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常交谈中，一种提议到底应该以“记录在案”的方式还是以“未记录在案”的方式提出的心理意义（psychological import）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出现在下面两个前提均成立的条件下。第一，甄别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而且双方对彼此的意图均心知肚明。第二，说话者明确表达的隐性意图在听话者心里毫无悬念。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例子，如蚀刻画、取消订餐、领导才能、事故的可能性等，都是些显而易见的把戏，因此事实上，任何一种“合理推诿”都是不合理的：它们都无法通过测谎实验。正如你所了解的，在法庭上，通过排除合理怀疑就可以定罪，尤其针对牵涉到言论自由的案例，这一定罪标准实际上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只要稍加推诿就可以使自己免于困境。不过，这毕竟是法庭上的事情，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还要像辩护律师那样行事呢？为什么餐厅领班接受了顾客直截了当的行贿就会对他的处境不利呢？在冠冕堂皇的交换条件的煽动下，为什么一个捐赠者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清楚这只是游戏规则呢？为什么用一个毫无修饰的语句来断然拒绝一次提议要比用暗示或者肢体语言来拒绝更令人难堪呢？
像许多人际互动一样，这个引诱动力学（dynamics of seduction）的话题过于微妙和敏感，以至于实验人员根本无法在实验室中重现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利用的最好方法也许只有被称为“风尚喜剧”的思想实验了，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社交潜规则被各色花言巧语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几个小时前刚刚结识了莎莉的哈利，由于没有把握好恭维的最佳境界，竟被对方指责为企图轻薄人家。
哈利：什么？如果不是出于轻薄，男人就不能赞赏女人的魅力了吗？好吧，好吧。出于辩论的目的，就算我刚才的话是对你的轻薄，那你要我怎么样呢？把它收回去吗？我现在就收回我所说的那些话。
莎莉：你收不回去了。
哈利：为什么不能？
莎莉：因为你话已出口。
哈利：那我们该怎么办？叫警察？可那些话已经说出来了啊！
问题是，一个“话已出口”（out there）的命题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为什么一旦出口就无法“收回”呢？就像哈利说的，就连警察也无济于事了。
尽管会话含义的很多特征都可以通过理性推理的一般程序加以推断，不过，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人们心智中的语言专属问题。用语句来表达一份情感——露骨地、记录在案地、直截了当地，这些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有些话一旦出口，覆水难收。
在我们所考察的上述情况中，单方或双方在进行手头上的交易时（性请求、贿赂、捐赠），希望彼此仍然保持那种与一个命题的字面措辞相一致的关系类型（比如，男人和女人是朋友或同事、餐厅领班是权威、捐赠者与院长是朋友关系），然而，他们手头上的交易却假定了一种与此迥然不同的关系类型，且这种关系类型会被含沙射影地暴露在话里话外的字里行间。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认为间接言语可以让他们侥幸逃脱直言不讳所无法规避的虚伪惩罚呢？事实上，我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是什么，不过，对此问题我倒是有如下一些看法。
● 间接言语可以作为对听话者“象征性的鞠躬”（The token bow）。通过将命题精心打造成间接言语行为，说话者希望听众明白，他正在努力维护着她的尊严、情感或面子。出于对说话者意图的心领神会，听话者会对他的善解人意心存感激，双方因此感到轻松和愉快。而直截了当的命题则恰恰相反，命题自身的高效性所传递给听话者的信息是，说话者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感受。
● “用不着说什么，拿出行动来”（Donionships）也不是语言就能协商出来的关系类型，它是由大小、强度以及优先权等非语言符号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 “虚拟听众”（The virtual audience）。对于对话双方来说，一种间接言语的行为意图可能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们不仅了解当前的会话背景，而且还能为彼此的言谈举止作证。但对于一个道听途说的局外人或第三方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并不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因此，他们唯一的凭证就是那些断章取义的措辞。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道听途说的局外人就不能解读会话含义，但比起双方当事人，他们对含义确定性的把握程度要差得多。举例来说，一种推诿即使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均是不合理的，但在局外人眼里，它却完全可能是合理的。而一个直截了当的命题则不然，与会话含义相比，命题不仅能让当事人更加心中有数，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它的保真性也更高。这是因为语言是一种数字媒介，而数字信息可以被毫发无损地加以传播。当然，即使是最精确的语言也有模糊性，而且，人们对措辞的记忆能力也不完美。不仅如此，一个句子的内容远比当事人的语调，或者双方当时就坐的距离等信息更容易被复制。基于这种思维方式，人们会设想一个虚拟的听众，并在他面前精心地表演（就像欧文·戈夫曼所一贯主张的），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就是尽可能使那些可能泄露给外人或八卦的信息无懈可击。
● “保留咒语”（Preserving the spell）。说话者和听话者共享的公共关系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幻觉，就像看一出戏、参观一所天文馆或观赏一瓶绢花。人们可以各从其志，餐厅领班可以统治他富丽堂皇的“封地”、女人可以陶醉于倾心于她的男人的注视和谄媚、捐赠者可以享受与名人共进晚宴的虚荣。尽管一个间接言语行为的隐含信息能够被这种幻觉挽救，但它却会被一个直言不讳的命题消灭殆尽，就好比一场戏中的咒语会被说错台词的演员解除，或者一朵玫瑰绢花带给人们的美好幻觉会被一个“台湾制造”的标签毁灭一样。即使咒语被解除了，但当事人仍旧可以享用这一借口，他们要付出的唯一代价不过是被对方看成骗子或受骗者而已。根据这一理论，出于自欺欺人的目的，人们的自我被分裂开来，一部分自我坚信这种推诿是合理的，即使这种合理性会遭到另一部分自我的怀疑。
● “作为谢林点的确定性”（Certainty as a focal point）。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况与那项法律政策——只有排除合理的怀疑才能定罪，极其相似。各种关系类型是离散的、迥然不同的互动模式，而对于一种关系体中的双方来说，角色转换并非易事。由于涉及的是双边问题，人们必须在何时切换角色的策略上达成共识。正如人们不能公开协商他们的关系一样，这一角色切换的临界值也同样不能公开进行商榷，因此，它只能演变成一种未声明的契约。一个男人到底可以坐在距离一个女人多远的地方、他到底可以多过分地恭维她、邀请她去自己住处的托辞需要多么圆滑才不至于让她知道自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尽管她私下里会小心翼翼地对这些线索进行追踪，但她与他的关系只能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绝不能不伦不类。在叫停之前，她一定已经忍受了大量暗示的折磨，因为转换关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人们很难知道底线到底在哪里。直截了当的命题当然会落在这条底线的另一边，而且这也正是它与那一连串旁敲侧击间的主要差别。这类推诿的合理性可能微乎其微——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但只要它不是零（因为只有直截了当的命题才会是零），她就无法指责他。
● 下面是谢林探讨的另一种场景，即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的一个例子。一对夫妇在百货商店走散了，两个人都猜测在哪里才能找到对方。或者，两个伞兵分别降落在外国领土上，他们身上只有地图，所以只能在没有通讯交流的条件下实现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还必须对对方对自己可能出现位置的预测进行判断。在一场协调博弈中，对双方玩家来说，任何凸显的谢林点（即焦点）都可以成为一个解决方案，即使除了凸显之外，这个焦点没有其他任何适合会合的优势。对伞兵来说，他们可能会把沙漠中的唯一一棵树作为会合点，或最高的山脚下，又或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即使这个会合点距离他们降落的地方很远，他们也会如此选择，因为面对一片毫无特色的地域，这个焦点是唯一可以被挑选出来的地方。谢林指出，这就是为什么谈判双方经常会在出现分歧的问题上进行一些妥协，或在一个大数目上达成一致的原因：“推销员在推销一款‘最低销售额’为2507.63美元的汽车时，双方最后达成的协定很可能是抹掉那个尾数7.63美元。”同样，“如果一个一直坚持60%利润的人最后让步到了50%，他可以算是守住了底线；但如果他让步到了49%，别人就会认为他没有守住底线，而且还有可能继续让步。”
● “相互知识”（Mutual knowledge）。设想一个女人刚刚拒绝了一个男人发出的“欣赏他的蚀刻版画”的邀请。就这个女人而言，她很清楚或至少相当自信——她所拒绝的是一次性邀请。而就那个男人来说，他也清楚她拒绝了自己所提出的那个邀请。但问题是，双方是否知道对方都清楚自己了解这个事实呢？也就是说，男人是否知道女人对自己所了解的事情也已心知肚明了呢，或者女人是否知道男人对她所了解的事情也是心知肚明的呢？当有人设法揣摩你的心思时，原本在你心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不确定性很可能被他放大成一个巨大的疑惑。毕竟，女人私下里对这个潜台词的笃定很可能是建立在她对社交的敏锐度、对异性的广泛了解以及从其他与这个男人有过交往的女人那里所了解的有关这个男人的一贯表现的基础上的。但是，在自己造成的这种局面中，那个男人只能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进行推理。反过来说，即使那个男人很聪明，他了解当女人说“不”时，她的意思是“不行”，但那个女人又未必能确定对方是不是天真地觉得自己没有领会他的真正意图。也许，否认这个性企图的存在并不是不合理的，但否认对方知道这种性企图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了。相比之下，假设这个男人用赤裸的话语直接向女人发出性邀请并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高阶不确定性（higher-order uncertainty）就等于被公之于众了。不仅当事人双方都清楚女方拒绝了男方，而且双方都确切地知道彼此对这一点也了如指掌。
上述这种情况就是学者们所说的“相互知识”、“共同知识”（joint knowl-edge）、“常识”（common knowledge）和“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从格莱斯开始，许多理论家们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一种语言中的规则、一种文化中的背景信念（background beliefs）以及人类理性的共同知识是成功交际，尤其是通过会话含义实现的成功交际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共同知识在语言中很可能还起着其他作用。对于一个特殊请求或提议的共同知识很可能是双方当事人被迫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类型的先决条件，而纯粹的个人知识（mere individual knowledge）却不是（尽管双方都了解同样的事实，但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否知道自己知道这一事实）。假如你心里明白我向你发出了性邀请并拒绝了我，我心里也明白我向你发出了性邀请被你拒绝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假装它从未发生过，而且，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做朋友（或至少假装做朋友）。但如果我们确切地知道彼此对这一事实也都很清楚，那么这种哑谜就再也无法继续打下去了。
语言利用个人知识引爆相互知识的独特魅力奠定了大量的寓言和脑筋急转弯的基础，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皇帝的新装》。人人都看得出国王光着身子，但却没人能确定其他人是否也看出了这种情况，所以他们谁也不敢声张。不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小男孩的一句“皇帝没穿衣服”即刻引发了整个观众队伍的哄堂大笑。问题的关键是，尽管那个男孩的无忌童言所道出的是所有人的共识，但他的话仍然传达了信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仅他们自己看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在场的所有人也都看出了皇帝没穿衣服。
下面还有一个更出人意料的例子——被人们戏称为“烧烤酱问题”（Barbecue Sauce Problem），这一问题常以各种同构（isomorphs）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故事是这样的：有20位逻辑学家一起去野餐，在野餐的过程中，厨师为他们上了一道酱排骨。其中三个人不小心把排骨酱弄到了脸上，但由于身边没有镜子，所以他们自己并不知情，当然，其他人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脸上是否也弄上了酱。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三个人脸上的酱，但谁也不想告诉他们，因为那样做会让他们感到尴尬，不仅如此，他们中也没有人想擦拭一下自己的脸，因为他们担心，假如自己的脸上没有酱，那么胡乱擦抹会让大家觉得很愚蠢。不久，厨师端着一盘西瓜过来了，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说道：“你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的脸上弄上了排骨酱。一会儿，我会按一下上餐铃，给诸位一个机会把脸上的酱擦掉。按一下之后，我会再按一次，再按一次……当每个人脸上的酱都擦干净后，我就为大家上西瓜。”说完，厨师按了第一下餐铃，但是谁也没动。他又按了一下，还是没人动。当他第三次按下餐铃时，那三个逻辑学家均将脸上的排骨酱擦干净了。随后，厨师将西瓜摆上了餐桌。
事实上，在厨师将情况挑明之前，在座的每一位逻辑学家都知道，他们20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的脸上有排骨酱，因此，对他们来说，厨师宣布的并不是什么新闻。不过请注意，厨师是当众宣布这件事情的，而恰恰是这一事实改变了在座所有人的个人知识。它使在场的每个人都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仅自己知道有人把酱弄到了脸上，而且其他人也都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这也正是他们可以加以利用的信息。下面是它的具体使用方法。
让我们来设想一个比这简单一点的故事，20位野餐的逻辑学家只有一个人把脸弄脏了。当厨师说至少有一个客人的脸是脏的时，这位客人环顾四周，发现别人的脸都是干净的，于是得出结论，那个人就是自己。当第一声铃声响起时，她就将脸上的酱擦掉了。这再简单不过了。现在假设有两个食客弄脏了脸。当厨师宣布时，第一个人看到了另一个人的脸脏了，但她却不知道自己的脸是否也是脏的，于是，她什么也没做。第二个脸脏的人与第一个人的想法完全相同。第一声铃响过了之后，他们两个谁都没动，不过，这时第一个逻辑学家意识到，他的脸一定是脏的，因为，假如第二个逻辑学家是唯一弄脏脸的人，那他应该已经将自己的脸擦干净了，就像我们在只有一个人弄脏脸的场景中看到的那样。而他并没擦脸的事实表明，他一定是看到了另一张脏了的脸，而由于自己所能看到的都是干净的脸，所以她可以肯定，那另一张脏了的脸一定是自己的。当第二次铃声响起时，他擦干净了自己的脸。与此同时，第二个逻辑学家也擦干净了自己的脸，因为他也做了同样的演绎推理。这个逻辑同样可以应用于第三个脸脏的食客：两次铃声过后，每个人都可以从无人采取行动的事实中推断出，加上他们自己看到的两张脏了的面孔，他们自己一定就是那另一张面孔。事实上，这个逻辑可以被推广到任何数量的食客身上，他们都将在相应的铃声之后擦净自己的脸。（10个弄脏脸的食客会在第10次铃响后把脸擦干净，11个弄脏脸的食客会在第11次铃响后把脸擦干净，以此类推。）
相互知识的最简单解释是，A知道x、B知道x，并且A知道B知道x、B知道A知道x，无限循环。尽管如此，人类有限的大脑根本无法容纳无限多的命题集合。而且，除了此类烧烤酱问题外，人们往往无须被这些层层叠叠的“A-知道-B-知道”的命题弄得头晕目眩。
就像语言学的其他例子那样，据说，一个人“知道”无限多的语言表达式（词语、句子、命题），而且相互知识中的知识是“隐性的”（implicit）。人们的头脑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递归公式，换言之，一个包含自身例子在内的公式。人们的心智所共享的是下面这个陈述，我们可以把它叫作y：“人人都知道x，且人人都知道y。”为了解决一个指定的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只要他们的记忆跟得上，需要多少个递归命题参与，他们就能激活多少个。但他们都知道，只要留意头脑中那条共享信息的递归属性，他们就能获得相互知识，甚至可以通过留心观察自己及他人获取个人知识的环境来推断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的共性，比如，从响铃或者男孩子的大喊声中。
相互知识可以用来解释日常生活中很多面子保全及面子威胁的问题，因为从本质上来看，“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知识的现象。你之所以能理直气壮地占据一场谈判的优势，是因为不仅你知道你是受人尊敬的或有足够的实力守住这个优势，而且你还知道别人也知道你自己了解这一点。不敬的言辞一旦被公开就会造成致命的破坏，因为它们会将上面这一循环扼杀在萌芽状态。任何一个成熟的人都知道，每个人，哪怕是他们的好朋友，都可能背着他们说三道四。有时甚至在电话交谈中，你都能意外地听到别人对你的坦率评论。还有电子邮件，如果不小心的话，那里也潜伏着只言片语的不敬。不过，只要没人知道你听到过或者看到过这些伤人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会惹出什么大的是非来。相反，如果那些话通过第三方渠道传到你的耳朵里，或者你从一群丝毫没有注意到你出现的人的谈话中偶然听到，或是从某个没搞清楚“回复”和“回复所有人”之间的区别的家伙发送出的邮件中看到的，那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可就严重了，而且，它们极有可能会激起你的斗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知道他们了解这一情况了，假如你相安无事地接受了它，那将严重地威胁到你的面子。
一种被称为“通达谙练”（tact）的技巧可以有效防止敏感的个人知识演变成相互知识。举例来说，晚宴上，人人可能都会注意到有位客人很胖，或者另一位客人口齿不清。然而，假如有人大声地说出来，虽然人们的相互知识是建立起来了，不过，这也会令当时的局面异常尴尬。再如，这是我的一次亲身经历，事情非常微妙，为此，我还在实验室做过进一步的研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研究生向我提出申诉，他认为助教给他的成绩过低。我仔细阅读了他的论文，觉得成绩确实有问题。于是我告诉那个学生，我会和助教谈这件事情的。在我跟助教谈话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已经跟学生说过为他改成绩的事情了。不过，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我非常谨慎，我从来没有在他们两个同时在场的情况下谈起过这件事，我甚至都没将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的电子邮件转给过另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会有损助教的尊严。正是这种个别交流的方式有效地阻止了他们之间相互知识的建立。助教也许知道他对学生论文作出的评判已经被驳回，学生也许也知道这一点。但学生并不知道助教知道自己知道这一点；就学生所知，助教很可能会认为我被他磨得没办法了。而助教也并不知道学生知道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评判是被驳回的；就助教所知，学生很可能会认为，为了提高课程的人气，我要求他采取一些积极的合作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要不是相互知识有损助教的面子，那么这一共同信息就应该成为他们的相互知识了。
就这一事实的成因，即人们明明能够看穿间接言语行为却又偏偏对此乐此不疲，相互知识作出的解释最为深刻。但这并不等于说上面提到的其他5种解释无足轻重。也许，关于为什么一个直截了当的命题要比一个闪烁其辞的命题更容易损害人际关系的问题存在着某种阴谋推理。对于一个直截了当的命题，假如它恰巧表述的是公共认知，那么它就不仅不能被忽略，而且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条唯一清晰的底线，且很容易被一个虚拟的听众识别出来。更有甚者，它还将打破人们对这种关系的幻想，从而彻底粉碎人们从中获得的每一份快乐。公共关系更是如此，因为任何针对这种关系条款所进行的公开协商行为，其本身就是对这种关系的严重危害。也许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某个审时度势的人才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用间接话语取代直接命题，含蓄委婉地传达真正意图。渐渐地，此人所采取的措施因保全了说话者的面子而赢得了大家的赞赏。总之，出于上述所有原因，我们往往会有这样一种感觉，直言不讳的话一旦“说出去”，就再也“无法收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