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语言使用方面玩的游戏绝不是轻率的。语言游戏均遵循这样一条规则：交际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活动。人们以言行事——他们毛遂自荐、发号施令、威逼利诱、觅爱寻欢，而且他们的言语行为必定会影响到与他人的关系。人们谨慎地推敲言辞，因为他们的言辞必须同时完成两项任务：传达人们的意图、维持或重新协商他们与自己同伴的关系。
那么，人类这种避实就虚的话语习惯到底是人类心智的设计漏洞呢，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合理性（即预言任何一个社交者都将参与到间接言语行为中的合理依据）呢？乍看起来，这一合理性似乎不太可能存在。人类拥有语言的全部理由就是要传达信息，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很显然，语言所传递的信息越多越好。也许有人会天真地认为，了解某事总比不了解好，这就好比富裕总比贫穷要好是一样的：如果你很富有，你就可以把钱送给别人，然后成为穷人。如果你了解某事，你就可以决定不去理睬它。
无处不在的电子媒体让现代人饱受信息超载之苦，当然，这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老生常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认知科学家一直喋喋不休地提醒人们有关人类大脑在信息加工方面的局限问题。一些学者辩称，格莱斯的合作准则是对交际中信息流的一种管理方法，它最大化了可用知识的传输率。
遗憾的是，最终造成人类这种避实就虚的话语习惯的原因却很可能源于信息所带来的另一种危险——并不是信息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信息内容的毒害问题。所谓“理性无知悖论”（rational ignorance）是指，不管人们需要多少信息大脑都能分清良莠地全部容纳，但对于一个理智的头脑来说，总会有某些信息是它所不希望接受的。
有时我们会有选择性地不去了解一些事情，因为我们能够预感到，它们可能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一种无法控制的影响。心理学家戈尔德·吉格瑞泽（Grerd Gigerenzer）在论证其“不可或缺的无知定律”（Law of Indispensable Ignorance）时列举了一些理性无知的实例。比如，人们在还未来得及观赏一部电影或阅读一本书之前，一般会刻意避开相关述评，因为它们很可能会泄露故事的结局；假如一个球迷手头上有一盘一场篮球赛的实况录像，他通常不会去收看相关媒体的报道，以便让自己带着悬念去观看赛事的结果；在孩子出生前，许多准父母都选择不去了解胎儿的性别，而且在一些国家里，由于对女婴实行选择性堕胎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泄露胎儿性别的信息被法定为犯罪行为；对于为数不少的家庭来说，假如不做DNA测试的话，那些与子女毫无血缘关系的名义父亲们很可能会非常快乐地享受着天伦之乐；父母本身有亨廷顿氏舞蹈症的孩子往往会拒绝做遗传基因的检测；而绝大多数人宁愿不去想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
人类心智系统选择性无知的另一个原因是，假如我们的心智系统生来就是个公正的决策者，那么，哪怕一丁点儿额外信息都可能会令它有失公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法庭不允许陪审团事前了解有关被告人的犯罪记录或者警方通过非法手段所获取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要通过双盲研究来试验药物有效性的原因，即他们不会让自己知道哪些人将其作为药物服用、哪些人将其作为安慰剂服用。学术论文的手稿审阅也都是匿名进行的，无论作者的身份还是评审人的身份都要被隐去。行政合同也是通过密封投标的程序进行招标的。
不过，真正可以用来解释人们为什么总是避实就虚这一问题的，还是那类源于奇爱博士困境的理性无知，这类理性无知的特点是，人们的理性能够转而抗衡自己，而针对这种情况的唯一对策就是知识的单方面裁军（这是另一组由谢林首先提出的悖论）。如果人们无法接受威胁，那么他们就能过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做了坏事的孩子会避开父母的目光、目击证人会被单独监禁的原因。我有个同事，他因为听不懂歹徒操着浓重口音的威胁，所以依然留着一件漂亮的夹克，过着自己的精彩生活。一个人如果知道的秘密太多，那么他就很容易受到一些想打探这些秘密的坏人的敲诈，甚至可能受到会杀人灭口的凶恶歹徒的伤害。因此，不去看绑匪的脸，这对遭绑架者来说是件好事；外交使者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会刻意让自己远离那些高度机密的信息；反间谍电影中有一句老语：“我可以告诉你真相，不过那样的话，我就必须杀了你。”在协调博弈中，人们知道得越少就越有优势：假如两个朋友正在商量去哪家餐馆就餐，手机突然没电关机了，那么，关机前一瞬间提议去的那家方便自己的餐厅的一方就可以少走些路。
仅仅被问及某些问题也同样能置人于不利的境地，因为如果一种回答是具有破坏性的，那么另一种回答就会是一个谎言，而拒绝回答事实上就等于承认这个问题只有这两种答案。根据《美国宪章》第五条，即《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修正案》的规定，证人有权拒绝回答问题，不过，如果这样做了，他们往往会遭到公共舆论的谴责。当某个显赫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并急须选拔能胜任的人才时，候选人一般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想要竞聘上岗，因为万一消息传到别人的耳朵里，他将会被对手轻松击败；不过，他又不能说自己不想争取这个位置，因为如果那样做，他会丧失取胜的机会。候选人甚至连“无可奉告”也不能说，因为如果对这个职位不感兴趣，那他们为何还要参加竞聘呢？在最近一次对哈佛大学某学院院长人选的物色期间，新闻媒体发现，那些有望取胜的候选者突然神秘地（难以置信地）与他们的助理失去了联络。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过很多有关相互知识将负面信息转换成面子威胁的例子。很多作者拒绝阅读那些对他们不利的评论，这样他们就可以诚实地说，他们因没有读过而无法答复。还有一些作者，他们甚至不会去阅读“任何”评论，唯恐看到熟人对他们自己设法回避的东西作出最差的评论。
如此说来，知识完全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一个理性的心智很可能会被迫以理性的方式运用它，这会令恶意或粗心大意的语者运用我们的知识来对抗我们自己。可以说，人类语言的表达力令人喜忧参半：在满足了人们好奇心的同时，它也让人们了解了他们不欲了解的东西。语言不仅是通往人性的一扇窗户，它更像是我们身体上的一段瘘管：一块将我们的内心世界暴露于危机四伏的外部世界的对外伤口。难怪我们如此期盼人们用优雅、含蓄以及其他形式的欺人之谈来粉饰他们的言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