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罗格
距今大约4000年前，当人类的脚步就要从新石器时代，跨入新一个时代的门槛上时，一个在长江下游南岸、环太湖流域盛极一时，拥有发达的稻作农业、创造出精美的玉器和各种“超级工程”的良渚文化，却突然在那个新时代到来的前夜不知所踪。
沿着长江溯游而上，和良渚文化一样，在长江两岸起源的中国稻作文明，也似乎在这个前夜突然由盛转衰。以黍粟种植为生产力代表的黄河流域泛北方地区，从此长期处于中国文明的主导地位。
这是一个依然待解的宏大谜题。要解读它的神秘，其中不免交杂遗迹、神话、史籍乃至斗胆的猜测，借由这种方式，一幅巨大而厚重的大幕，在距今大约5000年前的时刻徐徐拉开，这一刻，九州大地上，不同色彩的文明曙光，划破山川河流造就的天堑与迷雾，开始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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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付出十三年的努力，平定泛滥多年的水灾之后，禹终于成为比肩尧舜的华夏族首领。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似乎难以安生地端坐在阳城的宫房内，感受威仪八方的至高权力。相反，他还要不断地外出巡狩，一次次地召集天下方国首领，来巩固他的威权。
就在他登帝位的第八年，也是他去世之前的倒数第二年，他再一次在会稽召集天下方国首领。就在这次隆重的集会上，来自东南的一个部族防风氏的首领，却迟到了。防风氏这个意外的过错，显然让禹感到被怠慢了，甚至是对他权力的轻视和挑战。禹当场就下令诛杀防风氏首领，并且将他陈尸示众，以示这个天下皆是属于禹的。在他的权威震慑下，天下万国归心（汉·赵晔·《吴越春秋》）。
巧合的是，就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当人类的脚步就要从新石器时代，跨过新一个时代的门槛上时，一个在长江下游南岸、环太湖流域盛极一时，拥有发达的稻作农业、创造出精美的玉器和陶器，甚至营建出各种“超级工程”的良渚文化，却从此突然不知所踪，在那个新时代到来的前夜中断了。随后在此定居的文化，竟然还出现了大踏步的倒退。良渚先民的脚印，就这样消失在文明进化的尘埃中，留下一个待解的千年谜题。防风氏部落是否就是失踪的良渚先民，也留给后人们诸多的猜想。
良渚文化·玉琮
就在防风氏被诛杀两年之后，禹在又一次东巡会稽的路上死去。华夏族的“禅让”古制灰飞烟灭，禹的儿子启，成为天下万国承认的共主，开启了一个“家天下”的王权时代（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以黍粟等旱作为主的黄河流域，率先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和文化的重心，王权更迭、传承有序；而在长江流域的中游和下游，那些以稻作为主、星罗棋布、五光十色的文化，却从此一蹶不振，让长江文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都跟随在黄河文明的身后亦步亦趋。
当我们开始审视这个谜题的时候，一个犹如满天星斗、重瓣花开的龙山时代，正发出璀璨的光芒，在这个新石器聚落林立的英雄时代，九州大地上的先民们生存、成长、强大，而后交错、攻伐、融合或是湮灭——而这一幕幕，又要从先民们在各自脚下的土地上，驯化了稻、黍、粟这些有着不同习性的植物，跨入农业时代开始说起。
稻
一、火种
世界上许多农业起源地的前传，总是惊人的相似：距今大约12900年-11600年之间，持续了1000多年的新仙女木期，中断了地球的温暖进程，进入间冰期。大量物种的消失、能够捕猎和采集到的食物减少，让人类开始在饥饿中，学会了在最寒冷的冬季到来前，试着采集、保存不同的种子，作为备荒的食物。那些耐保存、热量高，最重要的是在寒冷、干旱环境中，依然能顽强生长的禾本科植物，让正在冰期中煎熬的人类意识到，它们将会是未来对抗阴晴不定的上天时，可以依赖的对象。
从距今大约11600万年起，随着全球冰雪开始慢慢地消退，地球进入了真正属于人类的全新世。雪线在山脉退却，冰川融成了河流，温暖的季风从海洋向大陆吹拂，森林的北部边缘从草原的手中不断夺回失地。正如春天回归时，静待了一个冬天的草木种子，在雨水的浇灌下重新萌发。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依靠着不同的气候环境，人类的祖先不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天，几乎不约而同地决定告别采集狩猎的生活，开始各自独立点亮了农业文明的火种。
在东亚大陆，两条由冰川融雪化成的河流，滋润了两块广袤的流域。在今天被称为黄河和长江的两条大河沿岸，先民们模仿着禾本科植物生长的样子，把它们的种子撒进了土里。在这个农耕起源的时点上，中华大地的一南一北，出现了最初的农作分野。
粟
黍
在平原开阔、土层深厚的黄河支流两岸阶地地带，先民们从野生的野黍和狗尾巴草这两种C4植物中，分别驯化出了黍和粟这两种作物；相比黍和粟，一种叫做稻的C3植物，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得到了长江流域南岸先民们的青睐。不同地区的先民们，分别独自开始播种栽培稻子：
野生稻
沿着长江一路向东，在中游的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几粒炭化的稻壳和稻谷，被发现在距今12000多年前的遗址中，被证实是普通野稻向栽培初期演化的原始古栽培稻类型；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距今12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植硅石被发现；在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出土的稻遗存中，分析出了兼具野生稻和栽培稻特征的稻谷和谷糠遗存……
在和稻子的比邻相居中，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熟悉了它的习性，并开启了对稻子的进一步驯化。在这些不同地域、但同样播种稻子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随着这些超过10000年的稻作遗存不断被发现，不同的稻作生产工具，也呈现在人们眼前：在长江中游，先民们更擅长使用石锄一类的工具，而在长江下游，人们还创造出了石犁。各有特色的驯化方向和技术选择，也让这些先民聚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农业形态。
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随着这些种子年复一年的生长、收割、选育和演化，先民们的家园开始走向繁荣，慢慢富足起来的他们会将更多的时间、体力和智慧，浇灌进自己的生活，创造出令人讶异的精彩。
二、满天星斗的时代
随着全新世之前最后一次冰川消退，气温开始逐渐变得温暖。特别是在距今7200年到6000年的大暖期盛期中，高于现代2-3℃的平均温度，在东亚大陆催生出了仰韶文化。而在经历了全新世最初5000年的波动升温后，海平面也在波动中持续上升。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来自东南洋面上的湿润季风，直穿大陆深入蒙古草原。舒适的气候中，从农牧交界地带到辽西地区，从甘青地区到中原和山东半岛，以及长江两岸，一个又一个人类聚落，快速壮大着自己的力量。
一幅巨大而厚重的大幕，在这一千年的时光中徐徐拉开，不同色彩的文明曙光，划破山川河流造就的天堑与迷雾，开始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
在长江下游的南岸河口，江水带来的泥沙沉积，孕育出了三角洲，巨大的太湖此时已经完全成为淡水湖，杭嘉湖和太湖东部地区，在大约5500年前的时刻，终于海退成陆，广阔而肥沃的三角洲，成为适宜人们居住的平原。这里的人们过着种植作物、兼有采集、渔猎和饲养的定居生活；稻作已经是他们轻车熟路的技能，而且他们还懂得从河底掏出淤泥来，作为田地里的底肥；充足的热量，让他们更是学会了制作陶器、伐木造船、缫丝纺织甚至酿酒。
良渚文化·莫角山炭化谷稻物
最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们还能够从遥远的山脚运来石料，堆筑出庞大的水利工程和台址，以及高大的城池和宫殿，而在台址上，他们用洁白的玉石，琢磨出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玉琮、玉璧、玉钺，显示着首领的权威和天神的庇佑。这个和玉紧密相连的文化，因以杭州良渚为中心而得以命名，在日出的东方海岸徐徐升起。
与此同时，在阳光照耀和季风吹拂下，九州大地就像一朵迎来绽放期的花朵，逐次张开了它的重重花瓣：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诸类型、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这也正是被称为“满天星斗”的“龙山时代”。
正如他们的先辈在各自土地上选择了不同的禾本植物一样，不管是黍、粟还是稻，随着粮食的充足和人口的繁衍，部族中的一些人，会怀揣着希望上路，为他们手中的种子寻找下一块适宜播种的土地。
他们不断向更远的地方探寻迁徙，以求通过自己熟稔的耕作技术，种出更多的粮食，让自己的家园粮仓满盈，喂养出更多的孩子。当不同的作物开始划分势力范围，文明与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也就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三、北上！北上！
距今4000-5000年前。东海之滨、长江北岸，今天的江苏泰州兴化蒋庄村。这个和太湖刚好隔江相望的地方，一个先民聚落，刚刚经历了一场血腥而惨烈的厮杀。
这并非是和野兽的搏杀，而是一场与外族人的争斗。在这场战斗中，这个聚落中一位年长的勇士战死了。为了告慰这位聚落的英雄，悲伤的人们砍伐了一棵直径超过一米的大树，为他专门定制了一个长达两米的船型棺木。在入葬的时候，人们用锋利的石钺，将这次战斗中俘获的六名战俘一一砍杀，并将他们的头颅，放置在英雄的棺木外（蒋庄遗址，M158墓）。
江苏蒋庄遗址
而在这位英雄的入葬地四周，是他无数族人的墓地。他们之中死于外族仇敌的人比比皆是。有的失去了自己的手掌，有的失去了自己的手臂，有的甚至连头颅也没能和躯干一同入土，其中有三分之二还是年轻的勇士。而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是有着良渚文明特色的玉器、陶器和石器。
可想而知的是，向着远方扩张的良渚人，依仗自己的造船技术，已经成功地突破了长江天堑，并且在北岸建立了一个牢固的桥头堡。以这些北岸桥头堡为基地，良渚人带着他们的稻种，跟随着季风方向继续北进，踏入了大汶口文化先民的领地，而在这里，大汶口先民们最为擅长的作物，则是黍和粟。
北上的不仅仅是良渚人。在长江的中游，屈家岭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带着他们的稻种，沿汉江溯游而上，逐次撒播到鄂西北、豫西南地区，抵达南阳盆地。这些在后来被称为“三苗之民”的人们，将自己的领地，扩大到西至洞庭湖、东到鄱阳湖，向北抵达伏牛山南麓的雉衡山（汉·刘向·《战国策·魏策》）。
然而在这里，他们已经一脚踏上了传说之中，曾经涿鹿一战击败九黎之君蚩尤、同样擅长种植黍和粟的华夏族腹地。
此时，沿着这两条北进的路线，南方稻作文化集团，与中原的旱作（黍粟）文化集团，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终于迎头相撞。长江与黄河中下游相夹的肥沃土地上，迎来的是征服还是融合？
四、对峙与共生
或许是季风带来的雨水更眷顾东部沿海，良渚先民的脚步，一直抵达今天江苏北端新沂的花厅地区。甚至在大汶口先民控制的山东半岛东南沿海，原本由黍粟占据的土地上，稻子也逐渐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席之地。包括江苏北部到山东在内的海岱地区，稻子和黍粟形成了混作态势，甚至于在数千年之后，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文化的遗址上发现，稻谷的数量和分布密度，一度还超过了粟类作物，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也就是说，尽管在良渚先民北上迁徙的路途中，也避免不了残酷的刀光血影，但他们带来的种子、耕作方式、手工业的技术，都已经开始和旱作地区的先民们交流，包括良渚先民们的血统和信仰，都可能在共生的土地上，实现了一种融合与共生，良渚文化的玉琮上，出现了与大汶口文化相似的台形与日月形图案，甚至有了良渚玉鸟和台形图案结合的刻纹。
而在稻作集团北上的西线，面对在卧榻之侧不断得寸进尺的三苗之民，警觉的华夏族果断选择了开战。
三大部落集团活动范围
尧率其部族顺丹江而下，发起了进攻，三苗之民则利用有利地形据守。在丹江与汉江的交汇口，双方发生了决战（先秦·吕不韦等·《吕氏春秋·召类》）。但这一战，双方谁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很快，尧的接班人舜，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政策。一方面，舜持续对三苗之民保持进攻，阻挡他们继续北上的步伐（汉·刘向·《战国策·秦策》）。面对依然不肯屈服的三苗之民，舜身旁的禹已经坐不住了，试图再次发动进攻。但舜告诉禹：“德行不深厚却使用武力,这不是个正义的办法。”或许可以用“执干戚舞”的美德，代替武力来感化敌人（先秦·韩非·《韩非子·五蠹》）。
但事实证明，文明之间的冲突，无论是暴力还是安抚，都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对手对于生存空间的渴求。三苗之民依然活跃在这片土地上。不过，对于三苗之民来说，华夏族一而再、再而三的压制，将战线始终维持在以南阳盆地为中心的战场上，持续不断的拉锯争夺，南方稻作集团北上拓殖的脚步，在西线似乎陷入了停滞。
或许正是因为稻作集团东西两线的不同境遇，从华夏族和三苗之民拉锯的南阳盆地、经过河南中部、直到山东东南地区，在这样一条西南-东北的地带上，形成了稻作和旱作难分伯仲的混作区。在这一区域的以西和以北，则是稻迹罕至。
而这样一种对峙和共生的分野，将会在下一次划分九州势力范围的战争中，显露出它的冥冥之力。
五、洪水下的博弈
事实上，舜禹之时华夏对于三苗的扩张感到更为紧迫，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突然恶化的自然环境。寒冷、地震，以及水旱灾害的袭来，对人们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压迫。
龙山时代早期和煦湿润的天气，在持续了几百年后，又一次中断了。在大约距今4500年前，东亚、印度和非洲三大季风地区的季风强度明显衰退，北大西洋地区出现明显的降温，山地冰川开始重新活动，气候变得凉干，海侵重新席卷而来，全新世的适宜期告一段落，一个新的小冰期到来了。
借由上天的眷顾，龙山时代的中早期，中国先民们驯化出热量充沛的作物，在宁静而富饶的土地上，他们磨制锋利的石器、雕琢精美的玉器、甚至开始冶炼青铜。但他们显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认知和对抗自然的变化。他们的惶恐不安，留在了一个个上古时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中。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尧舜禹时代的九州洪水。
史前的洪水，在整个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留下了大量沉积遗迹。面对洪水的袭击，以黍粟为主的黄河流域旱作文化，显然受到了更大的生存威胁，除了集中巨大的力量投入治水，他们更加不容许外族踏足自己的领地。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说，洪水泛滥后留下的淤泥，似乎对稻作文明更为有利。
三苗之民的态度，更是进一步引起了禹的警惕，他告诉舜，在治水中，三苗不肯服役，应当留心（先秦·《尚书·益稷》）。事实上，在此前的武力和道德感化都未能成功的情况下，华夏族已经下定决心，必须拼死抵挡、乃至征服不愿合作的三苗之民；同样，也只有征服他们，华夏族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洪水、守护自己播种着黍粟的家园。
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甚至连舜本人，也在南征三苗时道死苍梧（汉·刘安等·《淮南子》）。为了彻底解决三苗之患，舜的接班人禹，还必须解决一个后顾之忧——来自东方的潜在威胁。
禹得到了东方部族默许，他们承诺，禹攻击三苗的战端一开，自己将会选择旁观（汉·刘向·《战国策·魏策二》）。对这个已经接纳稻旱混作的地区来说，他们手上的选择是双份的，嗅到了最后决战气息的他们，一定不能挑错边。
六、神秘的人面鸟身神
就在这个自然环境变化多端的多事之秋，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害发生在苗地。天空中降下了血红色的大雨，本该炎热的夏季却突降冰雪，大地剧烈地震动，泉水从地下汹涌而出，甚至连太阳都昼伏夜出，颠倒了黑白（《竹书纪年》）。
这是上天赐下的良机。在挥师南下之前，禹发出了誓师的檄文：“天下的人们啊，这并不是我横行作乱，而是这些三苗之民蠢蠢欲动，因此上天给他们降下了惩罚（先秦·墨子·《墨子·兼爱下》）。”
最后的决战战场上，双方正在做绝命的搏杀，突然之间，战场上空雷电交加，一位人面鸟身的神，奋力张弓，一箭射杀将苗军主将，苗师大乱而败。从此，三苗部落逐渐衰亡（先秦·墨子·《墨子·非攻下》）。
这个人面鸟身的“神”会是谁？他又为什么在决战之时，才突然出现在战场上，用致命的一箭彻底决定胜负天平？答案或许就雕刻在良渚人的玉器上。
就在那一箭划破长空4000余年后，太湖南岸。杭州余杭良渚古城遗址反山墓地中，人们在M12号墓发掘出土的玉钺之王、以及玉琮等随葬玉器上，发现了一个“神徽”图案——神人兽面纹。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
一个戴着硕大羽冠、方面环眼的羽人，浑身布满了卷曲的云纹，他的双臂像鸟翼一样张开，双腿曲屈，驾驭着一个怒目圆睁的兽首，而羽人的双足，像鸟爪一样盘于兽首下方。这个鸟身人面、面状方正的羽人，与《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记载的东方句芒的形象高度吻合，而句芒正是传说中，东夷少昊氏族部落的后裔。
以鸟为图腾，在东方部族中极为常见。在《山海经》中，在东南方有一个长着人首、身披鸟羽的羽民国。如果说半人半鸟的叙述还带着神话色彩，那么在山东海曲，一个叫做“鸟夷”的部族形象，则更为现实：他们的服饰与行为，都极力地模仿鸟类（汉·班固·《汉书·地理志》）。
巧合的是，盘踞在长江下游东南方向良渚人，终其千年兴衰历程，都孜孜不倦地在他们的玉器上留下鸟的痕迹。不管是圆雕玉鸟，还是刻画的鸟纹，都意味着鸟在良渚先民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崇高地位。而那枚刻画在象征着军权的玉钺上、半人半鸟的神人兽面纹，或许正是良渚乃至东方部族联盟军队的徽章。
刻有良渚神徽的玉钺之王
一个大胆的猜想是，来自东方的部族联盟，或许就在决战的最后一刻，终于作出了选择：倒向华夏族。曾经跋山涉水、披荆斩棘一路向北的经验告诉他们，只有选择融合与共生，携手合作，才能让各自文明的种子得到最好的撒播。
此刻，他们决定不再旁观，这支高举着神人兽面纹战旗的战略预备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战场上，一举压垮了苗师。
七、湮灭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同盟生力军，却最终和龙山时代林立的万邦一样，在随后开启的新时代中，被抹去了他们的姓名，而只以一个神话的姿态，成为证明王权有德的传说。
东方部族联盟在最后关头选择了合作，恐怕不只是一次战略上的投机，很有可能也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这一次自然环境的突然恶化，绝不仅仅只侵害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显然也未能幸免。
这时，曾经一路高歌北上的良渚先民，正在遭受大自然连续的打击和摧残。曾经因为海退而形成的陆地，此刻正在遭受海平面重新上升带来的海侵；最高上升了3.8米的海平面，也让陆地水位水深加大，这让良渚先民们聚居的地区，由此前大面积平原重新成为河湖、沼泽。在汹涌的涝灾袭击下，他们的良田被冲垮，居所被冲塌，囤粮和牲畜被席卷而走；与此同时，在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化分布区内也和其他地区一样，遭受了一次强降温，这是整个全新季适宜期结束的标志。
10000年以来中国东部海平面的升降运动。资料来源：《长江下游早期文明中断原因初探》 侯峰涛
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凉干气候的来临，显然对稻作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以食物生产为基础的生活，带来了人口急剧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农田取代了森林的空间，也让先民们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抵御力进一步下降。
生存压力之下，正如出现在良渚文化核心地域的防风氏部族，接受了禹的召集一样，良渚先民们、以及东方部族联盟选择了合作，加入大禹治水的阵营。
然而，以铁腕方针攻灭三苗的禹，此时已经积聚了巨大的能量。他要借着此时抵达巅峰的部族实力和个人威望，平定整个龙山时代万邦林立的局面。而会稽会盟迟到的防风氏，送给了他立威的最好借口。平定洪水之后，在禹的率领下，华夏族平定了九州大地上“千八百”个古国（汉·刘安等·《淮南子·修务训》），而防风氏，显然是被消灭的众多小古国之一。
尽管防风氏和良渚文化，可能并非完全等同的关系，但他们却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起消失在了环太湖流域。在距今5300年到4000年前存在过的良渚文化，在它的鼎盛时期，其文明的灼灼其华，曾经照亮了九州大地的东方，却在此刻无奈地由盛而衰。良渚先民们向着文明飞奔的脚步，突然而永远地停留在了新石器时代，他们充满生机的文化从此中断。
良渚文化·玉鸟
即便是后来这片土地上又兴起了马桥文化，但却很难找到良渚文化曾经的面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发生了倒退。再其后，夏商两代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这片土地上一直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在更广的空间上，以稻作为基础的长江流域中下游，陷入了长时间的发展停滞。直到春秋时期，分别占据长江中游和下游的楚国和越国，依然被视为华夏文明圈的边缘地带。
在先民们曾经挥洒汗水、收获稻香的土地上，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遗址层之间，只留下了厚厚的、空荡荡的、被大洪水侵袭过的淤泥堆积痕迹。
八、九色拼图
事实上，几乎是以防风氏之死为标志，新石器文化交相辉映的龙山时代，也宣告走向终结。这其中，南方稻作文明集团从此一蹶不振，而播种黍粟的中原旱作文明地域一统四方，占据了权力中心。
尽管禹在平治洪水成功后，曾命令伯益分给民众稻种，在洪水退却后留下的低湿地区播种（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但这只说明华夏族对稻作存在的一种默认，并不意味着稻作文明部族，能够在中原取得一块立足之地，并重建本族的文化。作为天下部族联盟的首领，禹以“别九州”、指导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形式，划分并确定了稻作和旱作的势力范围：
位于黄河下游的青、徐二州为稻旱混作区，长江中下游的荆、扬二州为稻作区，而其余五州都是以黍粟为代表的旱作农区（《禹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黍和粟这些旱地作物，借由华夏族之手，在九州大地上牢牢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空间。龙山时代稻作农业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的情景不复存在，黄河流域泛北方地区，从此长期处于中国文明的主导地位。
九州大致分布
凭借着这种优势，大约公元前2070年，禹的儿子启威服天下，掌握了最高权位，这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的发端。九州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发达、有着强大辐射和控制力的广域王权国家。至此，中国的文明和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王权的打击和控制下，那些曾经犹如重瓣花开、满天星斗的多元文化，一一走向沉寂。但八方先民们远去的身影，却像散落的明珠一样，总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于中华文明的浩海中，闪耀出自己的光芒。
正如湮灭在历史中的良渚文化，他们的礼器、武器、工具和装饰品，都被胜利者缴获和使用；他们掌握的犁耕、缫丝、凿井、治玉等先进技术，也被胜利者接纳和利用。
良渚文化·稻作石犁
在夏商时期，中原地区原本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都几乎很少出现的玉器，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无论是形制还是加工技术，都能找到和各地文化玉器的渊源关系，甚至于，他们也像曾经的良渚先民一样，对玉产生了迷恋和崇拜，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由新石器时代迈入青铜时代的过程中，先民们创造的各色各样的物质和精神因素，最终被中原华夏吸收、同化和融合，就像一副巨大的拼图，共同拼合成了璀璨的中华文明。
同样，在这片多元融合的大地上，无论是稻、黍、粟，还是菽、麦、高粱……它们也和人们互相选择和接纳，共同喂养、驱动着中华文明，踏上五千年的伟大历程。
参考资料
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 李根蟠
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 徐旺生
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 赵越云
中国早期稻作农业遗存及相关问题 彭博
中国龙山时代气候变化 吴文祥、房茜、葛全胜
长江下游早期文明中断原因初探 侯峰涛
禹征三苗探索 杨新改 韩建业
中全新世以来杭州湾古气候、环境变迁及对良渚文化的可能影响 刘演、李茂田、孙千里、陈中原
距今4000年前后的文化断层现象和良渚文化的北迁及其归宿 叶文宪
论生态环境对良渚文化兴衰的影响 王心喜
从良渚文化的衰落说到防风国及与夏王朝的关系 方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