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有感觉吗
意识不仅是大脑运行的物理过程，还可以被计算出来，这是意识标准的另一方面。现代哲学家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意识在生物学特性之外还有其独特之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将意识等同于硅片。
“意识可以被计算出来”这一观点遭到攻击，其中一个突出的论据就是意识的不可穿透性——我们的情绪和感觉很难被他人理解。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经验的不可穿透性证明了计算机不可能准确捕捉到我们的意识。我们都知道草莓是红色的，蓝莓是蓝色的，但是如果我对红色和蓝色的经验恰恰与别人对这两种颜色的经验相反，结果会如何呢？假定不同的人看到一盘水果色拉的反应相同，那么大脑中的“软件”可以选择已有的数值去表现红色和蓝色；甚至可以略去这些麻烦的代码，而通过其他颜色的色觉延伸或其他情绪与感觉来表现红色和蓝色，同样不会减弱大脑“程序”的可靠性。但是，如果意识对颜色的定义与计算机对颜色的定义不同，那么认为意识可以被计算出来的观点就过于草率了。因此，计算机还是不能表现意识。
然而，如果从科学角度仔细考虑问题，就会发现下面的想法很荒谬：一个人对红色和蓝色的经验和他人相反，其他方面的思想和行为却没有改变。我们对红色的感知不仅来自眼睛接收到的波长，还包括色彩的鲜艳程度，与周围颜色的对比度，明亮度，色彩所包含的意义及所属的类别等。所有这些与我们的情绪、感觉在一个极其复杂的信息网络中相互作用，比如“蓝调”音乐表达的是黑人阶层的情感。这些都很好地反映了大脑的结构，它就像一张互相连接的高度密集的网，改变任何一个区域都会引起其他区域功能的变化。
由于不存在单一的关于红色的经验，就算我对红色和蓝色的经验与他人相反，我对红色的感觉也不可能是别人对蓝色的感觉。事实上我们对任何东西（如“紫红色”或“忧郁”）的感觉都包含了我们自身及外在世界的丰富信息，这些信息在这一刻是独一无二的。尤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由很多知识相连形成的网络，与我们其他各种各样的经验形式形成对比。我们的感觉与情绪尽管很复杂，但绝不是互不关联的。这些感觉与情绪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并使我们与外界沟通。[1]
[1]证明这种哲学观点的一个更为可信的做法是：在同一个人身上进行颜色经验的对比实验。比如，假设我通过一个特别的手术改变了对颜色的感觉，原先看到的红色现在看起来是蓝色，反之亦然。即便如此，我提出的反对理由仍然成立。即使没做手术，今天我对红色的感知与明天的感知会不同，因为每次看到红色时我的经验以及所有其他感觉与情感都会不一样，如同每一刻我的大脑运作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就算手术引起色觉的巨大变化也不能推翻我的论据。
计算机真的能懂中文吗
著名的“中文屋论证”（Chinese Room argument）的思想实验为以下观点辩护：意识在其生物机理之外还有某些特殊的、非程序化的东西。“中文屋论证”实验最初由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1980年提出，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意义的不可穿透性（不是感觉的不可穿透性）。塞尔急切地要证实人类的大脑不能被简化为一系列的计算机程序或规则。
实验如下。假设时间到了2412年，此时出现了一个称作“图灵的报应”的哲学家团体。这些哲学家们在纽约的街头徘徊，焦躁不安，急切地想找到可以与之激烈辩论的对象。不久，哲学家们遇到一群中国游客，决定拿他们开个玩笑。他们把中国游客带到一间空屋子，房间的墙壁是白色的，陈设很简陋，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着几张白纸和一支笔。他们让中国游客仔细检查每个角落，甚至连缝隙都查过。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灯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房间的两端各有一个信箱端口与外界联结，一个端口写着“输入”，另一个端口写着“输出”。
“图灵的报应”团体的头目是一个很阴险的家伙，他很夸张地向中国游客做解释。他说自己很尊崇中国文化，而且相信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尊崇中国文化。关于这一点，他愿意以一个月的工资做赌注。中国游客可以从街上随便挑一个人出来，哪怕这个人是个笨蛋，也肯定非常崇拜中国文化，能流利地使用中文。证明的办法是将他关在这个房间，中国游客在房间外面，双方通过墙上的两个信箱端口交流信息。中国游客马上同意了这个赌博，因为即使到了2412年，有不少人会说中文，但能够用中文书写的人毕竟占少数。
中国游客仔细地挑选了一个看上去不怎么聪明的年轻白人。当这个白人被叫住并被拉到一边时，他还有些困惑不解。哲学家团体的头目也同意让这人做实验，并把他带到封闭的房间。这个头目一关上门（这时中国游客已不在房间），马上递给这个白人一本厚厚的手册，并低声对他说，如果他遵照这本手册的指示行事，接下来几个小时就能赚到一周的工资。手册上列出一系列对话表，清楚地写明中文字符的组合规则。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这个白人就从“输入”端口接收一张张写着中文的字条，这些字条是待在房间外面的中国游客写好的。房间里的人每收到一张字条，都翻开手册查找字条上中文字符的意思，然后按照手册的说明，将答案转换成中文字符写在纸条上，投到“输出”端口。由于对中文一窍不通，他根本不知道那些是中文字符；然而他每次把答案发出去，房间外的中国游客都很惊异，因为答案表述得很清晰，没有任何语法错误，完全像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的回答。这个白人并不知道，他给的答案不但条理清晰，甚至还显得他很有学问。中国游客觉得就像与他面对面谈话似的。他们感到很震惊，这个白人风趣机智，和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完全不同。这些中国游客在震惊之余，很不情愿地赔了打赌输掉的钱，然后离开了，不过还带着些许安慰：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普及感到骄傲。
中国游客离开后，“图灵的报应”团体的哲学家们让他们的实验对象（年轻白人）又多待了几个小时。这个团体中有一个哲学家懂中文（能读和写），他将之前的问题翻译成英文，并依次将问题传递给他。这一次年轻人回答的速度比较快，尽管答案没有原先在手册上查到的中文答案准确，但内容相似。这个年轻人现在才明白之前让他回答的问题及自己给出的答案的意思。
中文屋论证表明，如果我们的思想仅仅是一套按照“如果这样，那么会怎样”诸如此类的规则运行的程序，那么这本特殊的手册就能表达思想。这本手册包含了中文的所有规则，教人如何理解并说中文，就像一个会讲中文的真实的人。但是，仅就中文而言，这个房间里不存在任何意识和意义。在房间里的人——年轻白人，完全不懂中文，他只是根据手册的规则操纵一些字符。而手册本身也不具备意识，毕竟它只是一本手册，如果没有人运用手册的规则和词汇，手册怎么可能有任何意义？试想一下，地球上所有生命都灭绝了，只有这本手册幸存下来，没有人去阅读它，手册就仅仅只是一件物品而已。
综上所述，手册中的规则被用来书写中文时，是没有意识和意义的；但是后来用英文书写，因为人的意识活动的参与，使交流有了意识和意义。塞尔认为，上述两者的区别在于：手册只是规则的集合，而意识和意义是靠人赋予的。所以意义——确切地说是意识，不仅仅是程序或一系列规则，它要求具备更多东西，某些属于我们大脑的神秘、独特的东西，这些是硅片无法拥有的。因此，计算机不可能有意识和真正的意义，只有我们的大脑才拥有意识和意义。大脑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计算机，思想相当于软件，大脑远比计算机复杂。塞尔总结为一句话：“句法规则不等同于意义。”
这个论据，如同之前我提到的其他论据一样，其推理过程表面上看起来无懈可击，但事实上其推论诉诸我们的直觉。塞尔希望、甚至请求我们摒弃这样的想法：这本小手册包含着意义和意识。大部分人可能会凭直觉认同这样的想法：在实验房间内没有产生中文的意义和意识。但这只是我们的直觉，不是真实的，也不具有说服力。
仔细考察这个实验的具体细节，就会发现漏洞。塞尔在中文屋思想实验中对我们玩了两个把戏，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就像一个出色的魔术师用敏捷的手法令我们看不出戏法的玄机。
首先，事实上在房间里的是一个完全具有意识的人，塞尔在这点上明显误导了我们。房间里的实验对象能够理解用英语书写的指令，除了对这个实验的关键要素（他接收和传递的中文字符的意义）一无所知外，他完全明白周围发生的其他事情。我们只是关注实验对象对中文一无所知，并将他对中文的无知夸大到整个房间内没有发生意识行为。事实上，这个实验对象无关紧要，他只是在执行一项任务，即感觉的输入与输出，而这项任务并不一定需要意识的参与。使中文字符具有意义的不是房间里的这个人，而是手册上的规则。这个人完全可以被一个不会说话、没有意识的机器人或计算机所取代，只要它们能够在手册上查找信息，并将结果从输出端口传递出去。我们暂时不再讨论房间里的这个人，接着说说塞尔的第二个把戏。
为了更好理解第二个把戏，首先提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手册懂中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