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将棒球、足球、高尔夫等比赛和性爱比喻成一场“寸土必争的游戏”。其实任何涉及空间移动的活动都可以说是一场“寸土必争的游戏”，因为仅仅错失一步或一个转折点，结果就很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对世界布局进行评估并引导身体穿行而过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我们从未见过自我清空的洗碗机或者自行爬楼梯的吸尘器是如何工作的。然而，我们的感觉运动系统却能得心应手地完成这项任务。它能自如地引导人们骑自行车、穿针引线、投篮、玩跳格子游戏等。哈姆雷特曾这样赞美过人类：“健步如飞，令人钦佩！”
不过，涉及空间语言的问题时，人类似乎就没那么敏捷和令人钦佩了。人们常说，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这是因为，有时仅凭一句口头描述，人们很难形成心理意象。下面这些例证是我这几天从报纸上收集来的。
● “建筑的第一步是修建一个池式的衬砌，并将30厘米的水注入其中，以此来保护双塔断裂的残柱。”（衬砌到底是在水位的上方还是下方呢？那些残柱只有30厘米高吗？那些残柱是像帐篷柱一样支撑衬砌呢，还是像帐篷桩一样穿透衬砌呢？）
● “出于通过控制海滩侵蚀来保护海滨的目的，大部分城镇海湾的海岸上都已建起了岩石墙。”（它们是平行于岸边的，还是垂直于海岸的呢？）
● “位于运河之端的那堵钢墙的中间位置被开了一个12米的通道。”（这堵钢墙是像闸门那样横跨运河，还是像车门那样位于运河的一侧呢？）
● “维修人员显然把一个增压控制器的旋钮放在了不当的位置上，追踪调查的官员如是说。”（他们到底是移动了旋钮，还是把它安错了位置呢？）
● “要想修建一个T型防洪堤，我们首先得将钢板桩，一种钢栅栏，夯进堤坝上那些结实的泥土中。然后将钢筋棍从钢板桩的顶部穿过，最后倒入混凝土，将钢板桩顶部封装起来，防洪堤就搭好了。”（嗯？）
语言上的这种不严谨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最近好几起可怕的飞机坠毁事件都是飞行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错误地理解了飞机位置报告造成的。
人类粗糙歧义的空间语言与他们在宇宙中平稳精确的运动很显然是不协调的，而这种不协调性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大脑的特殊设计，即我们的大脑中天生具备多个3-D世界的跟踪系统。其中一个是个负责感觉运动协调的复杂网络系统，包括小脑、基底神经节和几个负责岔开大脑中央沟的环路。该系统主要是一个模拟系统，它能精确地编码位置，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意识思想无法触及的。在视觉脑系统中，存在着一个“什么”系统，该系统从后沿着大脑的底部向前延伸。它对字母、脸、物体等形状进行注册，假如这个系统受到损伤，就可能导致难语症或失认症。例如，有个男患者就曾误将妻子当帽子（也是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一本著作的书名）。
此外，人类的视觉脑中还有一个“哪里”的系统，它从大脑后面向上延伸到头顶。它使人们能够跟踪物体的位置，因此该系统的损伤可能会导致所谓的忽略综合征，比如，患者可能注意不到房间另一侧的家具、漏掉盘子另一边的食物或者只刮一侧脸上的胡须，等等。就像大脑的其他系统那样，“什么”和“哪里”系统会在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中得到复制，尽管它们在这两个半球中所做的事情并不相同。右半球的“哪里”系统更加擅长评估对等的空间关系，例如，两个物体是否正好相隔一厘米；左半球的“哪里”系统则更擅长数字空间关系，例如，两个物体是否接触或者一个位于另一个的右侧还是左侧等。
灵长类动物视觉大脑的这两个主要分工以英语的疑问代词来命名并非出于偶然。当然，大脑是先于这两个代词出现的。我们之所以会问“什么”和“哪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生来就是跟踪事物和地点的。这两种区别在大多数语言的词语中都有所表现，语言的词语中往往会有很多用于命名不同形状物体的名词类（它们是左半球“什么”系统的关键）和相对较少一些用于指定路径和地点的词类或语素（它们是左半球“哪里”系统的关键）。在英语中，这两类范畴的差别相当明显。翻开任何一本图解词典你都能发现，英语中的形状词数量惊人，大约有1万之多吧。
Zippy-Bill Griffith, King Features Syndicate.
相比之下，英语中的空间介词只有80多个：
about（到处）、above（在……之上）、across（在对面）、after（之后）、against（逆向）、along（沿着）、alongside（旁边）、amid（st）（在旁边）、among（st）（在中间）、apart（分开）、around（在周围）、at（在某处）、atop（在顶上）、away（在远处）、back（在后面）、backward（向后）、be hind（在后面）、below（在下面）、beneath（在下方）、beside（在旁边）、between（在中间）、beyond（超过）、by（通过）、down（往下）、downstairs（楼下）、downward（向下）、east（向东）、far from（远离）、forward（向前）、from（从）、here（这儿）、in（在里面）、in back of（在……后面）、in between（在中间）、in front of（在前面）、in line with（与……一致）、inside（在里面）、into（到……里）、in ward（向内）、left（左）、near（靠近）、nearby（在附近）、north（北）、off（离开）、on（在……上面）、on top of（在……顶部）、onto（在……之上）、opposite（在……对面）、out（出去）、outside（外面）、outward（向外）、over（遍于……之上）、past（越过）、right（右）、sideways（一旁）、south（南）、there（那儿）、through（通过）、throughout（遍及）、to（向）、to the left of（在……的左侧）、to the right of（在……的右侧）、to the side of（在……的旁边）、together（在一起）、toward（向）、under（在下方）、underneath（在……的下面）、up（向上）、upon（在……之上）、upstairs（楼上）、up ward（向上的）、via（经由）、west（西）、with（和……在一起）、within（在……之内）、without（在……之外）等。
有时空间也会被编码为名词，例如，edge（边缘）和vicinity（邻近）；被编码为动词，enter（输入）、spread（传播）以及cover（覆盖）被编码为后缀，例如，副词homeward（返航）和Chicago bound（芝加哥方向）的后缀。许多语言对上述这些编码形式的依赖甚至超过介词及其等价词语。在所有这些手段的辅助下，一般来说，语言对位置的划分要比形状粗糙得多。
这种不平衡性部分源于形状几何与位置几何固有的差别。具体说明一个形状可能需要许多信息，因为形状有许多棱面、隐蔽处和缝隙。但具体说明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的心理倾向却只需要6种信息。从理论上来说，语言完全可以通过由6个音节建构出来的介词来准确定位任何一个物体对象的位置：通过一个至上而下、从左至右、由远及近的参考系界定彼此间的距离（如以对数的方式来利用那些被一个通用对象或身体的部位所锚定的标度单位），或者通过绕垂直轴旋转、绕横轴旋转、绕纵轴旋转来界定彼此的角度（如利用一个旋转的1/16的角增量）。事实上，哪种语言也做不到这一点。语言描述空间的方式不同于任何已知几何学，它有时会让人们对一个物体的处所百思不得其解，使人们仿佛置身云端、海底或者茫茫黑夜。
语言空间描述的第一种怪现象就是，空间术语往往一词多义。大多数英语母语者从来不会想到介词on所指示的空间关系并非只有一种（比如，一个东西放在另一个的顶部；再如，桌上的一本书），而是多种。试想一下：a picture on a wall（墙上的画）、a ring on a finger（手指上的戒指）、an apple on a branch（树枝上的苹果）中的介词on的不同含义。在这些情况下，就连与英语极其相近的荷兰语也使用不同的介词：op替换a book on a table（桌上的书）中的介词on, aan替换a picture on a wall（墙上的画）中的on, om替换a ring on a finger（手指上的戒指）中的on。更糟糕的是，像over（在……之上）这样的介词，甚至有超过百种的区别用法，其中包括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恶水上的大桥）、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那只熊越过了那座大山）、The plane flew over the mountain（那架飞机飞过了那座山）、Amy lives over the hill（艾米青春已逝）、Barney spread the cloth over the table（巴内把一块布铺在桌子上）以及The book fell over（那本书掉了），等等。如果你也曾像理查德·莱德勒在《疯狂英语》中那样对人们恋爱时总是head over heels（字面意思：头在鞋跟的上方，意为神魂颠倒）表示怀疑的话（因为我们的头总是在我们的鞋跟上方，为什么不说鞋跟在头的上方呢），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over（越过）不仅能指称位置，而且还能指称运动的路径。比如，The cow jumped over the moon（那头母牛跳过了月亮），因此那种“神魂颠倒”正是以前空翻的视角描写的。
这并不是说英语是混乱的，而其他语言却是明晰的。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语言都不区分on和over使用着同一个术语来表示超级链接，有的还不分in和under。但这并不等于说空间如何表述都可以，人类语言往往都有接触、垂直对齐、附着、包含、接近等诸如此类的术语，就好像什么地方存在着一个比语言中的介词更基础的空间关系认知字母表一样。因此，当语言将各种空间关系一并放入一个介词中时，那么这些关系一定具备一种共同的普遍意义。举例来说，a book on a table（桌上一本书）中的介词on（垂直对齐+接触）与a picture on a wall（墙上一幅画）中的on（附着）能够通用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两者都涉及一种保持一物与另一物接触的力量。出于类似的原因，柏柏尔语中的di包揽了“附着”（桌上一本书）和“包含”（盒子里一件玩具）双重意思，同样，这是因为它们共享了一个对象阻碍另一个对象的运动方式，这两种语言的差异表现在是否依据垂直或包含将障碍物分开。西班牙语则将这3种情况都放进了介词en。不过，并没有哪种语言将“垂直”、“对齐”和“包含”放在一个介词里，却将附着排除在外的；或者将“之上”和“围绕”放在一起，却将“上面”排除在外的，因为那样的集合毫无认知意义。
空间语言的另一种缺陷是它的差别是数字性的，确切地说，它通常是二进制的。在许多语言中，最基本的空间区别都是相对于说话者的距离远近而言的，例如，“这儿”与“那儿”。这种区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就像史蒂芬·列文森所指出的那样，对一个吊车司机和脑外科医生来说，Put it there（把它放在那儿）的意义差距是相当大的。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都将说话者周围的空间分为“这儿”和“那儿”两个区域。不过，也有一些语言（大约占世界语言的1/4，其中包括西班牙语）对空间采取了3种区分方式：“靠近我”、“远离我”和“在中间”。当然，还有非常少的一些语言（例如，特林吉特语和育空语）对此采取4种分类方式，它们在前3种区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非常远离我”的概念。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有空间术语的语言利用实际单位来测量距离。当然，对一个有计数系统的文明社会来说，它们完全可以利用名词和形容词来表述距离，例如，5280米。
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中，最常见的空间差异就是“非此即彼”（either-or）：你要么在家，要么不在家，就这么简单。这并不只是语言采用模糊界切割空间所造成的。语言所关心的许多空间关系在本质上都是定性的，这其中涉及了那些可以被大致称为拓扑的区别。拓扑学家也被认为是数学家，他们并不能解释咖啡杯里的面包圈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拓扑学所处理的是定性特征，例如，接触、包含、连通和孔洞的属性。假如世界是由橡皮泥构成的，而且还不会被拉断，那么这些特征就不会改变。在语言中具有拓扑性的编码概念主要有“接触”、“包含”和“附着”。格鲁乔·马克思道出了拓扑结构与连续空间关系的根本差别：“要是我把你抱得再紧一些，那我就跑到你身体的另一边去了。”
空间的连续术语对那些平稳地进入到距离、大小以及形状之中的量变也视而不见。语言学家莱恩·托尔密注意到，我们使用同一个介词across来描述一只蚂蚁从手上爬过的经历和一次环城汽车旅行的回忆。然而蚂蚁运动属于“步进运动”（stepping motion），而且它们是在观察者上帝般的俯视范围内完成它们的手掌之旅的；而沿着公路的汽车之旅是要历经许多天、途经很多地方的，而且只有在记忆中，这些经历才能被拼凑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情节。尽管这两种经历有天壤之别，但我们还是使用同一个介词来定位它们。事实上，我们在儿童语言中就能看到人类所具有的这种抽象的几何艺术天赋。作家劳埃德·布朗（Lloyd Brown）曾记述过这样一些情节。他的小女儿曾经这样描述两只一前一后慢跑的小狗：“看看这些狗跑得真像个小钩梯（那种长的云梯消防车，后面带一个可变换位置的驾驶室）。”还有一次，她向爸爸要一盒蜡笔，她说：“它们看起来像一群观众。”（不是那种平放8支蜡笔的扁盒子，而是那种较大的、人字形平台式摆放蜡笔的盒子。）
孩子的这些表现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心智与语言接口的那部分是以图式化的方式处理物体的，它所依据的就是这些物体在每个三维空间上的伸展方式。在现实中，每一数量单位的物质都是由长度、宽度和厚度构成的，但当人们谈及这些数量单位时，他们佯装有些维度是不存在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像几何学家那样将一个点假定为零维度、将一条直线或曲线假定为一维空间、将一个表面假定为二维空间、将一个体积假定为三维空间。不过，通过对维度进行排列组合，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些更复杂的形状。一个物体被想象成具有一个或多个主维度，这个（些）维度就是在推理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个（些）维度，此外还有一个或更多的次维度。一条路、一条河或者一条丝带被概念化为被一条有界线（即充当一个次维度的宽度）充实的无界线（即充当唯一主维度的长度），这种概念化的结果就是一个表面。一个“层面”或“板面”有两个用于定义自己的主维度，此外还有一个有界的次维度，即它们的厚度。一段“管子”或一截“横梁”也只有一个主维度，即长度，此外还有两个用于定义其横截面的次维度。
我们的心智也可以专注于一个物体的边界，就好像它们就是物体的自身那样。一个几何学家会说，一个3D体积必须受到一个2D平面的约束；一个表面必须受到一个1D边缘的约束；一条直线必须受到一个0D点的约束。但人类的心智所看到的比这些要多得多。我们还可以将一个2D的条纹想成一个约束2D的平面，比如，一个盘子或地毯的边缘，条纹的主维度是1D这一事实足以使它成为一个表面的边界。同理，一个“端点”被认为只有一个零主维度，而且要利用一个主维度来界限一个物体。“端点”这个词因此包括了一组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上完全不同的实体：标界一条直线的0D点、标界一条缎带的1D边缘以及标界一段横梁的2D表面。一段“边缘”和一个“端点”的工作原理相仿，不同的是它有一个主维度，而不是零个。通常，一段“边缘”和一个“端点”被认为包括极少的相邻的线或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剪断一段丝带的“端点”或刨去木板的“边缘”，严格地说，这些是几何学无法做到的。当3D固体的2D边界被赋予少许附着物，我们将其称为“外壳”。尽管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面包”了解这个词的，但我们也用它来指结痂和地壳，却丝毫不顾及它们在大小、成分、可食性上的本质差异，我们赋予它们的共同思路就是空间几何学。
当主、次维度的心智官能应用于负空间时（即部分物质被从物体中掏出后留下的空间），我们就有了下列这些与“空无”有关的词语：缺口、凹槽、凹陷、酒窝、切口、插槽、孔洞、隧道、腔体、中空、弹坑、裂口、内庭、开口、孔口，等等。人们在实物与虚无的物体面前所表现出的这种认知相似性引发了很多悖论及其揭秘。我们在前面已经碰到过“窗”和“门”的一词多义问题（即它们既可以指开口，也可以指覆盖物）。令哲学家们烦恼的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把孔洞纳入本体论对宇宙间所有物体的分类，一个洞可以是又高又大的，这就说明它应该也是一种物体，但如果它是物体，那就意味着它也应该像普通类型的物质一样有重量。但是，“沉重的洞”与“快乐的桌子”或者“绿色的理念”一样，听起来是荒诞的。令人头疼的“孔洞”问题——心智中的实体、现实中的虚无，还不只是一个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职业危机，“洞”还可以充当下面两个脑筋急转弯的答案。“什么是放进桶里却可以使桶变得更轻的东西？”“你从我这儿取走的东西越多，我长得就越大，猜猜我是什么？”它们还是许多偏题怪题的出处，举例来说：“一个宽1.8米、深2.4米、长1.5米的洞里有多少吨泥土？”（答案：没有泥土。）“洞”还可以用来制造视觉误差，就像本书第1章中的那个人面花瓶那样。此外还有埃舍尔和马格里特的艺术品和电影《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的片段“洞穴之海”，在“洞穴之海”中，被赋予了生命的林戈把一个个折叠起来的、黑色椭圆形的洞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后来，他又将它重新找回，用它给监禁在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的气泡放气。“我口袋里放着个洞！”他提醒自己。再后来就有了唐恩都乐出售的小炸面圈，被异想天开地取名为“甜甜圈洞”。
事实上，心智可以依据坐标轴将形状看成是图解式的“团”的想法最初来源于计算神经学家大卫·马尔（David Marr）提出的一个形状识别理论。马尔指出，人们很容易就能认出人物简笔画和烟斗通条做的动物或形状各异的气球，尽管在像素点的分配上，它们与真实物体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提出，实际上我们的心智是以一些“团-轴模型”而非原始图像来表征形状的，因为物体在相对于观察者运动时，这种模型是稳定的，但那些原始图像却遍布整个运动过程。尽管这种图解式模型并不是我们识别物体的唯一方式（比如，我们完全可以依据颜色和质地从一个礼物篮中识别出一件衬衫），但它们似乎确实居于视觉、语言和推理的接口处。不仅那些表示形状的名词（例如，带、层、壳、块、槽等）从烟斗通条、简笔画、气球等世界中得到了定义，而且，我们似乎就是借助于这些术语想象周围物体的。几乎没人会认为，一条线是一个非常非常细的圆柱状物体，或者CD是一个极小的物体，尽管从本质上讲，它们确实如此。实际上，我们将它们分别设想成只有一个和两个主维度的物体。我们通常也不会将一个湖泊想象成是由一个平顶、锐缘并且有许多构成湖底凹凸形状的半透明块状物组成的。事实上，我们通常会将它想象成一个2D的表面。
这个图解式的维度不仅影响着我们对物体的识别和将之形象化的方式，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对它们进行推理的方式。例如，我们倾向于将一个盒子看成是一个中空的3D容器。在一个经典的问题解决实验中（心理学本科生必修的实验），受试者拿到一个纸板火柴、一盒图钉和一根蜡烛，实验人员要求他们设法将蜡烛固定在墙上。大多数受试者都被这个任务难住了。由于人们习惯于将一个盒子考虑成容器，因此他们从没想过可以清空盒子里面的图钉，然后把它们钉到墙上，使其充当摆放蜡烛的2D支架。
当谈及我们的身体时，这些概念的工作原理则正好相反：我们认为身体是实体而不是容器。人类对身体的这种认知方式引发了许多奇特的直觉，一些对人们的这种常识感到不解的人工智能人员注意到，如果人们的车上有一个包，包里面放着1升牛奶，人们就会认为，车上有1升牛奶。如果车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的体内有1升血液，人们就不会认为车上有1升血液。情感研究人员注意到，绝大多数人一想到要喝溅了口水的汤就感到恶心，但却没有人会一想到他们喝汤时嘴里满是唾液就感到恶心。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小女孩正在自家的花园里填一个坑，一个邻居透过栅栏友好地问道：“嗨！你在忙什么呢？”小女孩含泪回答说：“我的金鱼死了，我刚刚把它埋了。”邻居又问：“这么大个坑埋一条金鱼，有点太大了吧？”小女孩一边夯土，一边回答说：“那是因为我的小金鱼在你家那只大蠢猫的肚子里面呢。”
让我们把话题再拉回到语言上。形状的这种图解式模型方式属于一种几何学，这种几何界定了英语以及其他语言中的多数空间术语。举例来说，一个介词要想定位一个相对于参考对象的图形，它就必须对这个图形的形状和这个参考对象的形状进行详细说明。那些最普通的介词，比如，in（在……里面）、on（在……上面）、near（在……附近）和at（在……地点）等，根本不能说明这些图形是如何定位的，因为它们将这些图形当成了0D的点或块。这就是我们在第1章所谈及的整体效应的宗旨，在该效应中，一个运动或变化被认为影响着一个实体的整体。回想一下，我们前面曾说过，任何事物都可以在某物的里面或者上面，无论它是一颗卵石、一支铅笔还是一个衬垫，而且它指向哪里都没关系。与此相反，参考对象则必须有供一个介词应用的特定几何形状，例如，in（在……里面）需要一个2D或3D的腔体；along（沿着）需要一个1D主轴：一只小虫子可以沿着铅笔爬行，却不能沿着CD爬行，尽管它可以沿着CD的1D边缘爬行，就像一条鱼游过水或一只熊穿过树林那样；inside（在……之内）则需要一个围场，而且通常是一个3D的围场。
空间事物的实际描述既要考虑到这些物体的几何学又要考虑到空间术语的维度需求。如果你仅仅将湖泊设想成两个主维度，它虽然具有了几何意义，但你却无法在里面游泳了。莱德勒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某物处于水下或地下，即使它是被水或者地面包围着，而不是位于它们的下方。这是因为“水”和“地面”被设想成2D表面，而不是3D体积，尽管这是不大现实的。当物体的维度与该物体共同出现在一个短语中时，维度就是限定“观察视角”的几何方面。举例来说，如果说“大盘CD”，那必然意味着它有一个大于平均值的直径，而不是大于标准的厚度（那就该叫作“厚CD”了）；再如，“大湖泊”的意思是超大面积的湖，与深度无关，仅仅几米宽，但深度却有1公里的湖泊不能算作大湖。
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一旦一个参考物体被分解为棍棒、床单或斑点时，它就需要借助坐标轴来确定方向，以便使那个需要定位的对象能够相对于它来定位。一种语言对地点和方向进行分配的最常见方法就是在参考对象上添加一个“身体”，并为它指派一个相应的部位术语。这一点可以在英语的普通空间术语中得到验证，比如，back（背后）、face（面向）和head（头朝）。而在包含更多人体几何学的词语中，例如，眼睛（针眼或风暴之眼）、鼻子（机首）、脚（山脚或桌腿）、口（河口）、颈部、手肘、手指、腹股沟、侧腹、屁股以及那个在《蒙蒂》漫画中令外星人派先生迷惑不解的soft（软）。
Monty 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Inc.
毫无疑问，身体隐喻肯定不是空间关系词的唯一来源。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看到过不同的语言以及相同语言中的不同术语是如何选择参照系的了，其中包括一个以万有引力为基础的参照系，适用于above（在上方）；一个地心参照系，适用于north（在北方）；一个物体中心的参照系，适用于thecar,s right（在那辆汽车的右边）；一个自我中心参照系，适用于behind the pole（在那个杆子的后面）。上面提到的这些参照系是我们的视觉系统利用不同坐标系统捕捉目标的机敏度的产物，就像我们在170页看到的那个由正方形转换成菱形的插图所表现的那样。
空间描述如此令人困扰的原因之一是，坐标轴定位参考对象的自由方式并不受空间术语的限制。设想一个日光浴者躺在那里，用膝盖撑起一本书，一只苍蝇落在她的大腿上，如果将地心引力作为参考系，我们可以说那只苍蝇在她膝盖的“下方”；如果用她的身体作为参考系，我们却可以说苍蝇在她膝盖的“上方”。实际上，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托尔密曾建议我们设想一个这样的场景：在教堂大厅的后面，有两个人——说话者和听话者一左一右地站在那里聊天，另有一群人面向右墙从左向右地排成了一队。约翰站在那个队列的中间，他转过身，面向左侧。约翰身体的两侧站着另外两个人，他们都面朝教堂大厅的正面，其中一个人（3号）离祭坛比约翰近一点儿，另一个人（4号）离入口比约翰近一点儿。图3-2是这个场景的俯视图。
现在请问，谁在约翰的前面？左侧聊天者如果采用约翰的身体作为参考坐标，他就可以说这个人是1号。如果他采用队列作为参考坐标，他则可以回答是2号。如果他以教堂和教堂固有的前后方位为参考坐标，他会说是3号。如果他以自己朝向约翰的视线为参考，他就会说是4号。当然，并不是世界上所有语言中的空间术语都像英语的infront of（在……前面）这么模糊不清，但可以肯定地说，它们都有着各自不相同的模糊方式。
图3-2 谁在约翰前面？
为什么人类的日常空间语言会如此糟糕呢？为什么我们描述空间——无处不在的体验媒介所使用的术语如此的模棱两可、数字化、拓扑化、图解化和相对化呢？就像其他所有涉及语言设计的问题一样（或别的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还是在于“权衡”的问题上。
回想一下我在前面提出的那个理想的空间词汇表的假设，我假定介词可以由6个音节组合出来，每个音节代表一种物体对参考系选择倾向的自由。这个假设的一个明显问题就在于，人们往往不喜欢6音节词，尤其是那些我们必须经常使用的介词，比如空间介词。例如，in（在……里面）和to（朝……方向）在英语中位居10个最高频词之首，紧随其后的是on（在……上面）、at（在……地点）、by（在……附近）和from（从）。
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个独特的短词来替换每个又长又深奥的多音节词，但这会增加儿童记忆单词的数量。即使我们只有7个层次的长度和角度，我们也要记忆10万之多的单词，这仅仅是为了掌握语言的空间词语，更不要说类似门把手、长号、化油器等低频单词了。启蒙时代的各种“完美语言”设计正是基于人们对透明度、精密度、字长与词量之间的利弊权衡，在《词与规则》中，我曾说过，现实语言的许多特征都是因为把这些需求作为一种妥协而出现的。
词和音节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只要能节约，语言就会尽可能地节约。造成空间词语歧义（以及其他歧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多数可能歧义的术语都会变得明朗起来，因为对话双方分享着共同的语境和相关的知识。不过，在报刊新闻和其他文本中，语言就没那么“推心置腹”了，而且它们的受众也换成了远在天边的陌生人。
空间术语还有一种节约的方法。一个物体出现在另一个物体上方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但并不是每一种方式都值得加以识别。设想你身处暴风雨中，10步之外有一个岩脊。你向它移动了一步，你还在风雨中。即使再移动一步，仍然无济于事。不过，只要你继续前进，总会找到一个能为你遮风挡雨的地方。于是，你继续朝它走去，最后终于到了那个岩脊。
但是，假如你再继续往前走，你会重新回到雨中。事实上，在淋雨路段和避雨路段之间，大自然已经为我们建好了一个间断体（岩脊）。因此，只有在这个间断体的位置上，我们才会使用under而不是near来描述自己的位置。那句老话“棒球运动就是一场寸土必争游戏”背后的道理就是这种模拟距离的数字化效果。类似的谚语还有Amiss is as good as a mile（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和Close only counts in horseshoes and handgrenades（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空间术语是在端点上对空间进行量化的，这些端点是因果事件不同结果的分水岭。就像你用手掌慢慢地捧起一个玻璃球，球体的弧线让你不再使用onthe hand（在你的手上）来形容它的位置，而用in the hand（在你的掌心里），当你摇晃它时，正是这个弧线或多或少地防止了它滚落到地上。同样，一根around（绕）在杆儿上的绳子能做到的事情，未必是一根放在杆儿旁边的绳子（by）所能做到的。有时，人们对介词这种定性意义的忽视还能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林肯冰池塘获救的牛顿女子辞世
周日，一名女子踏破薄冰不慎落入水中，长达90分钟后才被营救上岸，该女子不幸于昨日去世。与此同时，林肯地区的消防部门解释说，电话报案者与调度员之间的误解显然延误了营救工作的时间……林肯消防部门的长官说，延误是由混乱造成的，混乱中，救援人员误以为该女子on the ice（掉在了冰上），而不是through it（在冰下），为了寻找出事地点，救援人员搜遍了整个树林。
由此可见，一个介词往往涵盖着一系列结构，而这些结构在可操纵性、能见度、稳定性以及静止状态等方面是相仿的。这种数字化方案比一整套坐标系组还要节约。一个简单的“出现”或“缺失”的二进制就可以对时间中的因果间断体进行编码，而人们却能从中却受益匪浅。
这种数字化方案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那就是除了节约，它还能使其所涵盖的一种结构的因果力变得非常明确。一个空间的符号一旦在记忆中编码，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参与推理运算。举例来说，为了确定某物是否“被弄湿”，你根本不用根据物体位置数据库的资料进行几何计算，只要直接检查一下under（在……下方）这个符号是“出现”还是“缺失”就可以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语言中存在着一种既简单又理想的空间关系划分方法，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划分空间的。想必这是大自然赋予空间太多可选因果关系的端点造成的，或者是各种语言对可表达度、精密度、字长和词语量进行权衡的方式差别造成的。不管怎样，空间关系的量化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一些重要的因果关系，例如，接触、附着、对准、垂直、邻近等，在世界上所有语言的空间词汇表中都有所体现。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在我和保罗·布卢姆首次提出空间术语很可能与因果间断体有关时，我们两个当时还只是凭借着自己的直觉。不过最近，这种观点在肯尼·考文垂（Kenny Coventry）、西蒙·加罗德（Simon Garrod）以及其他人的实验中均得到了证实。实验中，他们首先向受试者展示了一组照片，照片中的物体奇怪地摆放着。然后要求受试者对那些用于描写照片中物体布局的各种介词的适切性进行评价。实验人员发现，人们的直觉不仅对物质的纯几何布局反应敏感，而且对物体的功能也很敏感。当一个灯泡被插入底座时，人们认为它in（在）灯槽的里面，因为那样它才能发光。但如果一个人仅仅将手臂伸进车窗，他就被认为not in（不在）车里面，因为那样车并不能载他，甚至不能掩蔽他。雨伞over（在）人头上的位置就是它能保护人免受雨淋的最佳位置。当我们说一坨牙膏在一个牙刷的上方用above（在……之上）时，它并不是直接位于牙刷质心的上面，而是位于刷毛的上方，这实际是几何与功能之间的一种折中。
我们看到，用语言表达的空间概念与康德作为经验矩阵提出的无处不在的、连续的欧几里得媒介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语言的空间概念是由数字符号组成的，这些符号将一个对象理想化为木棒、被单和气泡，它们被坐标系组装成一个组织缜密的结构。这些符号不仅与物质和空间的范围一致，而且与支配我们使用容器、紧固件、工具的工作端的力量也是一致的。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康德对心智拥有一种从真实世界内容中抽象出来的纯粹空间概念的主张是错误的。只是这种概念是在人类认知阶梯的两端被发现的，它跳过了我们说话和思考的习惯性层面。就这个阶梯的底端而言，一种空间媒介将我们固有的视觉和意象官能系统化，就像我们在本章讨论心眸中的空间角色时所看到的那样。就它的顶端而言，作为明确系统的空间知识的一部分，它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得以传播，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几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