同时，因为法定男子成年后如果不分家，赋税就会翻倍，这样的一个秦国小家庭，一百亩的劳动强度，显然是个极为沉重的任务。
种田的KPI提高了，虽然完成后的收益很高，但一个人只有一双手，用什么来确保这样的高KPI能够被落实完成呢？
三、粗暴而高效的耕种方式
为了支持农民大规模地垦荒，秦国着力推行铁农具、牛耕等农业技术，以提高开垦的效率。锋利的铁农具提高了土地翻耕的质量和频率，只要有心好好种地，哪怕是一个买不起铁农具的新移民，政府也会将公有的铁农具借给他，并且制订了非常优惠的政策，使用中造成的自然损坏不用赔偿，只需要写个说明备案即可（《睡虎地秦简·厩苑律》）。
与此同时，秦国还设置专人负责耕牛饲养，而且对盗牛者施以重刑，每亩二百四十步的土地空间，也更适合耕牛施展畜力。严苛而完善的管理制度，配合秦先人为周天子牧马的畜牧强项，秦国也成为战国诸雄中牛耕最为发达的地区，当后来赵国人发现秦国通过牛耕开垦，而使得原来的荒地都成为了良田，感到了一阵“不可与战”的恐慌（汉·刘向·《战国策·赵策》）。
通过高效的开垦，秦国境内本来就肥沃的土壤，迅速拓展成连片的熟地。土地资源被充分开发后，又该如何利用？给秦国做了顶层设计的鞅，却并没有制订详细的执行细则。在《商君书·垦令》中，他的关注点并不像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而在于基本农业土地资源的拓展，只字未提精耕细作。
不过，在秦国的基层，政府为农民准备了官方的播种量标准：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荅（泛指小豆）亩大半斗，菽（泛指大豆）亩半斗（《睡虎地秦简·仓律》），几乎都是以斗来计量。而对比汉代氾胜之推行区种法，实行点播与密植，粟、麦、豆的每亩播种量降到二升，秦人播种的标准用量，足足多出了数倍，这就意味着，秦人普遍采用的是粗放的撒播。
尽管《吕氏春秋·任地》中提到了水旱地利用、盐碱地改良、耕作保墒、杂草防除、株距行距、等等精耕细作的技术，也只能说代表了战国时代的最高农业技术。但实际上，只有人口达到一定密度时，耕种者才会发现转向精细化的土地利用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人口尚未达到一定的密度，即便人们已知道精耕细作的方法，也不会应用它（Ester Boserup·《农业增长条件》）。这恰好符合地广人稀的秦国现状：秦国农民的劳动强度已然很大，显然无力像魏国邻居那样精细地种植。
那么，面对这广阔的土地上的繁重劳动量，秦人们会更倾向种植什么作物，也就有了答案。
实际上，秦国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组合利用方式下，传统的粟作是最为适应的。粟具有耐旱、耐贫瘠、喜温暖、适应性强，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粟的种子吸水达本身重量的 26%即可发芽。而且粟对土质要求不高，在盐碱较轻的土地上一样能够获得丰收。就像秦人从后稷族人那里学到的技能，在关中农区的作物结构中，粟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
第三节 长平大转折
一、粮食天平的倾斜
就在第二次变法施行后，秦国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富强起来。先是东地渡洛，突破魏国河西长城（滨洛长城）防线，屡次战胜魏国。在随后的公元前343年，周天子终于承认秦为霸主，次年，秦公子少官率兵与诸侯会盟于逢泽，并朝见天子（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秦国终于一雪穆公任好辞世后的积弱与耻辱，变法短短20年间，秦国就依靠渠梁与鞅定下的农战国策，完成了蜕变，实现了几百年来称霸诸侯的梦想。
铁农具、牛耕、在广阔的土地上粗放经营、以粟作为主的作物结构，秦国的农业此时正像一部皮糙肉厚、但运转高效的机器，隆隆作响地出产着粮食。在并不显而易见的数字上，秦人完成了实力的反超。
秦军
按照学者的推算，秦国的粮食亩产约为三石，折合成小亩是1.25石（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而李悝为相国时的调查显示，魏国亩产为一石半。耕作粗放的秦国农户，平均亩产比魏国农户还要低四分之一，但凭借耕地面积大、牛耕铁器的加持，耕种大亩的秦国农户，年总产量却反超了魏国农户。由此而产生的剩余粮食，就成为秦国积蓄力量、提升战斗力的关键。
同样，按照李悝的计算，魏国五口之家，一年的粮食消耗水平是“粟九十石”，年人均口粮为18石（汉·班固·《汉书·食货志》），日均不到五升；而在宋国，按照不同等级、劳作情况、年龄，五种不同人员一般的口粮标准是“斗食，终岁三十六石；叁食，终岁二十四石；四食终岁十八石；五食,终岁十四石四斗；六食,终岁十二石”（先秦·《墨子·杂守》），五者人均年口粮标准为20.88石，人均每天5.7升。
反观秦国，按照秦国驿站为政府出差人员提供餐食的法律规定，即便是出差者的随从，每餐也供应粝米（指粗糙的粟）半斗；而最底层的驾车的仆人，供应量也有每餐三分之一斗（《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传食律》）。在军队中，一个高强度岗位的普通士兵，军粮标准是早饭半斗，晚饭三分之一斗，年口粮超过30石。更有甚者，在以酷刑闻名的秦国，连刑徒、奴隶的口粮，都大多达到甚至超过《杂守》中的口粮标准，其中，筑城和舂米的男女刑徒，每月的口粮也达到了宋国人叁食、即2石的标准，更是超过了魏国普通农户的平均值。
睡虎地秦墓竹简
更有甚者，在地狭人众的魏、韩等国，为了尽地力、增人口，五谷杂种的结果，是更多的底层民众不得不靠着豆饭藿羹来填饱肚子，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
除了吃饭的口粮，秦国对大规模增产后余下的粟，进行了国家收储，在国内实行三级粮仓存储制度，每一万石为一积，设置为一个仓库，在之前的都城栎阳仓，二万石一积，而在都城咸阳，更是有十万石一积的超级大仓库（《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而这些国家收储的谷物，也明确标明为禾，耐储藏的粟，是秦国战略储备粮的首选。
从口粮到积粟，秦国农业的发展速度、粮食产量的提高、国家战略储备的殷实，都已经将山东诸国甩在了身后，并且结结实实地，提升着每个秦人的热量输入，而由这些热量转化的体力提升，是秦国军队战斗力提升最为重要的基础。
二、胡服骑射的赵国饿垮了
公元前262年，持续通过“远交近攻”来蚕食魏韩土地的秦国，又一次把兵戈指向韩国，将韩国的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完全截断。不愿降秦的韩国官民，把上党十七座城池献给了赵国。在平原君的建议下，赵国接受了上党土地，并且派廉颇率军20万驻守长平，以防秦军进攻。次年初，上党陷于秦军，公元前260年四月，秦军向驻守长平的赵军发动了进攻。
七月，在第一道防线的支撑点接连被秦军攻破后，廉颇将全军收缩到丹河东岸，筑起围墙，希望将锋芒毕露的秦军拖进阵地消耗战。但很快，廉颇的决策却让国君丹心急如焚，几次催促廉颇速战速决，打破僵局（汉·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最重要的原因是，赵国耗不起了。
从接收上党以来，赵国20万人在长平驻守已经先后两年，尽管这20万人大部分应为后勤人员，但长期的对峙，导致不但有大批成年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而且还要消耗宝贵的国家储备粮。尽管苏秦曾经说赵国的积粟够“支十年”（汉·刘向·《战国策·楚策》），但这时候，赵国的粮食储备很可能已经见底了，他们只能往东向齐国乞求借粮。然而，在五国伐齐后一直被赵国打压的齐国，选择了坐视（汉·刘向·《战国策·齐策》）。
长平之战
这时候，赵君丹或许才会悔恨，在这场大战之前，没有听从平阳君的劝阻。尽管经过赵武灵王变革，赵国以胡服骑射而威震战国诸雄。但相比秦国，赵国的整体后劲显然略逊一筹。赵国的粮食主产区冀州，《禹贡》记录中土壤为白壤，田为中中，赵国和三晋中的魏、韩一样，也是地薄人众。
尽管赵国的铁器技术发达，已经采用深耕、中锄、积肥、施肥等一系列精耕细作，但平阳君却明确地说，秦国用牛耕将荒地都变成了良田，还有长途水运粮食的经验，这仗没法打（汉·刘向·《战国策·赵策》）。再加上赵国一直农商并重，战争实力上又折了几成。
此消彼长，凭借着栎阳仓、咸阳仓这样的超级大粮库，又有着“泛舟之役”远距离后勤投送的经验，长平前线的秦军尽管也已经是十五岁以上少年尽发，但已经将最后的胜算，牢牢地掌握了自己手里。
粮草不济的赵国，在秦国间谍散布的谣言刺激下，孤注一掷地征发后备役，并用更具进取心的少壮将军赵括换下了廉颇。结果，主动反击的赵军粮道被遮绝，断粮46天，最后的突围中，身先士卒的赵括死于乱箭之下，投降后的赵军除240名少年兵外，被秦军全部坑杀。
这一场整个春秋战国时代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争，秦国不但从根本上削弱了赵国的有生力量，也彻底震慑了山东诸国，成为战国时代的大转折，从此赵国一蹶不振，六国弱势已成，而惨胜的秦国却依靠异于六国的农战路线，快速回血，统一天下，只剩下时间问题。
秦国疆域变化
一个奇妙的巧合是，拿下长平之战最后胜利的秦国国君，正是以周人始祖“后稷”为名的嬴稷。这个稷字，正是粟的另一个名称。在拿下长平后又四年，曾经向周民学种地的秦人后裔，攻陷洛邑，掠九鼎入咸阳。
尾章 还在沉睡的冬小麦
在战国这个中国农业政策巨大变革、农业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粮食品种构成变化显著的时期，秦国以雍州之地，崤函之固，积蓄起碾压山东诸国的万乘之势的进程中，除了最为传统的粟，在夏商周时期中国也已经有种植的小麦，是否也助了一臂之力？又或者，真如后人所传闻的那样，秦国士兵的甲胄内，真的怀揣着一种叫做“锅盔”的面食？
小麦和大豆虽然也属于旱地作物，但对水的需求量上，足足比粟要翻了一番。尤其是在冬小麦春季拔节抽穗期需要大量水分，否则产量很低。相对于土生土长的粟，要让冬小麦这个外来户大面积生根，没有良好的水分条件，是很难实现的。《禹贡》中，也认为秦地雍州“其谷宜黍、稷”，而没有提到麦。
事实上，秦岭横亘，阻断了南来北往的水汽，其位居大陆腹地的地理位置又使东太平洋的水汽难以足量进入，冬春时节，北方寒流南下，使关中地区气候干燥；另一方面，在秦国完成长平之战的战略大转折之前，秦地实际上一直处于缺少大型水利工程、灌溉条件并不好的条件之下。
就在九鼎入秦的同一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才在蜀地岷江启动了一项庞大的水利工程，经过八年的努力，都江堰宣告建成，终于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但巴蜀地处西南，一直以来并非麦作在中国的主产区。
都江堰水利工程
两年后，秦王政即位，同年，苟延残喘的韩国派出水利专家郑国，前往秦国游说，引泾水东注北洛水为渠，希望以此“疲秦”。经过十四年的建设，才凿渠成功，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此时，距离秦一统天下，只剩下最后的十五年。
郑国渠遗址
即便如此，麦作也没有在短短的时间里在关中秦地快速扩张。公元前206年，刘邦进入咸阳后，又迅速撤军至距离咸阳不远的霸上。秦地的民众将牛羊酒食献于汉军，而刘邦为了取悦民心表示，“仓粟多，不欲费民（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作为咸阳仓的组成部分，霸上仓此时储备的，仍然是粟。
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还着重地提到，关中地区的百姓一向不习惯种宿麦（冬小麦），希望大农令让关中的老百姓多种宿麦（汉·董仲舒·《乞种麦限田章》）。而冬小麦从粒食到磨成粉制作面食，还要等到汉代石磨的大规模推广。
两千年后，当中国的考古学者从出土的秦人骸骨中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西周一直到战国末期，秦人的食物结构中，最主要是C4类植物，而且比例不断上升，同时也有一定肉食，而C3类植物极少。而粟和小麦，则分别属于典型的C4和C3植物。
不同时期秦人食谱中C4植物比例变化。资料来源：《秦人食谱研究》，作者 凌雪
而秦人食谱中C4植物比例的增减曲线，与任好东进失利转而西征、渠梁发奋变法农战、最后奋六世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发展，恰好有着几乎同步的起落沉浮。
参考资料
秦农业历史研究 樊志民[著]
秦国粮食经济研究 蔡万进[著]
粟稷同物异名探源 韩茂莉
秦人食谱研究 凌雪
从秦简看战国晚期秦国农业生产的技术选择 王勇
先秦两汉黄河流域粟与小麦地位变化研究 芦宁
秦统一前关中农业发展简况及原因探析 李春艳
论秦国粮食安全的几个问题 汪茉莉
先秦时期赵国农业发展政策与魏国、秦国之比较 刘书增
汉代黄河流域麦作发展的环境因素与技术影响 荆峰 惠富平
探索地方土地利用历史研究 丁文广 牛贺文 仙昀让 吴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