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盲人摸象那样，人类对自身本性的探索也可以从很多方面展开。以各种当代科学为例，人类学能够将各文化民族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记录成册。生物学能够详细绘制出人类的大脑系统，或基因发展程序，或人性化利基（human niche）中那些必须解决的适应性问题。心理学能够在实验室中诱导人们暴露自身弱点，或详细记录他们在正常范围与超正常范围中的不同表现。文学则能够在那些传奇和故事中，或者仅仅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探索那些永恒的、令人如醉如痴的主题。
我在本书中采用的视角是语言——在词义、语法构式以及它们的使用方法中探讨人性的本质。与其他科学立场一样，我所采取的这种立场在为您揭示出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同时，它自身也存在着盲区。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公共的、数字性的介质。然而，人类的经验则不然，它不仅极具隐私性，而且还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正因如此，我们的语言不得不对人类经验的方方面面加以掩饰：我们的灵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暗示和直觉以及我们的肢体语言，等等。不过，请不要忘记，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人们喜欢彼此教化、说长道短，并对周围人发号施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礼尚往来。作为上述信息的主要交流渠道，语言适应于我们经验中的每一种能够与他人共享的特征，不仅如此，人类境况中很大一部分都在它的权限范围内。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那个家喻户晓的火星科学家吧，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个火星语言学家，就他而言，尽管他确实掌握了一些有关人类语言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知识，但是，仅凭这些知识，他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准确描写我们人类这种物种的特征的。在这一章中，我将为您提供一种语言视域下的人性观，即一种从前面各章节中提及的现象背后自动浮现出来的人性观。尽管前面的很多例子都来自英语，但它们所反映出的却是一些最能体现人性共同特征的现象，因为它们遍布于世界各地毫无历史瓜葛的语言社团。当然，在一种指定语言中，由于词语和语法构式的使用不仅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还取决于该语言所经历的时尚史、战争史以及邻邦史。因此，这些现象可能未必具有完全的普遍性，也未必能直接反映出我们人类大脑的遗传模式；而且有些现象可能只是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与人类生态学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相互作用的产物。不过，即使存在这么多的前提条件，这种语言视域下的人性观依然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一个以独特方式进行思想、体验和相互制约的物种。
人类建构了一种独特的认知世界的方式，然而这种认知方式与世界所呈现给他们的那种感觉模拟流（analogue flow of sensation）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在建构的过程中，他们首先将自己的体验打包进物体和事件当中，然后再将这些物体和事件组装进那些被他们视为真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特性命题里。这些特性是高度图式化的：在从一种情况中挑选出一些方面的同时，它们会将其他方面忽略掉，以便允许同一种情况获得多种方式的建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人们在物质是如何通过空间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却仍然可能在一种指定的情况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原因。
现实中的人类特性是由一个可识别的思想清单建构起来的。这一清单始于一些基本单位，比如，事件（events）、状态（states）、事物（things）、物质（substances）、位置（places）以及目标（goals）。它也详细地说明了上述这些单位的基本工作原理：进行（acting）、前进（going）、改变（changing）、存在（being）、拥有（having）。通过致使（causing），或使能（enabling），或者防止（preventing）另一起事件的发生，一起事件可以被看作是对另一起事件所发挥的作用。一次行动可以被人们目标明确地发起，尤其是那些针对运动目标（例如，装干草）或者变化状态（例如，装马车）的行动。物体是按照属性特征加以区分的，比如，人类的或非人类的、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固体的或聚合体的；还可以按照它们沿着空间的三个维度的不同分布情况加以区分。事件被看成是占据了一段时间并相对于彼此而进行的排序。
上述每一种观点均基于一种独特的解剖学原理。人类善于识别各种独特的个体，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地归入到一个个范畴中去。不仅如此，他们还能辨别出哪些是捕获了一种个体本质的稳定范畴，而哪些不过是偶遇的瞬息万变的表面特征而已。他们的心灵深处隐藏着一个变焦镜头，既能够追踪一个实体的组成物质（比如，塑料材质），也可以反过来追踪这一实体的边界（比如，一只杯子）。换言之，一种物质既可以被视为一种连续介质（continuous medium），比如，苹果酱；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由内部成分组成的集合体（aggregate），比如，鹅卵石。
尽管人类对较大的数量也能作出粗略的估量，但他们所拥有的数字概念却十分初级，它仅能区分1、2和许多。人类不仅要利用这种粗劣的定量法对物体进行计数（例如，单数、双数、复数），而且还要利用它对事物进行空间定位，例如，at（在……地方）、near（在……附近）、far（远处）；以及时间定位，例如，present（当前）、the recent past（近期以来）、the remote past（遥远的过去）。
在思考一个实体所处的位置，或它的属性，或其运动和变化的方式时，人们往往会从整体的角度去设想，将其想象成一个难以名状的团儿（blob），或者一个没有内部成分的点（point）。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物体要么被视为位于某一位置上，要么被当成一个移动的整体，要么被想象成拥有弥漫其中的某一特质；又或者从一种状态整体地转变成另一种状态（例如，一辆装满干草的马车或一个飞满蜜蜂的花园）。当然，人类还能用一个物体的组成部分来指称整个物体，并将它们之间的关联方式进行注册，就像表达式the bottom of the wagon（那个马车的底部）或者the edge of the garden（那个花园的边缘）。而当他们所思考的这个物体恰巧是人体时，另外一个实体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实体就是“人”，请注意，这个“人”既被认为其自身“就是”自己的身体脏器，又被认为是自己身体脏器的“拥有者”。因为人类所拥有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器官和有形动产，他们还拥有自己的思想（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传达彼此的思想）和运气。
当人类用肉眼或心理意象来观察世界时，物体和事件往往被他们置于一个空间连续介质（continuous medium of space）中。不过，这并不是他们领会物质世界的唯一方式。在另一套心智系统下，人们并不认为空间处于匀称的坐标系上，这里所谓的匀称坐标就是标尺、分角器、测量水平仪等呈现出的那种坐标；相反，他们将一个坐标系强加于一个引用对象（reference object）上，然后相对于该坐标系定位出一个图形（figure），比如，in（在……里面）、on（在……上面）、above（在……上方）。此外，人类还能够利用地球、自己的身体或者一个凸显的物体对一个坐标系进行调整。不仅如此，为了能以多种方式对一个物体的位置进行推测，人类的心智还能在这些坐标系之间来回切换。这些参考坐标系均能十分清晰地区分上与下、前与后，但当它们对“左与右”进行区分时，却表现得十分不尽人意。就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关系而言，人类轻而易举便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拓扑关系（topological relationships），比如，一个物体是靠近还是隶属于另一个物体，或位于另一物体内部；再如，这个图形是在其背景的上面（on）还是在其上方（over），距离它是远（far）还是近（near）。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变焦镜头允许这些空间概念以任何规模加以应用，它们小至亚原子的概念，大到浩瀚的银河系的概念。
人类心智能够将物体溶解为图解模型（schematic models），而这些模型则由延伸至某一数量维度（例如，一维、二维、三维）内的类物质（generic matter）构成。与其中某一种或多种维度相符的物质可以被一条边界分割，也可以被无限期地放出，或者保留一点与自己黏着的相邻物质（adjacent matter，例如，丝带、横梁、台面板）。这种几何学同样可以应用于将一大块物质从周围的空间中分离出来的界限上（就像物体的末端、外壳、边界），也或者应用于一块物质被掏出后留下的空缺上。当人们以空间方式进行思考时，构成一个物体外形的轮廓、角度和长度会渐渐融入到背景中，这就是为什么“横穿”既可以用于一只手，也可以用于一个地区的原因。当然，当人们将该物体归类到一个由名称标签的范畴中时，它的外形特征依然能够重新返回到人们的意识中。空间思维方式完全是为满足人类操控事物的需求应运而生的，所以，仅凭几何学是无法对其进行完整界定的，换言之，它的界定还需要借助于诸如安装（fitting）、支撑（supporting）、容纳（containing）、覆盖（covering）等直觉物理学（intuitive physics）知识以及人类使用这些物体的其他方式。
尽管人类的意识以一段连续的时间流为媒介，但它并不是人类的语言思想在处理时间上所采用的真正方式。事实上，在人类语言思想的大脑分区中，时间被大脑处理成了空间的一个维度，而事件则被理解成沿着这一空间维度排放的原材料（material）。时间可以被看作是人们行进的一条道路，或是从人们面前走过的一支游行队伍。时间并不是用秒表或日历来计算的，实际上，它被我们的心智分解成了若干个离散的区域。人类倾向于采用三分法来划分时间：一段是心理上的现在（一段大约持续三秒钟的意识时刻），一段是无限期的过去（有时，它还被进一步区分为最近的过去和遥远的过去），还有一段则是不确定的未来（有时，它也被进一步划分为不久的将来和遥远的将来）。过去和将来这两个概念通常并不属于纯粹的时间概念，它们沾染了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过去（the past）被并入了实在（the actual）这一概念中，非过去（nonpast）被并入了假设（the hypothetical）这一概念中，而将来（the future）则被并入了可求（the willable）这一概念中。处于这类心智时间线上的事件被设想成挤出来的时间物质（time-stuff）：就像真正的物体那样，它们可以是点状的，也可以被拉伸；它们可以有脆弱的界限，也可以无限定地淡出；它们既可以由一起单一的事件构成，也可以由一些重复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集合体构成。换言之，人类的心智变焦镜头既可以对准一次行动的微观性质，如过马路；也可以将整个事件尽收眼底，如穿过了马路。与这种心智卷尺的原理相同，心智秒表也是以人类目标为参照校准的。当一种行为被视为一起人为事件时，它会表现出一种运行方式；而当这种行为被视为天灾人祸时，它则会表现出另一种运行方式。每当人们心生愿望，这个心智秒表便开始运行；而每当人们如愿以偿，它便悄然停下脚步。
人类往往将一些事情视为自然发生，而将另一些事情看成是人为所致。在对因果关系进行评定时，人们所依据的并不只是及时事件间的关联，或是对相反情况的反思（例如，如果当初是另一种情况，又会怎样呢），他们更多依据的是自己对一种推动力（impetus）的直觉，这种推动力由一个主动发起运动的强势施事者发起，并由它强加给一个宁愿留在原地不动的弱势实体。各种推动与抵制的心智动画变体又催生了人们对协助（helping）、妨碍（hindering）、防止（preventing）以及允许（allowing）等行为的直觉。
处于一个因果链上的第一个链接通常被识解为由一个施事者（agent）所发起的一次行动（action），这个施事者通常是一个人。人类通常采用行为方式、行为后果，或两者的结合体来划分行为类型。通常情况下，人们关注的是一种行为后果到底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是直接产生的还是在施事者的干预下产生的，是该行为的手段还是其最终目标。不仅如此，他们往往还会站在道德立场上对这些差别进行诠释，并坚持主张，凡是自愿的、刻意的直接肇事者均应受到法律或道德的惩罚。
正如英国诗人多恩所说，这世界上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们利用各种心智艺术品（mental artifacts），如各种名称以及其他词类，丰富着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些艺术品都是他人心智加工的结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中，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文化，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它的语言。尽管词语这类心智产品普遍存在于社会群体中，但它们最初必定源自一个做好事不求回报的始创者的心智，而他原创的心智产品能否流传下来则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它们对其他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连接了那个始创者与他周围的人的势力网络。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这类艺术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它们的消费者，这一点在给婴儿命名上显得尤为突出。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在自己究竟应在这一势力网络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矛盾，具体来说，他们常常会在是该随波逐流还是匠心独具这两种欲望间进退维谷、举步维艰。
当然，人类并不只是一味地玩味自己的想法，他们也为自己的想法付诸情感。他们敬畏神明，敬畏自己的身体和财产，敬畏自己所能控制的超自然领域。他们害怕疾病、死亡和衰弱。他们厌恶自己身体的分泌物。他们对各种情色都充满了欲望。他们憎恶敌人、叛国者以及地位卑微的民族。与上述这些想法同样令人生厌的是，他们还愿意强加于人，他们时而会威胁或诋毁他人，时而又希望备受他人关注，有时甚至会表现出心甘情愿地容忍这些想法。在人们度过的每一天中，他们都会对自己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尤其是那些沮丧与挫折，给出极富情绪化的反应，有时他们甚至还会向他人宣泄自己内心的愤懑。
在人类社会中，人际关系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维护“面子”竟能让人们在谈判或冲突中固执己见、决不妥协。此外，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与他人的团结、沟通也表现得十分敏感。当人们与自己的伙伴在一起时——通常是他们的亲属、爱人和朋友，他们会资源共享，并不计代价地相互支持，以此来感受那份浑然一体的直觉所带给他们的情感共鸣和亲密无间；而在与其他人交往时，有时甚至会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谋取优势或炫耀自己的地位，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权威或影响力。此外还有一些人，就这些人而言，人们只是怀着一报还一报的心态，与他们进行商品和服务等方面的交易，或者与他们平分责任与义务。
在对人际关系进行投资时，人类总是带着一种道德的色彩。当由于疏忽而违背了某种关系逻辑时，他们会感到非常内疚，也极其鄙视那些故意违背这种关系逻辑的人。人际关系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人们清楚地知道，不仅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类型，而且其他人也知道他们了解这一点。这使得人类对那些公然承认违背这种关系逻辑的行为，比如，威胁、提议、要求或侮辱等公开行为，表现得十分敏感。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常常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有时是迫于生计，有时则是为了重建一种社会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处理一件与此大相径庭的公事时，人们也希望尽量去维护那个维系人际关系的共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不惜花言巧语，又或者恶语相加、威逼利诱。
任何一种人性都会令那些满怀希望的人们忧心忡忡，因为它们似乎为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它们相互影响的方式设置了限制。人们不禁会问：“生活真的不过如此吗？”（Is that all there is?）[22]“难道我们注定只能从一个数量有限的选项菜单中来选择那些我们能够想得到的想法、感受得到的感受以及生命游戏中那些规定了的玩法吗？”
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寓言”中，我偶然发现了人类这种焦虑的发祥地。这个寓言故事是这样的：一些囚犯被镣铐在一个洞穴里，他们的头和身体都被紧紧地锁在了一起，除了洞穴的后壁之外，他们什么也看不到（见图9-1）。洞穴的样子看上去很像动画片《摩登原始人》（The Flintstones）中的剧场，在剧场的舞台上，放映师们举着一些剪贴画和玩偶，舞台的背后放着一堆火，火光将那些剪贴画和玩偶的影子投射到洞穴的后壁上。对于囚犯们来说，墙壁上放映的这部电影就是他们所了解的全部世界。那些被他们当作物体的东西实际上只是它们的投影而已，而且，即使他们设法逃离了这个洞穴，外面光明世界中的物体也会令他们头晕目眩、眼花缭乱，因为他们的眼睛早已习惯了洞穴中的暗无天日和墙壁上的那些阴影。在这则寓言的一种解读本中，山洞被解读成我们的头骨，而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了解只不过是心智为我们呈现的一些朦胧的表征而已。
图9-1 柏拉图的“洞穴”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都在设法寻找隐藏于语言的含义和语言使用之中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关系的主要类型。难道它们就是一直禁锢着我们心智的洞壁幻影吗？不幸的是，本书中的许多讨论都加剧了我的这种恐慌，因为它们警示人们，概念语义学的机制将会使我们永久地承受来自各种推理谬论和我们自身机制的残缺的伤害。
在限制人类理性的多种因素中，最突出的当属人们的框架能力，换言之，人类利用不同方式框架同一事件的能力允许他们仅仅凭借一个行为的一种描写方式（例如，“确保收益”与“防止损失”）就可以改变自己对该行为的看法。另一种限制因素来自于我们运用的概念本身，尽管它们在工具制造和日常协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们却很难被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构造的这个全新的概念世界。举例来说，人们习惯于以整体的方式来看待一个实体，这种倾向使得他们对两个群体之间在力量上的悬殊差别感到迷糊不解；人们将财富理解为只能出现在同一时间和地点的实物商品，这种观念使得他们对数字媒体新兴市场的调控力不从心；人们将运动设想成一种拮抗力对主动力的推动力所造成的变化，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他们对普通物理学心存疑虑（例如，人们本能地认为，飞行中的球具有一种推动自身向前运动的动力）。不仅普通物理学，人们对进化论的理解也同样不堪一击，就连那些自称信仰达尔文主义的人也都认为，生物体是应需而变的（就好像它们是追踪目标的施事者一样），而且，同一生物种群中的所有成员的进化都是同步发生的（就好像该物种具有整体发生改变的性质一样）。人们将人类看成是无因之因的施事者，他们能对受事者产生台球碰撞般的即刻影响，这种认知方式的后果就是，他们对大脑中各种原因的更好理解和对世界复杂因果关系的深入考察，却搞得法官和陪审团们一头雾水。
正如物理世界中的这些自然概念，人类社交界中的自然概念同样能够迷惑它们赖以蜗居的心智。在山野村间式的面对面原始交际中，人类拥有的为人处世的本能策略（比如，集体性、支配性以及互惠精神等）可能还行得通；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正式竞技场中，它们却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对于社会体制来说，裙带关系与任人唯亲始终是一种驱之不散的威胁，权力之争也在不断地威胁着我们的民主政治。人们对互惠原则所寄予的厚望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正确理解中间商们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的研究表明，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中间商们——零售商和放债者，从未真正摆脱过遭人鄙视的困境，因为他们既不直接生产，也不直接进行等价交换，他们手中的唯一商品或周转资金就是利润。当一些少数族裔专攻中间商利基时，他们会被视为“吸血鬼”，尽管他们在当地经济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也终究不可避免地成为遭人迫害，甚至屠杀的目标。法律学者蔡爱眉（Amy Chua）在《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中指出，自由市场民主体制的对外输出很可能会引发种族仇恨以及全球动荡的局面，因为自由市场为中间商利基打开了一扇大门，这些少数族裔的繁荣将会激起那些困惑不解的多数民族的极大愤慨。
此外，人类倾注于语言中的情感同样能将人们的视线从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重新带回到我们心智的洞穴中来。那些经过情感粉饰的词语在不经意间所表现出的感染力足以让人误以为，它们绝非是一些简单的、任意的规约组合，相反，它们是魔法无边的咒语。从哥白尼天文学说到进化论，那些似乎挑战权威或威胁社会安定的科学发现无不引来嘘声一片，仿佛它们公然冒犯了社会或家庭而招致谴责和定罪。还有一些迫切需要处理的技术问题，如美国社会安全系统，始终是美国政治中的第三轨问题，任何触及此类问题的政治人物都将付出惨痛代价。再比如，反对党可以将自己的任何一种解决方案框架为“为了我们长辈的福利”（或者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退役军人），目的是给人一种与家庭和朋友相关的亲切感，而不仅只是为一个三亿人的国家制定政策。
尽管语言暴露了人类思想洞穴中的那堵后墙，但它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逃离这个洞穴的冒险路径。不管怎么说，逃离了洞穴的人们毕竟亲眼目睹了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尽管人类有种种缺点和不足，但我们毕竟争取到了自由民主制的自由、技术经济带来的财富以及现代科技中蕴含的真理。尽管我并不相信我们终将迎来一个乌托邦式的万事都会迎刃而解的认知世界，但我却坚信，人类心智的确有办法超越那几幕反复重现的洞壁幻影。事实上，在设法摆脱自身认知和情感束缚的道路上，语言为人类敞开了一扇最明净的窗。
接下来，我将为你介绍几种人类逃离自身心智洞穴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所谓的“概念隐喻”法。人类首先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空间、时间、因果关系和物质等概念工具腐蚀掉那些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如铅一般的物理材料，然后再利用残余下来的框架去认知一些难以想象的主题。举例来说，人们可以指派一个处于某一位置上（at a location）的物体的空间概念，然后将它用于对处于某状况下（in a circumstance）的一个实体的理解。例如，从底特律到芝加哥，从恶劣到更恶劣（即每况愈下）。他们也可以指派一个发力的拮抗力概念，然后再将其用于其他类型的因果关系，比如，社会压力或内部冲突（关上抽屉→逼走安妮）。这类抽象的认知方法合在一起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表达、一个变量值、一种原因及其结果的手段，换言之，它们为人类框架科学的基本规律提供了足够的概念机制。此外，人类还拥有很多相互关联的隐喻，而且，他们还可以将这类隐喻应用到更加复杂的思想集合上去——例如，将爱情比作旅行、将辩论比作战争、将政治立场比作束缚，等等。这些隐喻并不只是文学上的修辞手法，它们所捕捉到的是因果关系网络上的深层对等关系，人们使用它们的目的也绝不只是为了简单的交流，而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认知推理。
第二种方法是语言的“组合力”（combinatorial power）法，即对“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通过这种组合力，词语可以被编辑成短语和句子，而它们的含义则可以从词义以及它们在语句中的组合方式推导出来。语法的组合方式反映着思想的组合方式，每个短语都表达着一种复杂的思想。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之所以没有提及语言的这种无限组合性问题，是因为在我之前所著的有关书籍中已经对此问题做过系统的讨论。不过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提醒读者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与生俱来的概念和关系资源如此有限，但正是语言、思想所具备的这种组合优化的特点才使得人们可以酣畅地玩味那些人类的突发奇想，就好比我们在星巴克点餐一样，即使你只想点一杯咖啡，你也可以有数十种不同的选择（比如，杯子大小的不同、烘焙方法的不同、咖啡因含量的不同、是否加糖以及糖浆的种类、咖啡的冲泡风格、牛奶的种类，等等），作为心智的拥有者，人类就是凭借着对物体、事件、原因以及目标等概念进行组合的天赋，为自己编织出了无数五花八门的奇思妙想。
为了彰显这种超强的语言繁殖力以及它所传达的各种思想，语言学的传播者们争先恐后地设计出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方法。我最喜欢的是一家网站，人们在那里上传了各种他们在办公室、地铁和其他地方不经意间听到的奇闻趣事。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些真人的真实话语片段（没人能编得出来）更能彰显人类心智的超强组合力了，它们是心智组合力的最佳广告词，因为从中体现出的生生不息的动力简直让我们这些之前不善于脑筋急转弯的人瞠目结舌。
售票员：各位乘客，请不要用您的贵重物品或孩子拦挡正在关闭的火车门！
女孩#1：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不应该杀人”（Thou shalt not kill）。
女孩#2：那不是莎士比亚说的，那是上帝说的。
办公室的同事：从现在开始，我要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了，我会称呼自己为“一个愤怒的中国寡言人”。现在这个愤怒的中国寡言人对你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
一个正在打手机的人：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你不在家。你去哪里了？什么？去结肠镜那儿了？他至少也得给你买束鲜花，再说点下流话什么的吧？哦，对不起，是，我是有点不靠谱了。不说废话了。哦，哈哈，不就是开个玩笑么，又不是故意的。别……别，对不起，喂？喂？
当你将这两种资质，即隐喻力和组合力结合在一起时，思想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ought）就可以被用于构思和表达人们源源不断的思想了。不仅如此，在设法理解某些事情的过程中，人们还能够发现新的隐喻，进而将它们组合到更新、更复杂的隐喻和类比中去。
当然，这些能力同样可以滋生出源源不断的“坏”思想。幸运的是，其他心智天赋也赋予了人类区分善恶的方法。在思考问题时，人们并不会将自己的思想禁锢在一种单一的隐喻上，他们完全可以在各种隐喻间来回切换，以便筛选出隐喻中各种概念关系与有待解决的问题中所涉及的事物之间的最佳匹配。这种切换可以由一种核心直觉来驱动。人们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词语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种种情况的，并不仅是一些陷于自我指涉的定义（正如我们从人们对名字语言学的直觉中所感受到的那样）。基于类似的方法，人们可以将命题看成是“客观意义上”的真或假，而不仅仅是他们认为的真或假，正如我们从人们对叙实动词（factive verbs），如“获悉”和“知道”的直觉中感受到的那样。人们对一些问题的直觉，比如，思想到底能否指向外界的真实事物，再如，他们对世界的信念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仅仅只是信念而已，能够促使他们去验证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因果结构所进行的类比的可靠性，进而删除类比中与世界本来面目无关的特征，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解释性的特征上。
毫无疑问，这两种天赋的结合并没有使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获得发现真理的必需手段。不仅每个个体的心智要受到经验和独创性的限制，就连整个社团的集体心智也不能齐心协力、集思广益，除非他们出于这一目的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中的分歧常常会威胁到人们的面子观，这就是为什么礼貌交流总是围绕着大家共同认同的理性话题，比如，天气、官僚机构的腐败无能、航空公司的劣质服务或集体宿舍的伙食，等等。为了满足人们对礼貌共识的渴望，那些负责对知识体系进行评价的团体，比如，学术界、商界、政府及新闻界等，不得不寻找变通的方法。举例来说，在学术讨论会上，当一个学生指出大会发言者的实验中存在某种问题时，我们总不能因为发言者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或者因为他为了这个实验呕心沥血，又或者因为指出问题会伤害他的感情等因素就让那个学生闭嘴吧。不过，在基于权力或合作的日常交往中，上述的顾虑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不仅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就连在社会关系领域中，我们同样需要将自己的心智模型从为它们量身定制的先验领域中解放出来，并以全新的组合形式将它们隐喻性地应用到手头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事实上，人们很清楚自己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差别无非在于它们对商品和社团关系类型的不同分配方式上。在以科学和其他知识驱动的社会关系中，人们必须以社团心态来看待被当作共享资源的正确思想，与这种心态相比，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驱动下的社团心态则更加自然一些，它们将思想看作对个人性格的反应，或是自愿维护公共关系的社会成员们的内在需要。这就是科学和知识驱动下的社会关系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截然不同之处。在科学与知识驱动的社会关系中，人们对思想的评价必须与自己的权威意识截然分开：系主任们有权要求获得更大的办公空间或更高的工资待遇，但他们却不能强迫同行默许自己的理论学说。科学上的公开辩论和同行评议就是建立在这些全新的关系原则基础之上的，此外，它们也为其他正式机构中的相互制衡和问责体系奠定了基础。
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人们就可以朝着洞口的方向摸索前进了。在初等教育阶段，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通过体验粗略地增加着与计数序列中的数词顺序之间的类比关系，将自己原有的数字常识从“1”、“2”、“许多”扩展到对较大数值的估量。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在导师的鼓励下，学生们将人口看成是一个个体集合而不是一个整体数字，借此，人们对统计学或进化论的错误认识得到了纠正。此外，教师还会鼓励学生重新看待金钱，将它从沿着一条时间线发生变化的东西看成是能够改变价值的东西，或者将它看成是可以进行继续投资的利润，这种思维方式能够改掉人们之前对民俗经济学的错误理解。在科学与工程学领域，为了搞清楚研究对象的本质，人们设想出了多种类比（比如，油漆刷是一种泵，热是一种流体，遗传是一种代码等），并将它们应用于其他类比（例如，性选择就是一个同时放置了加热器和冷却器的房间）。如果细致地解读这些类比，你就会发现，它们绝不仅仅是一些诱人的框架，事实上，它们起着实际理论的作用。它们提出的是可以验证的假说，而且，它们还能催生出新的发明与创造。在机构管理过程中，为了强化社会公开与问责，政府会不断地提醒它的公民，他们个人生活所依据的那些有关真理的直觉——他们对欺骗、误导或诱惑的抵御等，在更大的社会竞技场中同样有用武之地。因为这些提醒能更正人们在禁忌、礼貌共识、服从权威等方面的自然倾向。
当然，发现这一切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凡事都依赖于自己的感官，人们很容易倒退回原始的直觉概念的方式。这使得教育在科学民主制度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它甚至还为教育提出了一个目标性的口号（一条当今高等教育中令人极其难以捉摸的原则）。教育的目标是设法弥补人们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认识缺陷。教育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设法为一个空白的大脑植入了多少抽象的概念陈述，而在于它是否能设法捕获到那些本应属于我们自己的心智模型，是否能将它们以选择类比的方式应用于新问题的解决以及是否能将这些类比重组进更新、更复杂的概念组合中去。
来自语言的这种观点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我们所赖以蜗居的心智洞穴，它还为我们指明了逃离这一桎梏的最佳途径。借助概念隐喻和组合优化，人们完全可以对支配人类事物的新思想和新方法进行认真思考和细细玩味。即便我们的心智仍在那些构成人类思想本质的事物（例如，主动力与拮抗力；点、线、面；行为过程与最终结果；神、性与排泄物；怜悯、尊重与公平；等等）之间不断闪烁，我们也一样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THE STUFF OF THOUGHT
译者后记
史蒂芬·平克，哈佛大学约翰斯通家族心理学教授，2004年《时代周刊》全球百位最富影响力人物之一。平克教授公开发表的专著有6部之多，其代表作包括《语言本能》《心智探奇》《词与规则》《白板》等，《语言本能》一书更是被定为剑桥大学语言学专业必读书目。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部《思想本质》融合了平克教授畅销著作中的两大主题——“语言”和“人性”。作为一部关于语言的探索之作，它不仅为《语言本能》（关于语言机制的问题）和《词与规则》（关于语言基本单位的研究）两部专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本书也是平克教授关于人性及道德、情感和政治本来面目的三部曲的终结之作，另外两部著作是《心智探奇》和《白板》。在这个三部曲中，《思想本质》所探讨的主旨问题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是如何透过光鲜亮丽的语言外衣来识破隐匿其中的虚伪的人性本质的。书中，平克教授引用了大量生动的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平克教授意在告诉人们，人类思想，甚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隐喻，无一不源于诸如物质、空间、时间和力等这些大脑中的原始概念。总之，他希望人们相信这样一个事实：语言是观察人性的窗口。
萌生翻译这部著作的念头是在2012年去英国访学期间。记得当时，每当夜幕降临，闲来无事，我便会流连于Youtube和TED网站上，乐不思蜀。也正是在那里，我“结识”了史蒂芬·平克，为他那旁稽博采、深入浅出、妙语连珠的演讲风格深深吸引，不仅如此，他的演讲总能将我的思绪送回到我的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梅德明教授的课堂上，要知道，那正是我所钟爱和毕生追求的学术风格！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翻译一部完整的著作，历时整整一年的翻译工作于我而言是一段痛且快乐的经历。翻译一部优秀学术著作的念头和想法早已有之，但当真的做起来，的确是需要勇气。从开始着手翻译工作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熬更守夜，废寝忘食便成了我国外访学生活的主旋律……
正如读者所见，平克教授的语言风格诙谐幽默，阐释观点的方式旁稽博采。囿于本人的翻译经验和水平，唯恐不能将原作的风貌准确生动地呈现给读者，译文初稿完成后，梅德明老师对译稿多次通篇审阅，并做了大量的修订完善工作。我们力求做到译文的术语前后统一，语言风格贴近大众化，表达方式言简意赅。
能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感谢我所在的哈尔滨师范大学给予我的这次出国访学机会，否则，也许就不会有这部译著的问世。感谢宁夏大学丁志义教授在数学和物理学术语翻译方面提供的帮助。感谢我的同事徐畔博士对译稿细致入微的阅读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作为亲密的挚友，我特别感谢她在那段日子里给予我的极大的耐心和专注的倾听，还有彰显着我俩友情的无私陪伴。我的研究生隋亚男、狄雅、刘玉、徐爱迪、王婷、傅雪、李知博、魏晓、张英杰、刘月等分别对译著进行了认真的校对，这里一并表示感谢。当然，还有我的丈夫曹儒和爱子曹一轩，感谢他们对我的爱护、理解、宽容以及对我所孜孜追求的事业所给予的鼎力支持。
衷心希望这部倾注着我们心血的译著没有让各位读者和平克教授失望。能有机会翻译这样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我心存感恩。学海无涯，译域无疆。译文中的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但也只好暂付阙如，翻译工作永远会存在着遗憾，真诚欢迎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张旭红
2015年5月11日
于西语楼421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