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克悖论那4个不可能同时为真的论述当中——人们归纳推理、人们回避某些例外、被回避的例外无可预知、并不是儿童所犯的每个错误都会得到纠正，最不经一击的就是那个“例外不可预知”的断言，即那个主张人们无法区分哪些动词是积极参与替换构式的，哪些动词是消极抵制替换构式的命题。我们之所以说“例外不可预知”是个错误的命题，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不够深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一个乍看起来杂乱无章的语言模式最终却被证明是层次有致、泾渭分明的。举例来说，人们曾一度把为什么某些形容词，例如special（特别的）和beautiful（美丽的）等，不能加后缀-er和-est当成一个不解之谜，但当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后缀仅适用于单音节形容词（redder、nicer、older）或者由一强一弱组成的双音节形容词（prettier、simpler、narrower）时，这个问题就再也不是什么难解之谜了。就我们手头的悖论而言，它的背后也许同样隐藏着一个微妙的法则，而正是这个法则驱动着一些动词积极参与位置格构式，同时它又迫使另一些动词在位置格构式面前临阵脱逃——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将这类法则称为“隐型”（cryptotype）。假如儿童归纳出来的规则对那个法则是敏感的，那个悖论就不会出现了。那么这个深藏不露的法则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太可能与动词的发音有关，因为这些动词在发音规律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假如与发音无关，那么很显然，它一定与这些动词的词义密切相关了。
我的这个突破受益于马尔卡·拉帕波特·贺华夫（Malka Rappaport Hovav）和贝丝·莱文两位语言学家所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他们就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他们的办公地点和我的办公室在一条走廊上。在乔姆斯基的影响下，语言学家们一直倾向于认为规则就是一些剪切和粘贴短语的操作，例如，向左移动一个介词宾语使之出现在直接宾语的位置上，或向右移动一个直接宾语使之进入介词短语中。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很多人都觉得，位置格规则与动词的词义有关这种想法听起来实在有些另类。对他们来说，这就好比你的文字处理器一边正常工作，一边宣称它将拒绝处理一些文字的剪贴工作一样令人不解。但是，假如这个位置格规则所转换的不只是构式中短语的布局，而是一些更抽象的东西，具体来说，就是那个介入该构式含义的事件框架，那么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假定内容格构式的含义为“A致使B向C移动”，容器格构式的含义为“A致使C改变状态”（通过致使B向C移动）。换句话说，loading hey onto the wagon（把干草装进马车）是你对干草的所采取的行动，也就是说，致使干草向马车移动；loading the wagon with hay（用干草装马车）是你对马车的所采取的行动，也就是说，致使马车被干草所装满。事实上，它们是同一个事件的两种不同识解方法。这有点儿像图1-1这个经典脸谱-花瓶幻觉图中的格式塔转换，画面中图形和背景在人的知觉场中可以翻转位置。
图1-1 脸谱-花瓶
就那两个干草和马车的句子而言，图形与背景的翻转并不是心智视角所致，而是心智本身所致——它是对“事件到底是什么”的一种诠释。
乍看起来“致使某物去某地”和“通过移动某物到某处导致某地发生变化”之间的区别，与世贸大厦的坍塌究竟包括一起事件还是两起事件之间的区别一样枯燥乏味——是一个纯语义学的学术问题。不过，就语义学与“9·11”事件所涉及的巨资理赔间的利害攸关来说，我们绝不可小觑它的作用。
首先，这种新认识不仅更简单，而且更优雅，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一个理论正确的先兆，不过它起码预示着这个理论是不容忽视的。当我们把位置格规则重新设想成一个概念的格式塔转换时，它就不再是一个无缘无故剪贴短语的事情了。相反，在这种新认识下，位置格规则可以被分解成两个非常普通而又适用的原则：
● 语义再识解原则（格式塔转换）：如果一个动词意指“A致使B向C移动”，那么它同样可以指“A通过将B移向C致使C发生状态改变”。
● 含义与形式贯通原则：把受影响的那个实体表述为直接宾语。
在内容格构式中（将干草装上马车），我们把干草作为直接宾语，因为此事件被识解为对干草的所作所为。在容器格构式中（用干草装马车），我们把马车作为直接宾语，因为事件被识解为对马车的所作所为。句中其他参与者的表达方式由另外一些贯通原则负责处理。一个原则将施事者（投掷干草的人）链接到主要位置。另外一个原则将其他参与者链接到一个格宾语的位置，每个参与者得到了一个适合它们语义的介词。介词into的意思是to in，即“进到某物的里面”；onto代表to on，即“到某物的上面”；with的意思是“改变状态的一种手段”。
尽管我们把原来的一条原则变成了现在的几条原则，但总的来说，它比原来更简单了。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规则会在语言的其他不同组合中得到重新利用。而且有了这几条原则，我们就能对原来位置格原则为什么会那样规定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了。参与者“马车”必须从介词宾语的位置切换到直接宾语的位置（而不是被剪贴到任何其他已知位置上），因为这个参与者已经被重新识解为“受影响的实体”，作为受影响的实体，无论被改变了位置还是改变了状态，它们在句法中都要被表示为直接宾语。
我向你保证，我们之所以在一本关于人性的书籍里为一个位置格规则而纠结，就是因为它能告诉我们有关人类思维方式的事情。我在引言中曾经提到过这一点：人类的心智具有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框架同一起事件的能力。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能力无所不在、如影随形，它们不仅在“入侵伊拉克还是解放伊拉克”、“遏止在妊娠萌芽状态还是杀死一个婴儿”等矫情的辩论中大显威风（人们对那两种可能性都不感到惊奇），即使在那些最简单、最具体、最无伤大雅的日常琐事的识解过程中，比如，把干草装进马车或把面包屑放入火鸡肚子里，它们也不失时机地操控着大局。
对这个位置格构式的考察不仅证明了识解（consturing）和再识解是认知的一个基本能力，它还揭示了构成每种识解的要素以及它们的一些怪癖。前面提到的格式塔转换理论提醒我们，两个位置格构式所表达的意思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这与我们最初的看法正好相反。这说明，在这些构式背后，一定存在着某些情境，在这些情境中，一个构式应用得恰到好处，而另一个却相形见绌。事实的确如此。
当有人把干草装上马车（loads hay onto a wagon）时，干草的数量是任意的，它甚至可以只有几钢叉。但是，当有人用干草装马车（loads the wagon with hay）时，它意味着马车被装满了。语言学家称这种微妙的差别为“整体效应”（holism effect），其他位置格动词也存在这个效应问题。用水喷玫瑰（spray the roses with water），意味着所有玫瑰花都被喷上了水，而不只是把水喷到玫瑰上（spraying water onto the roses）；用面包屑塞火鸡（stuff the turkey with breadcrumbs）意味着火鸡的肚子被完全填满了面包屑。
这个整体效应并不是强加在位置格规则上的一个任意规定，它是位置格规则发挥作用的自然产物。具体来说，是心智将容器识解为受影响的实体的必然产物，而这种识解方式反过来又揭示了人类心智在构思事情及其变化方式上的一个有趣的特征。整体效应并不仅限于位置格构式，它普遍地适用于直接宾语。举例来说，Moondog drank from the glass of beer（穆恩多格喝过那杯啤酒），句中的the glass是介词from的格宾语，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只喝了几口；而Moondog drank the glass of beer，句中的the glass是直接宾语，则意味着他喝光了整杯啤酒。同样，即使某人希望爬到半山腰就下来，你也会说He climbed up the mountain（他向山上爬去），但是如果你说He climbed the mountain（他爬过那座山），你的言外之意是说他到过那座山顶。让我们再来看看下面每对句子的区别，它们乍看起来很像同义句：
Peter painted on the door.
彼得在门上刷漆。
Peter painted the door.
彼得刷了门。
Betty put butter on the bun.
贝蒂在小面包上抹黄油。
Betty buttered the bun.
贝蒂把面包抹上了黄油。
Polly removed peel from the apple.
波莉把那个苹果上的皮削掉。
Polly peeled the apple.
波莉削了苹果。
在每对句子中，第二个句子将受影响的实体表述为直接宾语，它的言外之意是，对事物整体实施了行动，而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门被完全粉刷了，小面包被全部抹上了黄油，整个苹果都被削掉了皮。
不过，整体效应的应用范围比这要广泛得多。整体效应并不是直接宾语自身的属性（直接宾语不过是句子的一个位置而已），它是那些倾向于被表述为直接宾语的概念属性，即受影响的那个实体的属性。在上述我们所观察的例子中，那些受到影响的实体恰恰都被表述成了直接宾语，这是因为，当一个句子包含一个因果施事者时，这个施事者通常会得到主语空位的优选权。但当施事者未被提及时，受影响的实体同样也可以做主语，例如，The ball rolled（球滚了），或者The butter melted（黄油融化了）。关键的问题是，当一个受影响的实体被纳入到主语时，它是被作为整体来解读的，就像直接宾语那样。这一点可以从下面3对句子中看得非常清楚：
Bees are swarming in the garden.
蜜蜂云集在那个花园里。
The garden is swarming with bees.
那个花园里飞满了蜜蜂。
Juice dripped from the peach.
桃汁儿从那个桃子里滴下来。
The peach was dripping with juice.
那个桃子正滴着桃汁儿。
Ants crawled over the gingerbread.
蚂蚁爬上了那张姜饼。
The gingerbread was crawling with ants.
那张姜饼上爬满了蚂蚁。
每对句子中的第二个句子所呈现的都是一个充满了本质（stuff）或位元（bit）的实体感官意象，它的饱和程度足以使我们的大脑模糊了意象本身与其本质的界限，并将原本是其本质或位元的行为理解成整个实体的行为：the garden swarms（花园蜂拥）、the peach drips（蜜桃滴汁）以及the gingerbread crawls（姜饼爬蚁）。
但在这些构式中，内容为什么会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呢？这是因为，英语在处理一个“变化实体”（负载的马车、喷水的玫瑰、粉刷的门）时所采用的方式与它在处理“移动实体”（被投掷的草、被喷洒的水、被泼洒的油漆）时所采用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状态”被设想成处于一个可能状态空间上的位置，“变化”则被等同于在一个状态空间上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移动。通过这种方法，位置格构式为我们阐释了隐藏在兔穴底部的第二个发现——隐喻在日常语言中无处不在。许多用于描述移动、位置或物理空间运动障碍的动词和构式也同样可以用于对一种隐喻性的运动、位置或心理空间运动障碍的描写，对此，语言学家雷·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曾做过深入的探讨：
Pedro went from first base to second base.
佩德罗从一垒跑到了二垒。
Pedro went from sick to well.
佩德罗病了又好了。
Pedro was at second base.
佩德罗在二垒。
Pedro was sick.
佩德罗病了。
The manager kept Pedro at first base.
主教练让佩德罗留在一垒。
The doctor kept Pedro well.
医生使佩德罗的健康状况保持得不错。
就第一个句子而言，佩德罗的身体确实发生了空间上的移位，但在第二个句中，他的身体可能一直都躺在床上，只是他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变化（打个比方来说“移动了”）。不仅如此，空间概念似乎也能影响到其他概念，我在前言中就已经提到过，人类在计算事件时，往往把事件看成是由时间-物质所构成的物体，并以计算物体的方式来计算事件。再比如，当人们谈论工资上涨与下浮、体重增加与减少、情绪高涨与低落，或者在坐标纸上绘制点图的时候，他们也会把空间作为这些抽象连续体的模型。至于隐喻的普遍性的发现到底是一场心智革命还是语言史上的平庸琐事，或者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问题，我们将留到后面的章节中讨论。本章我想为你阐释的是，空间心理学是如何对整体效应和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心理进行解释的问题。
当心智对一个位置上或者移动中的实体进行概念化的时候，它往往会忽略该物体内部的几何体，而只把它作为一个极其小的点，或者一个难以名状的团。语言学家莱恩·托尔密（Len Talmy）注意到，一个典型的介词，或者其他空间术语为一个图形和一个由某个参照物界定的地点指定了一种关系。一般来说，比起图形，参照物会更大、更突出些，而图形则相对于它进行移动和定位。再好的规则也难免有例外，当碧翠丝·莉莉（Beatrice Lillie）第一次看到这条规则时，她借用玛丽皇后打趣说：“从玛丽皇后到伦敦需要多长时间？”通常情况下，这个参照物会被指定更多的几何细节。它被概念化为有一定数量的延伸维度：一维，比如，一根棍子或绳子；二维，比如，一张纸或胶合板；三维，比如，一张沙发或一个西瓜。此外，它还会被概念化为一个具有与相应维度相连接的轴、组件、腔体以及边界等。
也就是说，被放置的那个图形与被界定的那个位置在语言中得到了不同的处理：前者被当成了一颗内部几何体被忽略不计的微粒，而后者则被图解化了。以英语短语为例：on your hand（在你手上）、under your hand（在你手下）、in your hand（在你手里）。不难看出，每个短语都挑选了手的一个几何面，即上面、下面以及手心里。介词的选择取决于几何体：如果捧起手，弹球就可以在手心里（in your hand），而且它是在手掌的方向上；如果把手掌伸平，或把弹球放在手背上，我们就可以说，弹球在手上（on your hand）。弹球不能在一个人的前臂、胫骨或躯干上，因为这些部位被概念化为一维空间的物质。下面我们来把这种图式的图形处理方法与传统的程式化的处理方法做一下对比。在上面的例子中，我把弹球作为图形，实际上，图形的形状构式可以是任意的：它可以是大理石、火柴棍、纸板火柴或是一只蛾子，它还可以是垂直的、倾斜的或者倒置的，它可以在你的手里、手上或者手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介词都把图形看成一个团或一个点：举例来说，along（沿着）和across（穿过）等介词就需要图形被延长或拉伸。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常见介词对被定位的那个图形还是看不大清楚的。
有了上面这些事实的启发，我们对整体效应现象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位置格的替换构式中，当容器——比如，load hay into the wagon（把干草装上马车）中的the wagon被提升为直接宾语时，它同时也被重新概念化为一个在状态空间上被移动的实体（从“空”槽移到了“满”槽）。根据这种再识解，它被压缩成一个内部几何体被闭塞的点。我们并不是像在壁龛和隐蔽的洞式空间里一一整理物品那样来装满马车、灌溉花圃、填满火鸡肚子的，相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当作随时可以运出、盛开或烹饪的整个实体来处理的。事实上，整体效应这个术语有些用词不当。我们实际探讨的是一种“状态-改变效应”，通常情况下，一个受力物体发生状态改变的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它的全部腔体或用于接受外力的全部表面被填充物给填满了。但是，假如一个只有部分被填充了的物体也被视为状态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么容器格构式也同样可以派上用场。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涂鸦艺术家sprayed a statue with paint（把颜料涂抹在雕像上了），即使他只涂抹了雕像的一小部分，因为一个小斑点就足以让人们觉得那座雕像受损了。
言归正传，现在我来为你解释这个理论是如何解决我最初提到的那个悖论的。那么位置格构式的格式塔转换到底是如何解释一些动词欢迎转换，而另一些看上去并无两样的动词却抵制转换的原因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化学反应，即位置格构式的含义与动词的词义之间所发生的化学反应。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throw a cat into the room（把猫扔进房间），但却不能throw the room with a cat（用猫把房间扔满），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仅仅因为房间里被扔进些什么东西就认为房间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这种化学反应还适用于比这更微妙的情况。一些句法模糊程度不同的动词，例如，pour（倒入）、fill（装满）和load（装载），由于它们描绘的都是“移动某物至某处”的行为，所以往往会让人们觉得它们是一丘之貉。但当我们对每个动作进行仔细观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模糊性——它们所关注的事件运动侧面不同。
以动词pour（倒入）为例，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使用它，to pour或多或少意味着让液体连续不断地向下流淌。它所指定的因果关系是“允许”（letting），而不是“迫使”（forcing），而且它同时还指定了一种运动方式；这些都是使其区别于其他流动液体的含义单位的地方，比如，spray（喷射）、splash（飞溅）以及spew（呕吐）等。由于pour所描述的是运动，因此它可以被用在有关运动的构式中，所以，我们可以说pour water into the glass（把水倒入杯子）。但pour并不关心液体怎样，或者在哪儿停止流动。你可以把水倒入一个玻璃杯、倒在地板上，或从飞机窗口倒出去，让它消散于雾中。没人知道它们的归宿，所以这个动词不符合一个指定了容器状态变化方式的构式的含义要求，因而我们不能说She poured the glass with water（她用水倒进玻璃杯）。
现在我们来看看动词fill（装满）。To fill的意思是致使某物变满（看来fill和full发音相仿并非巧合），它就是关于容器的状态的：未满、未填满。换言之，fill对容器改变状态的方式毫不感兴趣。你可以把水倒进玻璃杯填满它，当然，你也可以用浴缸里排出来的水填满它，另外，下暴雨时把杯子举到窗外也一样能把它填满，或者用晚上水龙头滴漏下来的水滴填满它。这就是为什么说fill是pour的镜像句法的原因：通过指定一个容器的状态变化，它就可以和一个关于状态改变的构式和平相处了，因此我们可以说fill the glass with water（用水装满玻璃杯）。不过，由于它对内容运动的原因或方式漠不关心，因此它无法与一个关于运动的构式相匹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说fill water into the glass（把水装满杯子）的原因。
最后，我们再来看动词load（装载）。是什么共同的主线将你和你对干草和马车、子弹和枪、胶卷和相机、行李箱和汽车、软件和计算机等所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呢？这不只是一个东西被安置到某个地点的问题。这个东西必须有合适的大小、形状和内容才能使这个地方能够履行它应该履行的任务——射击、拍照、旅行等诸如此类事情。装相机（load a camera）并不是把干草或子弹放进相机里；把爸爸的手提箱扔进了车厢却把妈妈的箱子扔在了道边，这也不叫装车（loaded the car）。事实上，如果你把胶卷塞进了胶卷盒以外的任何地方，比如，相机镜头盖的后面，或其他什么盒子里面，这就等于你根本没装相机。动词load因此需要同时指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一个内容是怎样移动的；另一件是，一个容器是怎样变化的。正因如此，它不知不觉地混进了两种构式：要么内容格构式（装胶卷），要么容器格构式（装相机）。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我们该怎样来验证这个理论呢？一个最直接的方法是设计一个wug测试，首先教会孩子或成人不同种类的、自创的位置格动词，然后再去观察他们是如何使用这些动词的。当受试动词属于一种运动方式时，受试者应该自然地将其用在内容格构式中；当受试动词属于一种状态变化时，受试者应该把它用在容器格构式中。我和格鲁彭做了这个wug测试（确切地说，是moop测试）。在一些实验变体中，mooping指用显而易见的方式移动某物，比如，让一块湿海绵朝着一块湿紫布的方向锯齿形移动。在另外一些实验中，这个动词还指朝着一块布移动这块海绵，但这次涉及的运动方式是难以名状的，而且当海绵接触到那块布的时候，布就变成了绿色或粉色。当那个动词描述锯齿形移动时，儿童和成年人倾向于把事件描述为一个内容格构式，即mooping the spong（移动海绵）。当它描述一个导致颜色变化的运动时，他们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容器格mooping the cloth（移动布）。实验的结果跟我们对这种情况的预测是一致的（即人们根据一个动词所选择事件的侧面来决定它可已插入到哪个构式中）。
总之，在破解儿童是如何推理母语句法这个难题的过程中，我们对孩子们必须学习的那些内容重新进行了概念化：从剪贴短语的操作到情景识解方式的格式塔转换。这一做法揭示出许多人类思想加工过程的基本特征，特征之一：即使面对一个最单调乏味的日常琐事，心智也会调用一组能以多种方式来识解一个事件的竞争框架；特征之二：真实空间中位置变化的框架还可以被隐喻性地应用于概念化状态空间的位置变化；特征之三：当心智想象一个处于某地或去往某地的实体时，它往往会把它融进一个难以名状的团里。
不过，上述这些结论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我们的心智是否已经灵活到足以用任何方式概念化任何事件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想入非非、畅所欲言呢？我们对运动和改变的基本认识是否能比仅仅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处于某地、去往某地或者以某种方式变化的团更复杂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