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行贿一个餐厅领班如此令人提心吊胆呢？最多不过遭到他的拒绝而已。是因为行贿会让人感到不道德吗，可这又是为什么呢？在寄包裹、坐头等舱出行以及从事其他商业行为时，为了享受更好的服务，我们会支付加速服务费。生活中，我们要向许多人支付小费，如出租车司机和导游。但不知何故，人们觉得领班向我们索取的却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关系，这与其他那些无可非议的补偿交换完全不同。偷越雷池的企图会让人感到无地自容，甚至道德败坏。
人类学家阿兰·费斯克（AlanFiske）提出了一个广义的人类社交关系理论，该理论为我们展示了人们彼此间的各种类型关系以及维系各种关系的思想、感情和社会实践。就像布朗和列文森的礼貌理论那样，费斯克的人类社交关系理论也对礼貌进行了分类。其中一种关系类型围绕的是团结，而另一类则围绕着权力。不同的是，费斯克认为，这两种关系类型有着迥然不同的逻辑，它们并不是那枚被称为“面子”的硬币的正反面。在此基础上，费斯克还补充了第三种关系类型，该关系类型聚焦于社会交易（socialexchange）。费斯克主张，这三种关系类型根植于人类进化史，每种类型均本能地适合于人类二分体（human dyads）的某些类型。但是，随着特定沟通渠道的使用（包括语言），我们可以试着将一种给定关系类型的倾向强加到其他二分体上。根据人类学的文献记载，这类商榷行为驱动着许多文化实践活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们似乎激发了间接话语的“可接受性虚伪”（acceptablehypocrisy）。
费斯克将第一个关系类型称为公共分享（CommunalSharing），简称集体性（communality），其潜在逻辑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就是我的”。这也正是礼貌理论中的“社会距离”关系，它是一种由叫作“积极面子”的情感来维护的关系，一种“你所需要的正是大家所需要”的愿望。集体性在血亲之间会自然发生，对于进化生物学家来说，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在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预设着与亲人友善相处的基因都有助于自己在那个亲人体内的自我复制（因为血亲基因的共享），而且这个基因以及它所复制的那些副本必将受到自然选择的优待，并在染色体上占据一席之地。共享的基因遗传并不是唯一的纽基因带绑。一对一夫一妻制的终身夫妇可以使他们的遗传命运合并进入一个单独的个体中，即他们的子女，所以那些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同样也可以造福于他们的子女。此外，共享品位或共同敌人也可以将朋友绑定在一个共同志趣的契约上。假如两个室友在音乐方面爱好相仿，那么每次当一个人带回来一张CD时，就会让另一个人也受益，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珍惜他人的幸福，这是一种关系的社会类比，生态学家称之为互惠共生（mutualism），经济学家称之为正面外部效应（positiveexternalities）。
许多读者认为，进化参数意味着生物体对自己与其他生物体间的相关性的实际预测以及对自己行为作出的相应调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针对基因中的共同兴趣或资源是如何转化为利他行为的问题，就连大多数社会生物学家也思之甚少，他们对待生物体的方式就好像它们只是些程序化地执行自身基因指令的僵尸一般。而实际上，人类心智是将集体性作为一种“情感”和一组“理念”来执行的。“情感”是我们在与朋友和亲人交谈时所收获的那份温暖而舒适的感觉。“理念”由一些概念隐喻组成。其中之一是“团结即身体上的接近”，它是许多有关团结的习语的来源，也包括“社会距离”这个术语本身在内。另一个概念隐喻是“团结即被连接在一起”，我们曾在第4章有关《独立宣言》的分析中遇到过这种概念隐喻（例如，联系、纽带等）。一种尤其能说明问题的隐喻是“团结即由相同的血肉铸成的”。这些直觉进入到那些促成我们和所爱之人唇齿相依的原始行为中：母亲对婴儿的搂抱、情侣间的热烈相拥、朋友间的握手和拥抱、哺乳和性爱时的体液交换、家庭成员以及密友间共同分享美食，等等。
公共分享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即使亲朋好友也不例外，对于那些点头之交和视同陌路的人来说，它就更加难以维系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人都希望不拖累或依靠他人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旦这种愿望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主流，那些不看重亲情与友情的人便会利欲熏心地谋取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团结友爱很难与贪婪的欲望相抗衡。这是一个社团，尤其是其领导人的悲剧，因为那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one-for-all-and-all-for-one）的社会心态能够成就一个更加繁荣强大的社会。假如这种良好的心态能够变成一种人类的本性，那该多好啊！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会设计一些巧妙的思想控制之术，并以此将集体主义的思想灌输、培植进他人思想中的原因。
亲缘关系隐喻是这类思想控制技术常常采用的手段，这种隐喻遍布邪教、宗教、俱乐部、政党以及社会运动等诸多社团中：弟兄会、大学生联谊会、妇女团体、女学生联谊会、祖国、故土、人类大家庭，等等。回想一下，同情礼貌的手段之一就是昵称，比如，那部描写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电影名《兄弟，能给个铜板吗？》（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中的“兄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与其说同情礼貌是一种双方协力保全面子的共同努力，倒不如说它是在陌生人间触发公共情感（communalfeelings）以及在朋友与同盟间强化这些情感的一种策略。
另一项控制技术就是设法强化人们的民俗生物学意识，即人类是由相同的血脉铸成的，我们每个人只是这个强大的超生物体的组成部分。无论在世界上哪个角落，聚餐都是一种最常见的社交礼仪，仿佛人们相信，人就是自己所吃的那些食物一般，所以如果人们吃的食物相同，那么他们就是志同道合的。这种想法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食物禁忌”，这种禁忌以禁止本族成员与邻族共享某种食物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族界。许多部落和盟党（例如，黑手党）的成员会割破手指并将伤口紧紧贴在一起，让彼此的血液流淌在一起，语言中的表达式“热血兄弟”（bloodbrothers）就是由此应运而生的。此外，人们还会破坏自己的身体——疤痕、文身、穿孔、拉伸、锉削、发型设计、割礼以及其他生殖器重塑方式，仿佛这样做后自己的族群就会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物种，至少在生物特征方面有别于人类的其他群体。
处于同一族群中的人还会参与各种同步活动，比如，跳舞、鞠躬、站立、久坐、游行、训练和运动等。远远看去，活动中的人群不再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他们组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这正是被称作“共同命运”（commonfate）的感知法则的结果：共同运动的事物被视为连接在一起的整体。由内而外看去，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自己身体的界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感知的，他们会有意识地驱动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进行运动，然后观察是什么部分参与了这个运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工具、自行车、汽车等是他们自身躯体的延伸，为什么心理学家能用镜子或视频显示器诱导人们相信自己正在自主控制着别人的手，哪怕是自己几年前就已经被切除的幻觉中的手。如果我们将感觉运动心理学的这一点与族群范围的韵律活动结合起来的话，一个人确实可以感觉到自己仿佛是一个公共整体中的一部分。当然，个人界限也可以被打破，当人们共同承受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时，比如，一场饥饿的折磨或者恐怖、疼痛、药物所引起的迷幻状态等。在世界各地的宗教入会仪式上，这类廉价的把戏比比皆是。
通过民俗生物学体验到的集体感还能得到神话及意识形态的强化。人们被告知，他们来自同一个家族、同一个祖先、同一个发祥地、同样的造化或者同一种图腾动物。此外，还有一条人类学的经验法则（ruleof thumb）：一个社会（包括我们的社会），无论何时发起一场匪夷所思的文化实践，其成员都会巧妙地篡改自己的生物直觉，以此来增强他们的集体性。
近年来，一种机制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就是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这种社会机制被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们视为社会基础。无论朋友、家人、夫妻还是宗族都不可能坐下来，口对口地传授那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权利和义务。即使他们使用了语言，也只是公开声明他们之间的一种团结友爱的关系，例如，“我爱你”、“我宣誓效忠于你”、“我完全相信”。人们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对他们的集体性条款的讨价还价。任何对额外报酬和义务的口头描述行为都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在他们心目中是身体上的）融洽感，这种感觉让他们本能地同甘共苦、不计个人得失。当然，当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会诉诸口头协商，协商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夫妻双方的心理治疗到法院裁决。不过请注意，冲突并不是公共关系的核心，而且它常常会让人们感到窘迫和不自在。举例来说，安提亚克学院（AntiochCollege）为1996年迷奸法案所做的一项提案曾遭到美国社会的广泛嘲讽，因为该法案要求当事学生在每次感情升级的时候都要获取明确的口头许可。电影《窈窕淑女》中一首歌的歌词（我曾在第1章中用它来说明与格结构）也反映了人们所喜欢的巩固关系的方式：“不用为我唱歌，不用为我咏诗，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拿出你的行动来！”
人们不仅不喜欢公开谈论他们最亲密的关系，也不喜欢仔细思考它。一个琢磨婚姻条约、父子关系、友谊或所属团体的忠诚问题的人，会被看成是一个无赖、坏父亲、酒肉朋友、叛徒、异教徒或者一个“不可理喻”的人。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禁忌心理学的蛛丝马迹，婚前协议悖论（PrenupParadox）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出于理性的考虑，每对订婚的夫妇都要签署一份婚前合同，合同规定的是婚姻一旦解体，财产的分割情况，因为美国有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然而许多情侣抵制这项建议，他们的做法并非完全缺乏理性的表现。商榷婚前协议这种行为本身让人觉得婚前协议是婚姻不可或缺的，因为假如情侣们的婚姻建立在正确的共同情感基础上，那么，这种协商行为则逼迫他们不得不去思考那些本不应该思考的问题。
第二种关系类型被称为权威等级（AuthorityRanking），又名为权力、地位、自主权以及主导地位。权威等级的逻辑是“别惹我”，它的生物基础根植于动物王国普遍存在的优势等级（dominancehierarchies）。基于体型、力量、资历或盟友等优势，一个生物体向另一个生物体索取资源权，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处于弱势一方的生物体将自己的资源割让，这就等于说，双方已达成了协议，它们就此不会再陷入不可避免的流血厮杀。以这种方式，动物们将自己排列在了一条等级线上。
正如其他公共分享一样，权力的传达同样不以语言信号为主，它主要通过调用对其他生活领域的感受来完成这个任务。就集体性的传达而言，它调用的是直觉生物学（intuitivebiology）；就权威等级而言，它调用的则是直觉物理学（intuitive physics），即我在第3章中探讨过的那些空间、时间、物质以及力的范畴。人在一种支配等级中的排序通常被象征性地表示为时间、空间、大小或者力量的排序。占主导地位的个人（比如，首长、董事长、牧师、萨满、将军等）会在下属面前趾高气扬、出入优先、居高临下（通常在讲台和露台上），他们要么看上去伟岸（借助帽子、盔甲、头饰等）；要么确实身居要职（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往往比副总统高一些）；要么被描绘得更加伟岸（在巨幅肖像和雕像中）；他们有宽敞的办公室、宅邸和巨大的纪念碑。成百上千的隐喻都可以用来表达这种等级关系，例如，首位平等（时间）、铁腕人物（力量）、大亨（大小）、当权派（空间位置），等等。
尽管上面那些在竞技场占上风的可视标志是权威们最抢眼的广告，但它们未必是起初赢得权威的必需品。人类的主导地位与身份紧密相关：对优势资源的占有，比如，天资、美貌、智慧、技能、学识等。而且最终，无论主导地位还是身份都将成为完全取决于他人和自己看法的社会结构。一个人拥有权力的大小取决于他准备索取多少以及他人愿意让给他多少。我认为，这才是布朗和列文森挖空心思但却未能找到一个满意理论的“面子”概念的实质所在（尽管戈夫曼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它）。布朗和列文森的“消极面子”，即不受阻碍的愿望，是对主导地位的一种索取；而他们的“积极面子”有时也被定义为对认可或尊敬的渴望，是对地位的一种索取。（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把它定义为对同情的渴望，但我怀疑那是一种不同的情感，它应该更接近于集体性。）
当我们基于权威来考虑面子时，面子就不仅是对自尊的慰藉，更是一种具有实际价值的社交货币了。在许多人生竞技场中，我们的所得取决于我们的直觉，即我们认为自己有资格索取些什么。在买卖双方进行一笔交易时，总会有一个价格幅度令双方均感到应将交易达成而不是放弃。举例来说，一辆成本为2万美元的汽车，对销售者来说，其最高价值可达3万美元，对卖主和买主来说，只要在这个价差范围内成交，这笔交易就是双方都获利的。不过，在此价差范围内，究竟哪个具体价格能够被商定，这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决心。如果买主能说服经销商自己不能再让步了，那么经销商就会缓和态度并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如果卖方能够说服客户自己不能再让步了，那么客户就得以较高的价格买进。同样，假如有两个人因为一辆出租车或一个停车位发生了争执，赢家肯定是表现得最锲而不舍的那位，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行动上。在上面两种情况中，“表现”（appearances）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在对方不肯让步的情况下，另一方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让步，然后，他会在自己认为对方将会让步的另一个范围内坚持自己的立场。当然，双方均可以利用这种外交冒险策略挑战彼此的勇气，不过，他们因此而付出的代价——甩袖离开，动手互殴，也可能是很大的。有时，借助于第三方的恭顺与尊敬，恐吓和自信便成了具有决胜性的武器。这种恭顺与尊敬可以通过拥有他人所看重的有利条件或者在之前的意志或武力战中屡占上风而赢得。这些武器一旦因公开挫败或者众目睽睽之下遭遇无礼而被缴械——“丢面子”，那将是一次相当痛苦的经历。
人们自然会想方设法保全自己的面子，于是，那些无心挑战面子的人——比如既想让别人帮忙递盐又不想引起是非的同席进餐者，就会采取一些恭敬礼貌的策略，其中包括间接言语。会话含义不仅可以用于尊重他人的面子，也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面子，而且，那种隐晦的信息有时甚至可以被隐藏在狗哨中。
在电影《红潮风暴》（Crimson Tide）中，一个霸道专权的海军上尉指挥着一艘潜水艇，后来，一位睿智的中尉加入他的指挥。表面上，他们相互尊敬，但实际上却彼此敬而远之。随着电影情节扑朔迷离的发展，他们收到了一份有关是否对一艘苏军潜艇发射核导弹的电报命令，这项命令事关重大，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遗憾的是，电报在传输过程中遭遇乱码。在此种紧急情况下，中尉主张慎行，而好战的上尉却坚决要求发射导弹，经过与上尉多次剧烈的较量，中尉最终成功地阻止了核导弹的发射。结果也证明，中尉是对的，因为那个命令是错误的。在影片接近尾声时，中尉的叛乱指控已被解除，上尉走到他面前说：“你是对的，我错了。”中尉扬了扬眉毛，说道：“那几匹马——利皮萨。它们产自西班牙，不是葡萄牙。”在一篇关于男人为什么不道歉的文章中，语言学家黛博拉·坦纳（DeborahTanner）重述了这一电影中的情节，她恼火地写道：“为什么上尉不能把那件事直接说出来呢？‘我错了，你是对的。在是否发起核战争这件事上我犯了个大错。’”即使像坦纳这么机敏的观察者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上尉“的确”道歉了，但却是一种也许只有男人才能听得到的超声波式的歉意，一种让他不至于放下架子的语言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将支持语言学家坦纳（因《你就是不懂》[You Just Don't Understand]一书而出名）的理论——即男人和女人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流，并不是遣词造句的不同，而是会话含义的不同。
会话含义不仅能维护权威，也能挑战权威。当它用于挑战时，人们将其称为“幽默”。2001年，由于心律失常，迪克·切尼（DickCheney）被迫住进医院，当时有位喜剧家这样形容此事：这回情况可严重了，乔治·布什的总统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句话违反了质量准则，因为他所说的不过是个关于副总统和总统就职的陈词滥调而已。[21]不过从他的言辞中，听众完全能够推断出，他真正想说的是，布什无法胜任总统，是切尼在操纵着政局。人们总是能找到嘲讽的对象，请注意，这里我所说的是一个被你嘲笑的人，而不是与你一起欢笑的人。这个倒霉的家伙往往被描述成一个不称职的、愚蠢的、轻浮的、不受人待见的人。正如乔治·桑塔亚纳（GeorgeSantayana）所说：“挫败他人，特别是那些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家伙，是件再爽不过的事情了。”尽管只是含沙射影、旁敲侧击，但这种手段远比赤膊上阵更有杀伤力，因为任何一个会心的听众——也就是对这个笑话“心领神会”的人都能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挑战者完全了解那个被攻击对象的致命弱点，不仅如此，其他随声附和的人也同样了解他的这些弱点。
尽管如此，多数幽默都是善意的嘲讽和自嘲，这类幽默所嘲讽的对象往往是好友或自己，而并不是那些气焰嚣张的达官贵人。下面这几句小笑话是心理学家罗伯特·普罗文（RobertProvine）偷偷从大学生们的交谈中记录下来的。
你那是衣服还是斗篷啊？
能和她一起浑水，就算花100美元我也愿意。[一种亲昵的表达方式]
你交往的是人类吗？
我尽量过人的生活！
尽管幽默主要用于取悦而不是藐视对方，但它主要仍是对尊严的一种贬损。我认为它是被作为一种暗号使用的，即嘲弄与被嘲弄者之间的关系基于团结友爱，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只要有人际交往的地方，支配欲就有了温床，因为正如塞缪尔·约翰逊所说：“两个男人在一起不出半个小时就会有一个人明显地占上风。”起初，人们可能认为占上风一方会一直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份特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位高心不宁。拥有支配地位当然是件好事，但随着年龄和环境的变化，它也会渐渐消失。但无论何时，友情却会常驻人们心间，因为人们离不开朋友。让你的伙伴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友谊而不是隶属关系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设法让对方了解你本人是随和友善的，或者你们的相处是平等互助的，以此排除你们彼此制约的可能性。
第三种关系类型叫作平等互惠（EqualityMatching），通常被称为互惠、交易和公正。它的逻辑是“你帮我，我就帮你”，其进化论基础是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在交换关系中，人们要么平均或轮流分配或获得资源，要么等价交换实物和服务，或者一报还一报地进行贸易活动。当平等互惠被用于那些无法却有权共享互惠的人进行资源分配时，它可以防止权力竞争以及人们为获得资源而付出的代价。它还可以让人们尽情享受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因为在此类交易中，任何拥有较多资源的一方都会将多余的资源与他人分享、互惠互利。
费斯克的研究表明，交换的心理实现是一种具体运算：一种确保平等付出与平等受益的玩家的行为算法（behavioralalgorithm）。他们有时抛硬币、抽签、玩“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eeny-meeny-miney-moe）的绕口令、将东西码成排或用秤来称。尽管如此，交换毕竟是一个由语言文字主导的领域。“如果你做了这个，那我就做那个”是平等交易无形商品和服务或者有形商品的最简单的方法。不仅如此，语言还是传播有关一个人是否诚信的信息渠道，这种现象被称为“八卦”（gossip）。就权力而言，我们用“面子”来比喻声望（也许可以追溯到灵长类动物的那种支配性的凝神）；而就公平来说，我们会用“好名声”作为信誉的隐喻。
费斯克的分类中还有第4种关系类型，他称之为市场估价（MarketPricing）。此种关系类型涵盖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全部问题：货币、价格、工资、福利、租金、利息、信贷、期权、衍生品，等等。它的流通媒介是象征性的数字、数学运算、数字会计和转账以及正式合同中的语言。市场估价远不及另外三种关系类型普遍。对于一种没有书面语、计数系统最大不超过3的文化来说，就连最初级的市场估价也令人望尘莫及。不仅如此，这种市场逻辑在认识上同样是不自然的。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每一个物体都有一个固有的公平价格（而不是人们愿意付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而中间商都是“寄生虫”（尽管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把物品收集过来，方便了买家），他们收取利息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某些时候人们会比平常更看重钱的价值）。这些错误的想法自然而然地成就了人们只有等价交换才是公平的交换心态。在一些复杂的市场经济问题面前，面对面、一报还一报的心智模型常常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为市场经济使得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们随心所欲地交换各色商品和服务成为可能。
据我看来，市场经济将市场估价驱逐出了人性的领域范围，似乎并不存在为市场估价量身定做的自然发展思路或情感。从这一点来看，市场估价这一关系类型完全可以与那些科技发达社会中用于组织数百万民众并经过几个世纪考验的正式社会组织范式归为一类。不过，在那些未教化的心智中，它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的。在民主政体的政治机构中，我们倒是可以找到一个与市场估价相平行的例子，民主政体的特点是权力并不分配给一个权威人物，而是分配给一个由正式投票程序选举产生的代表人物，而且他的权力还要受限于一个复杂的制衡体系。另一个平行的例子来自一些大型社会机构，比如，公司、大学或非营利组织。它们的员工没有权力自行雇用朋友和亲戚（集体性），也没有权力自行发放奖励（交换）；相反，他们的行为要受信托义务和条例的制约。
尽管集体性、权力和交换是人们设想各种关系的普遍模式，但各文化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下面这种模式上：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哪种关系类型应用于哪种资源、哪类二分体。在西方文化中，我们买、卖、交易我们的土地（交换），但却不买、卖、交易女人作为新娘；这在其他一些文化中可能正好相反。公司老板可以控制雇员的薪水和办公空间（权威），但却不能随便霸占员工的财产或妻子，尽管这些初夜权是许多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国王和暴君追加的特权。在美国，应邀出席晚宴的客人（集体性）不必在晚宴结束时付费，也不必出于答谢的目的而邀请主人次日晚上共进晚餐。但在许多文化中，这种礼尚往来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情况有点像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到来之际，西方文化中的人们互送卡片的情形。
当一种特定文化中的人们错误地判断了一种指定情景下的关系类型时，他们的情绪会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毕竟，人们所面对的是该文化对其资源与权力的分配方式问题。在一种关系类型背景下，任意占用一种资源可能是一种特权；而在另一种关系类型下，这可能被看成是巧取豪夺。在一种场合下，对周围人指手画脚可能是你的工作需要；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却可能是强奸民意。
有时，人们对上述情况的张冠李戴不过是一种偶然，它可能是由误解、试探一种新关系或一起独特的紧急事件引发。我们将这种情况所触发的情感称为“尴尬”，而这类事件则被称为“失礼”或“失态”。处于尴尬中的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便会敏锐地留意这个情景中的细节（特别是别人对他的行为举止的反应），在找到挽回局面的办法之前，他一般不会再轻举妄动。几乎所有关系错配都会引发尴尬。因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共识，即好朋友之间（集体性）坚决不该进行大规模的金融交易（交换），例如买卖汽车或房子，因为这很可能会危及友情。当一个上司（权威）与他的一个雇员或者学生（集体性）产生了友谊时，这可以从他们之间的称谓变化或者由V代词称谓变成T代词称谓上察觉出来，一些敏感的时刻也可能随之出现于他们之间。而当这种职权关系威胁到性关系时，它的后果就不只是尴尬了，因为这很可能会引起一场有关性骚扰的诉讼。性，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与其他类型的集体性关系（比如友谊）相抵触，从而给社会紧张（socialtension）创造另一个触发机制。此类尴尬往往是娱乐界的热门谈资，一些娱乐公司甚至将其开发成风尚喜剧（comedy of manners），电视剧《宋飞正传》和《老友记》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假如此类错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刻意的，那么这种情绪很可能由尴尬升级为道义上的谴责。一个卖掉孩子的母亲、向学生提出性要求的老师、利用朋友谋取私利的人，均会被社会视为丧尽天良、卑鄙无耻的小人。正如婚前协议悖论，此刻是人们的禁忌心理在发挥着作用：那些超越一种关系类型界限的“想法”都会使人们有一种犯罪感。费斯克的前合作者、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ipTetlock）对此类问题的研究证明，尽管只是被问及是否会用交换或市场心态对待公共关系或权威关系，人们也会感到异常的愤怒。举例来说，当人们被问及他们对下列一些问题的看法时——是否应该存在一个领养权市场、器官是否能被出售以及是否可以用钱来免除牢狱之灾或免除兵役等，他们会感到十分恼火。
站在虚构作品中令人舒适的心理距离上，我们的目光往往被锁定在这样一些角色的身上——他们不得不对自己与他人之间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加以思考，就像电影《苏菲的抉择》（Sophie's Choice）和《桃色交易》（IndecentProposal）中的主人公那样。而站在幽默这种更加令人轻松愉快的心理距离上，我们甚至可以对这类角色进行嘲笑。举例来说，《纽约客》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幅幽默漫画，一位坐在安乐椅上的绅士对一个年轻人说：“儿子，你已经长大了。现在你欠了我21.4万美元的抚养费。”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老笑话，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说：“给你100万美元，你会陪我睡觉吗？”女人回答：“嗯……我想我可能会的。”男人又问：“给你100美元，你会陪我睡觉吗？”女人反问道：“你把我当成什么样的女人了？”男人回答说：“我们之间的买卖关系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不过是在讨价还价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日常生活中未被记录在案的间接言语行为的问题上。以前面提到的首次贿赂餐厅领班时大汗淋漓、哆里哆嗦的美食评论家为例，假如他当时遇到的是个诚实的领班，那么他就制造了一个权力（领班一贯宣称的与客户的正常关系）与交换（费勒设法提供的关系类型）的错配。难怪费勒会感到尴尬（如果不是感到不道德的话）；他的恐惧心理完全符合关系模型理论的假设。事实上，正是那个会话含义拯救了费勒。他的话语的字面意思（“我想知道是否有人取消了预约”）完全符合权威关系，但他的言外之意（“如果你能马上安排我们入座，我就给你100美元”）却传达了他所希望达成的交换关系。这样，对诚实的领班来说，他并不会受到什么冒犯，而对于不诚实的领班来说，他就可以借机接受这个贿赂。（人们还会觉得这个餐厅领班保全了他的权力，至于这个蹩脚的借口为什么会发挥作用，那是我们将在本章最后部分讨论的另一个难题。）
尽管诱惑逻辑有时花样百出，但总的来说，它们仍旧大同小异。下面这个博弈论矩阵，想必大家是不会感到生疏的。
不过，这里需要提醒你注意的是那个“用酒泼对方的脸”的格子。在《窈窕淑男》的那场戏里，迈克尔违反常规的表白为什么不仅给对方带来了尴尬——错误关系匹配的通常惩罚形式，而且还遭到了对方的攻击呢？尽管承诺性的恋爱关系属于一种公共关系，但是，处于初期的两性关系中却有一种交易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比较而言，男人对发生一夜情的愿望更强烈一些。对于一个性感的女人来说，她往往期望得到她所心仪男子的特别关注和包容，而且她对其基本条件的要求标准也很高，尤其是他的社会地位。朱莉是一颗绚丽的新星，而迈克尔只不过是一个逗她开心的小人物而已。因此，对于朱莉来说，迈克尔的引诱不仅仅是关系错配的问题，更是对她面子的威胁——她认为自己在性市场上应该享有的资格，这就是她为什么不得不去捍卫它的原因。
事实上，大型募捐活动中的招募善款之举与求爱行为有许多相似之处。招募活动中，一场丰盛的宴席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营造一种温暖融洽的氛围。整个募捐过程始终笼罩着友谊的光环，使被引诱的对象乐在其中，有时甚至还提供娱乐消遣（那就是我和其他外形俊朗的教授们的任务了）。整晚的大部分时间里，手头那件要紧事始终没有被提及，尽管它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招募人（诱惑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拿捏着火候，既不能让这个夜晚白白溜走，又不能在人们情绪还未被恰如其分地煽动起来之前提出捐助的动议。这与求爱行为的唯一一点差别就是，当最后一刻到来时，院长不能径直走到捐赠者面前，并若无其事地把手伸向捐赠者的支票簿。不过，他必须对捐赠“动员词”（交易的行业邀请）加以小心谨慎地推敲和润色，每位捐赠者都会被尊称为“领导”和“朋友”，不仅如此，“善款”的主要利他属性会被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而有关这笔交易的讽刺性言论——例如，那所大学正在推销捐赠者的冠名权、声望、与一些有趣的人的虚假友谊等，都是禁忌。交易只是极其隐晦地进行着，整个交易过程自始至终都笼罩着集体主义的光环；实际的捐赠条款也不会在现场签署，它会被延迟到“我们这里的负责人会与您的助手电话联系”那个阶段。正如求爱那样，有时候，双方当事人最终还真的成了好朋友。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隐性威胁。就各种形式的威胁本身而言，它们之所以被隐藏在会话含义中，往往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对于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并不陌生：直截了当的敲诈者不仅会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且极有可能像行贿者那样招致法律处罚的风险。另一个原因是，他可能遇到贿赂对象不惧其威胁，并很有可能揭穿其把戏的风险。而为了维护自己赖以为生的名誉，该敲诈者却不得不将此次威胁进行到底，而这个威胁本身很可能会给他带去极其昂贵的代价和风险，不仅如此，一旦失败，这种行为也将变得毫无意义。不过，隐性威胁却可以同时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假如这个威胁是未记录在案的，敲诈者很难被证明有罪，而且，如果遭到抵制，他还可以选择放弃此次贿赂，而无须收回自己的言辞，也不会给自己的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害。就这一点而言，英语为他提供了一个尤其便利的选择：将来时自身所固有的未来（futurity）和意志力（volition）之间的歧义（就是我们在第3章中所探讨的话题）。举例来说，“假如你不与我们的运输公司合作，你的工会就会举行罢工”这句话完全可以被辩称为一种远见卓识的预测，而非蓄意的威胁。《教父II》（The Godfather Part II）也是一个极富创意的例子。电影中，弗兰克·科莱奥内即将在国会听证会上出庭作证，反对迈克尔·柯里昂，由于他被FBI扣押着，所以他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迈克尔的威胁。刚刚从西西里飞回来的科莱奥内的哥哥很快就打听到科莱奥内打算出庭作证的事情。于是，在他的陪同下，迈克尔出现在旁听席上，当科莱奥内出现在法庭时，他正好面对着他的哥哥。（汤姆·哈根解释道：“他来了，自费而来，目的是助他弟弟一臂之力。”）弗兰克于是放弃了他的作证计划。
有时，语言不仅会令人尴尬，而且还会带来危险。事实上，人们传达隐性信息的方法五花八门，科莱奥内对弟弟的威胁暗示仅仅通过轻轻的一瞥。在自传中，罗杰·布朗（RogerBrown）解释了19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他还是个大学生）男同性恋们所面对的收益矩阵以及他们是如何在男厕所里解决那个甄别问题的：
你得带上一本书，坐在马桶上，关上门，在一间鸭草棚般的厕所里尽可能把心思放在那本书上。当你的“鸭子”出现并进了隔壁的隔间时，你就可以扔下手里那本书，专心致志地观察他那只你所能观察得到的脚和脚踝。对方杂乱无章的脚步或顿足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你所关心的是其中的“模式”。当然，可供解读的模式并非只有一种，但最容易解读的却是对方始终朝向你移动的那只脚：先是大脚趾，然后是脚后跟，他的动作总是那么微妙，微妙得让人永远也无法确定那就是一种挑战，假如不是专攻此类解码的人，你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他脚上的那些动作。不过，最可怕的一种可能性还是隔壁传出的一串低沉的声音：“嘿，小子，怎么回事？”
在自己的隔间里，你的脚也要按照隔壁那个人的方式进行移动，渐渐逼近他的方向。最后，其中总要有一个人冒险……“接触”对方。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太大的风险；除非双方之间产生了一种难以压抑的激情，否则一句道歉也就摆平了。然而，一旦这种激情被激发出来，情况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上述这些别具匠心的托辞表明，人们方方面面的情商都可以用于特殊会话含义，而并不只限于对语言本身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