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一些有关咒骂语言学、咒骂心理学、咒骂神经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就能找到一条有关诅咒的含义与用法的共同主线了呢？是的。一条最明显的主线就是它们带给人们的强烈负面情绪。由于人们对语言的感知是在无意识或者下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他们的注意力会不知不觉地被某个禁忌词语所捕获，并被迫去思考其令人不爽的内涵。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只要与他人交流，我们就有可能遭受精神上的打击，就好像我们被绑在一张椅子上，随时都有可能遭人一击。要想彻底搞清楚咒骂这种语言现象，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什么类型的想法会令人感到沮丧；第二，人们为什么会希望将这些不愉快的想法强加于人。
说来也怪，宗教竟然是英语及其他许多语言的咒骂语的发祥地。这一点在许多方面都能得到印证，举例来说，《圣经》的第三诫就是个最好的证明。此外，hell（地狱）、damn（该死的）、God（上帝）、Jesus Christ（耶稣基督）等词语的风靡以及用于指称禁忌的许多术语本身：profanity（不敬的言语，非神圣的）、blasphemy（亵渎神明，字面意思是“邪恶的言论”，但在实际使用中指对神性的不敬），还有swearing（咒骂）、cursing（诅咒）、oaths（发誓赌愿），这些词原本是指借用某个神或其某个象征（另类地出现在天主教的诅咒中的词语，比如，圣体龛[tabernacle]、圣餐杯[chalice]、圣饼[wafer]等）的符咒来担保的意思。
在当今英语国家中，宗教诅咒行为几乎不会让人感到有任何惊奇之处。一句Frankly, my dear, I don
现在看来，尽管以上帝的血和内脏之名发誓显得有些过于陈腐，但隐藏在其背后的禁忌心理却依旧鲜活。作为家长，即使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们也不会轻易地作出“我以我孩子的生命起誓”这样的承诺。只要一想到要以孩子的生命为代价，无论为了什么利益，人们都会觉得极其不爽，假如那个孩子恰巧是自己的，那么，这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人们大脑中的每一根神经都会站出来抵制这种念头。即使这只是个闪念，也会令他们毛骨悚然，不过，这种强烈的自我威胁感确实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可信度。普通禁忌心理学正是建立在人类难以接受背叛亲人或同伴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人们在以某种神圣为名进行起誓的过程中，无论它是一种宗教的象征符号还是一个孩子的性命，这种心态始终贯穿其中。由于语言加工是机械地进行的，用于神圣起誓的敬神话语——也就是swearing这个词的“发誓”的意思既可以被用来吸引人的注意力并震慑他人，也可以用来造成对方精神上的痛苦——这就是swearing的“咒骂”的意思。
另一个歧义动词cursing（诅咒）也是个宗教禁忌语。就像人们可以通过一句诅咒将任何形式的不幸或侮辱强加给他人那样，基督教将一种令人极其不爽的想法打包进各种诅咒中，并强加给他们的仇视者：这种想法就是他们可能会在地狱中度过来世今生。今天，Go to hell！（见鬼去吧！）和Damn you！（你这该死的！）已经演变成常见的温和修饰语，不过在很久以前，人们确实担心会被永远地处以烈火焚身、唇焦口燥的刑法，并终生与可怕的食尸鬼以及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和呻吟声为伴，在那些年代里，这些说法的冲击力远比现在大得多。从下面这些咒骂中，我们仍然可以依稀感受到那些诅咒人下地狱的话给当时的人们所带去的那股原始的冲击力，设想有人盯着你的眼睛说“我希望你因税务欺诈而被判处20年监禁。我希望你的单人牢房炎热潮湿、蟑螂泛滥，到处散发着粪尿的臭味。我希望3个恶棍和你同住在一间牢房，他们每晚都暴打并鸡奸你”如此这般。对于那些曾经相信地狱存在的人们来说，诅咒到底有多残酷？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时，我们真该感谢当今那些极端又头脑发热的人们手下留情，他们毕竟只是将自己局限于一小部分污浊物和性的陈词滥调之内，我之所以说它们是陈词滥调，是因为这些咒语的意象很久以前就已经枯槁了。
同样失去锋芒的禁忌语义场还包括疾病和瘟疫，例如，A plague on both your houses！（愿瘟疫降临到你们两家！/意为：你们两个都别说了！）[16]、A pox on you！（愿你脸上出水痘！/你该死！）以及波兰-意第绪语中的Cholerya！（愿你得霍乱！/不得好死！）。随着环境卫生大幅度改善以及抗生素的诞生，这些隐喻的杀伤力也变得越来越弱，人们很难再感受到它们曾经带给人们的那种致命的打击。不过，这两个语义场倒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中的那一场Bring out your dead！（拉[死于黑死病的]尸体的马车过来了！）的情节，或医学教科书中的脓疱、大出血、眼溃疡、腹泻以及与这些疾病有关的其他一些可怕症状。在现代社会中，与这类话语平行的说法大概包括这样一些诅咒：“但愿你陷入火海，让大火把你烧成三度重伤。但愿你中风抽搐，流着口水终生瘫痪在轮椅上。我希望你患上骨癌，在你的亲人面前油尽灯枯、气息奄奄。”看来，那些将发誓赌愿说成是文化粗俗化走势的标志的评论家们，应该再次反省一下他们的定论了，与上述提到的那些历史标准相比，我们今天的诅咒该是多么的温和淡雅啊。就这一点来说，我这里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很显然，现代人忌讳用癌症（cancer）这种最令人恐慌的疾病起誓。这个词已经衍生出了一些委婉语，例如，the big C（大C）、malignancy（恶性肿瘤）、neoplasm（囊肿）、mitotic figure（分裂象）等，此外还有一种常常出现在讣告中的说法：a long illness（长期患病）。
尽管人们已经不再以疾病的名义发誓，但体液、身体上的孔洞以及排泄行为等依然是人们借用于起誓的对象。Shit、piss、asshole等词语还是不能在网络电视中随便使用，或在报刊上出版发行。以《纽约时报》为例，这家报纸最近将哲学家哈利·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写的那本畅销书《论扯淡》（On Bullshit）改成了“On Bull——”。Fart也不比上面那几个词更被大家接受，《泰晤士报》已决定将其用于印刷体写成的old fart这个表示年龄歧视的表达式的一部分，而不是那个表示肠胃气胀的方言词。Ass、bum、snot以及turd也无一例外地游走于体面的边缘。
Bloody是另一让人联想起体液的词。正如许多禁忌语那样，没有人真正了解它到底出自何处，因为人们往往不会公开发表他们的不敬言辞。尽管如此，各种通俗语源学（folk etymologies）的无稽之谈从未销声匿迹过。就像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Fornication Under Consent of the King（国王应允的私通）以及Ship High in Transit（航海过程中升高货舱甲板）那样。以bloody为例，休斯曾说过：“我相信我并不是第一个（多次而且是十分有把握地）被告知bloody这个词起源于那句宗教惊叹By our lady！（圣母作证！）的词语爱好者。”然而，根据历史学家的观点，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它也同样不可能出自于God种途径，原生动物至少能导致20种肠道疾病以及蛔虫病、甲型和戊型肝炎、脊髓灰质炎、阿米巴痢疾、钩虫病、蠕虫病毒、鞭虫、霍乱、破伤风等。血液、呕吐物、黏液、脓性液体以及性交体液对病原体同样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们往往被病原体当作人际传播的载体。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冲洗厕所和垃圾清运迅速地将我们与我们所产生的废物分离开来，但在其他落后国家，这些废物每年都会传播出无数的疾病。在战争时期或天灾横行的年代，比如2005年新奥尔良那场紧随卡特里娜飓风而至的大洪水，即便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人们也同样难免霍乱和伤寒病的威胁。
厌恶反应的最强烈表现就是不想吃或碰那些令人厌恶的东西。不过，只是想到那些体内废物、产生废物的身体器官与身体活动，人们同样也会感到恶心，而且，由于语言感知是无意识的，所以，一听到描写它们的词语，人们就会感到不爽。处于令人生厌之首的物质当属那些黏性物质，其次是尿液，而且piss（小便）这个词本身也属于一个轻度的禁忌语。尿液通常没有传染性，当然，它也是一种携带人体代谢物和毒素的废物，因此，它肯定不是讨人喜欢的东西。寄生虫是传播疾病的主要载体，它们因此遭到广泛的憎恶。毫不奇怪，它们的名字在英语的诅咒中随处可见，例如，老鼠、虱子、蠕虫、蟑螂、昆虫、鼻涕虫等，尽管它们还没有达到禁忌的地步。有关为什么这类词会成为某个特定文化和年代的禁忌语，而另一些词却并未遭此厄运的问题始终是个谜。也许禁忌语的习得只能发生在童年时代，或者充满情感气息的语境中。或许它们本身有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只要人们视它们为禁忌语，它们就永远保持着自己的禁忌身份。
禁忌词语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有关性方面的事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认为，这类禁忌实在太荒谬了。他们指出，性是一种共同快乐的源泉，它本不应该是件耻辱和羞愧的事。性语言的过分拘谨只能是一种迷信行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做法或者一种恶意的产物，就像门肯（H.L.Mencken）给“清教主义”下的定义那样：“它是对某人、某地可能是幸福的这种想法的一种驱之不散的恐惧。”莱尼·布鲁斯在他著名的独白Did you come?（你来/高潮了吗？）的结束语中说：“在这个房间里，如果有人发现不及物动词to come（来）是淫秽的、邪恶的、粗俗的——如果这个词真的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且你觉得我说这话很讨厌，那么‘你’很可能不能来（高潮）。”
对那些最常见的性诅咒，布鲁斯同样感到不解。
什么是你跟谁都能说的最糟糕的事情？“Fuck you, Mister.”这实在很奇怪，因为假如我真的想伤害你，我应该说“Unfuck you, Mister”。因为Fuck你实际上是件“好事”啊！“喂，妈，是我。是的，我刚回来。噢，fuck you，妈！当然，我是说真的。爸在吗？噢，fuck you，爸！”
布鲁斯的部分疑虑来自于fuck you的奇怪句法，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实际上并不是“发生性关系”的意思。此外，他的不解还来自于现代人（尤其是青年男子）对性在整个人类体验中所扮演角色的肤浅认识上。
试想两个刚刚做完爱的成年人，他们两人都开心吗？事实并不一定如此。一方可能会将做爱看成是一种终身关系的开始，另一方则很可能只把它当作一夜风流。而且，一方还有可能将疾病传染给另一方。不仅如此，这份激情还可能会造成意外怀孕，而这个胎儿并不是此次激情计划之中的产物。假如这对男女再有亲缘关系，那情况就更糟糕了，因为他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会继承同一个隐性有害基因的两个副本，而且极易受到该基因缺陷的影响。当然，即使没有怀孕的问题，还会有其他问题，比如，他们之间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个妒火中烧的情敌、一个处于为别人抚养孩子的危险之中的绿帽丈夫，或者一个处于失去抚养自己孩子权利的危险之中的不忠妻子。此外，其中一方的父母很可能已经为他/她安排了婚姻计划，这个计划可能涉及大笔金钱或与另一个家族的重要联姻。当然，还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这一对恋人并不都是成年人，或并不都是出于自愿的。
进化心理学为我们揭示了人类性行为中固有的利益冲突，其中的一些冲突是置身于语言领域之外的。直截了当地谈论性，这种行为所传达的是一种不严肃的性态度，即性不过是一种类似于网球或集邮之类的平凡小事而已，在性关系发生的时候，这种态度会被对方感受到。而天长地久的愿望则可能受到更大范围的相关人群的关注。对于父母和其他年长的家族成员来说，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自己家族传宗接代的计划是否会受到妨碍；而就整个社团来说，它所关心的则是性自由可能带来的婚外生子、竞争，甚至暴力等问题。一夫一妻制度下，尽管夫妻间的理性交流可能过于陈腐，甚至有些不切实际，但对于一个家庭的长者们和整个社会来说，毫无疑问，这种理性化的性交流是最有利于他们的统治的。因此，在谈论有关性方面的问题时，个人与社团的守卫者们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伴随着社团的守卫者们在涉及自己的草率性行为时的道貌岸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
性冲突在男、女之间的表现最为突出，它远远超过了年轻人与老年人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在这方面的冲突。我们是哺乳动物，而生殖的不对称性是这类动物的先天特征：在整个繁殖过程中，雌性必须致力于很长一段时间的妊娠和哺乳，而雄性则只需几分钟的交配便可以万事大吉。如果一个男人与许多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他就可能会有很多后代；而如果一个女性与很多男性发生过性关系，她则不会有更多的后代——即使她选择了一个愿意为她的后代投资的伴侣，或者一个能够把良好的遗传基因传给下一代的伴侣。难怪男人在所有文化中都更加渴望性，更热衷于一夜情，更有可能采取引诱、欺骗或威逼等手段来获得性。对于男人来说，在所有条件均等的情况下，无论从遗传还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随心所欲的性行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不对称性在人们对性的闲谈中也应该有所表现，事实正是如此。就平均而言，男人更喜欢说脏话，而许多性禁忌语所带给人的感觉都是对女性的侮辱——因此才有了那个禁止在“妇女和儿童面前”说脏话的传统禁令。
男女对性语言耐受性的差别可能会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在听到粗俗的言辞时，她们会把手腕举到前额上，并随即昏倒在沙发上。由于扫黄运动语言指南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的第二次大潮意外地复活了脏话对妇女的侵犯。格鲁乔·马克思如果知道当今的大学和企业已经实施了他在《鸭羹》（Duck Soup）中治理弗里多尼亚（Freedonia，《鸭羹》中一个虚构的国家）的纲领“不许吸烟或者讲黄色笑话”，他一定会大吃一惊的。许多公开发表的性骚扰指南都将“讲性笑话”列入其定义当中，1993年，仅仅因为一位女职员偶然在编辑部听到他对一个拒绝与他下班后一起去打篮球的男同事说了句pussy-whipped（怕老婆），《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资深记者大卫·尼汉（David Nyhan）被迫向一个妇女组织道歉，并捐赠给该组织1250美元。以激进的反黄主义闻名于世的女权主义作家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提议，一切性交行为均属强奸，均是对女性公然的性压迫：
性骚扰即男性对一个权力不及自己的人所实施的性行为，而且这种定性在这种性行为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使那个性行为的承受者蒙受耻辱……在男权社会体系中，性就是他们的生殖器，生殖器就是他们的性主权，而这种性主权在性交中的使用就是他们所谓的男子气概。
尽管维多利亚时期对性侮辱的过分讲究遭到了现代人的嘲讽，但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一种放荡的社会氛围中，受到伤害更多的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从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革命早期这10年间，许多流行文化的作品都以同情的手法来描写那些好色之徒，以此庆祝清教主义的彻底瓦解（乔·奥尔顿[Joe Orton]、汤姆·莱勒[Tom Lehrer]、伍迪·艾伦、滚石乐队的杰作以及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罗文和马丁斯的大家笑》[Rowan and Martin知是机械的，因此，只要听到一个禁忌词，人们就会被迫去思考一些平时不会去思考的问题。这个现象有助于我们研究脏话是如何被使用的，说话者为什么希望将自己的意志以这种方式强加给听众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因为人们至少会以5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诅咒：叙述性的（Letew、hump、ball、dick、bonk、bang、shag、pork、shtup
它们听起来不是很好，是吧？说好听点儿，这些动词有些打趣或失礼的意味；说难听了，它们其实就是对人的侵犯。那么，在上流社会中，人们到底使用什么动词来指称做爱这一行为呢？
have sex、make love、sleep together、go to bed、have relations、have intercourse、be intimate、mate、copulate
上述动词均为不及物动词。英译中，指称性伴侣的词往往是由一个介词引入的：have sex with（与……发生性关系）、make love to（和……做爱）等。实际上，它们中的大多数动词本身连动词都不是，而是由一个有名无实的“轻动词”（light verb），例如，have（有）、be（是）或make（使得），加上一个名词或形容词构成的习语（在《疯狂英语》中，理查德·莱德勒问道：“To sleep with someone[与某人睡觉]，是谁在睡觉呢？A one-night stand[一夜情]，又是谁站着呢？”）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看到，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词语的选择是恪守礼仪的。但为什么社会礼仪一定要将某种东西授权得像一个语法结构那样令人费解呢？
这里，我们在第1章中对动词结构所做的分析又能派上用场了。还记得我曾说过，每一种句法构式都从一组微类（micro-classes）中选择适合它的动词，而每个动词都有一个与该构式本身的含义相符合的含义，二者至少隐喻性地兼容。那么，利用这一原理，我们是否可以从有关性的动词（即那些不同于传统语法的“系词性动词”[copulative verbs]）的句法中发现一些人类性行为的蛛丝马迹呢？
礼貌习语都有一些泄露天机的语法特征。由于缺乏独特的动词词根，它们便无法指定一个动作特有的运动方式或效果类型。由于缺乏直接宾语，它们也无法指定受该动作影响的实体或被动发生改变的实体。不仅如此，它们的语义还是对称性的（symmetrical）：如果约翰和玛丽做了爱，这就意味着玛丽也和约翰做了爱，反之亦然。因此，所有这些动词都可以出现在另一种不及物动词的替换构式中，在这个构式中，性爱伙伴并不需要通过介词引入，相反，它构成了一个复数主语的一部分：John and Mary had sex（约翰和玛丽发生了性关系）、John and Mary made love（约翰和玛丽做爱了）、John and Mary were intimate（约翰和玛丽亲热了），等等。而那些具有同样句法特征的、与性无关的动词的语义则属于一种联合自主行动（joint voluntary action），例如，dance（跳舞）、talk（说话）、trade（贸易）以及work（工作）：John danced with Mary（约翰与玛丽跳舞）、John and Mary danced（约翰和玛丽一起跳舞），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心理模型中，礼貌性动词预设着性是一种未指定方式的、双方共同参与的活动。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那些与性有关的粗俗及物动词。回忆一下我们在第1章中的发现，及物动词所描写的是一个故意对一个实体实施侵犯、影响，或者既侵犯又影响的施事者。尽管fuck与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那5类及物动词都不完全符合，但它确实与运动-接触-效果（motion-contact-effect）那类动词微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可以被意动类（conative）、物主提升类（possessor-raising）或者中间构式（middle constructions）所接纳，但却不能进入接触格构式（contact-locative）和反使役构式（anticausative construction）中。这与fuck这个动词在古斯堪的那维亚语中表示beating（有节奏地伸缩）、striking（敲打）或者thrusting（插入）的动词词源学是一致的，此外这与fuck的两个及物同义词bang和bonk是动词这一事实也是符合的。
如果描写性的及物动词意味着其直接对象受到了影响，那么，准确地说，它到底是怎样受影响的呢？我们可以从莱考夫对性动词参与概念隐喻的方式所做的分析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许多性及物动词都可以被隐喻性地用来指称不择手段地利用（exploitation），这一隐喻还包括：I was screwed（我完蛋了）、They fucked me over（他们耍了我）、We got shafted（我们受骗了）、I was reamed（我被X了）以及Stop dicking me around（别逗我了）。
这些性及物动词的另一个隐喻性主题是严重的伤害，例如，fucked up（彻底完蛋了）、screwed up（搞砸了）、buggered up（搞糟了）以及英国人说的bollixed（搞乱了）和cockup（一团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中的俚语包括首字母缩略词snafu、tarfu（Things Are Really Fucked Up，简直他妈的一塌糊涂）、fubar（Fucked Up Beyond All Recognition，乱得他妈的面目全非）。后来，这些术语被工程师们采纳，并成为他们的行话，现在，当计算机程序员在创建一个临时文件或教初学者命名一个临时文件时，他们往往会使用foo.bar——有点儿书呆子气的幽默。性及物动词背后的隐喻就是“发生性关系就是不择手段地利用某人”、“发生性关系就是伤害某人”。
许多其他语言中也都有这些概念隐喻。在巴西葡萄牙语中，fuck的粗俗等价词是comer，“吃”的意思，这个单词也是以男性（或采取主动的同性恋伙伴）做主语。假如站在交配力学隐喻的角度，这个动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应该是女人身体隐喻性地吃男人的身体。不过，它却符合人们对性行为的理解，因为在性交过程中，总是女人被男人所享用和开发。
因此我们可以说，性动词的句法揭开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心理模式。第一种模式让人联想起性教育课程、婚姻手册及其他更为社会认可的观点：性是一种细节不明的共同活动，是两个平等伙伴的交互参与。第二种性心理模式则比较阴暗一些，它介于哺乳动物生物社会学与德沃金式女权主义之间：性爱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为，它在一个主动的男性的鼓动下发起，并对一个被动的女性实施影响，其中的女性要么被不择手段地利用，要么遭到严重的伤害。两种模型均捕获了人类性行为的全部临床表现，假如语言真是我们思想模式的向导，那么我们便可以说，第一种性心理模式是公共话语所许可的，而第二种模式是禁忌的，尽管它在私下里还是会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
正如我所说的，纯粹恶俗语与跨域到禁忌中的术语之间的界线是很难判断的。对许多人来说，excrement的内涵远比shit令人作呕，因为excrement专供描述污秽和肮脏之物，而shit则可以被广泛地用于习语和非正式语境中。然而，尽管如此，shit还是比excrement更令人难以接受。同样，被冠以fuck的行为带给人的不安程度无论如何也无法与被冠以rape的行为相提并论，可是rape连禁忌词都不是。人们将一个令人不爽的词处理成禁忌语的习惯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一旦有人将其处理成禁忌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因此，这些词语的身份也许只能听任那个决定着一般词语和名字命运的“兴衰”的流行病学的摆布了。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尽管禁忌词唤起的是人们头脑中关于它们的指称对象最糟糕的印象，但并不会因此而遭到人们的排挤。禁忌身份本身就赋予了它们一种情感上的活力，这与它们所实际指称的东西毫不相干。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无数习语中都包含着禁忌术语。一些习语还将这些术语的某些令人不快的方面隐喻性地投射到话语的主题上，例如，bullshit（胡说）、They fucked me over（他们耍了我）、He pissed on my proposal（他亵渎我的提议）、She pissed away her inheritance（她把遗产挥霍殆尽）等。然而，更多的习语并不这样，出现在它们当中的那些禁忌词只起到了激发听众兴趣的作用。
He went through a lot of shit.（他经历了很多挫折。）Tough shit（糟透了！）We’re up shit不起。）No shit！（胡扯！）All that shit.（全是狗屎。）A shit-eating grin.（吃屎的笑容。）Shitfaced[drunk].（烂醉如泥。）Apeshit.（发疯。）Diddly-shit.（废物。）Sure as shit.（肯定。）
It）和Drown the cat which is lazy（把那只懒惰的猫淹死）。但Drown the fucking cat（淹死那只该死的懒猫）肯定不能与Drown the cat which is fucking（淹死那只正在发情的懒猫）替换使用。同样的，Drown the bloody cat（淹死那只该死的懒猫）并不意味着Drown the cat which is bloody（淹死那只血腥的懒猫）。你也不能说The cat seemed fucking（那只猫似乎他妈的），或者How fucking was the cat?（那只猫有多么他妈的？），或者the very fucking cat（那只非常他妈的猫），这是3个经常用来测试形容词词性的小实验。
一些批评人士还对《清洁电视广播法案》中另一个语法上的无知进行了调侃。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短语fucking brilliant（太他妈的好了）中的fucking应该是个副词，因为它修饰的是形容词，英语中只有副词才能修饰形容词，就像下面短语中的副词那样：truly bad（确实很坏）、very nice（非常好）、really big（确实很大）。然而，在上面的profane一词的定义中，奥赛恰恰忘了将“副词”这一语法范畴包括进去了！碰巧，禁忌感叹语（expletives）也确实不是真正的副词。关于胡言乱语的研究中的另一篇文章指出，尽管你可以说That
关上门，然后再关上灯。
Close the door when you leave tonight.
晚上离开的时候关门。
而Fuck you却不能这么用：
*I said to fuck you.
*Donoody（我喜欢太好啦）；*I hate ouch（我讨厌哎哟）。而且，其中许多单词还违反了英语的语音模式，例如，eeuw（噢）、hmph（哦）、shh（嘘）。它们甚至无法用于交换意见。
遗憾的是，它们确实是有着约定俗成的语音和语义的英语单词。人们热衷于对它们进行标准的改造，而不仅仅将其作为某种情感的自然流露。许多人甚至将漫画家们用于渲染人们惊厥的拟声形式也改造成这类感叹词，例如，Gulp！（狼吞虎咽）、Tisk, tisk！（看看看！）以及Phew！（唷！）等。感叹词的误用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外地身份，比如在谈话间，一个说着流利法语的美国人错误地使用英语中的um（嗯）或ouch（哎哟）等。有这么一个笑话，在一个高级乡村俱乐部里，一个试图冒充欧裔美国人的犹太妇女走进了一个冰冷的游泳池。她不顾一切地大声喊道：“Oy vey！”（不，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呢。
与语言中的其他词语一样，oy vey以及其他应急呼喊词都是约定俗成的。当你看到一个可爱的婴儿，你会说什么？当你觉得周身发冷或者在送到嘴边的苹果里发现了一条虫子，你又会说什么？把餐巾掉在地上呢？或者发现开着的窗子正在往屋里刮着风呢？当一勺热汤暖遍了你的全身，你又会作何感叹呢？毫无疑问，针对上述情景，任何一个正常的英语使用者都能从前面那个列表中准确地选出一个恰当的感叹词。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苦心经营着自己在真实或假想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作为生活这个大舞台上的一个剧院评论家，社会学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为我们分析了人们在生活这场大戏中的表演，尤其是他们的言辞。他指出，人们这种表演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旁观者们放心，自己是理智的、称职的、通情达理的，不仅如此，他们对当前的时局有着明确的目标和理性的看法。一般来说，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就不能在公开场合自言自语，然而，在理性受到突发事件的挑战时，他们有时也会破例。就这一点而言，我有个很好玩的例子。我们有时会将该带的东西落在办公室，可是发现时却已经走到半路了，于是就不得不原路返回，这时，我们往往会喃喃自语，似乎在告诉身边的人，我们并不是漫无目的瞎溜达的精神病患者。
高夫曼认为，人们之所以发出应急叫喊是有原因的：暗示同类，我们有能力且我们对某种情形的看法与他人是相同的。一个撞到玻璃的人很可能被认为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但如果他说了whoops（哎哟），那么至少能让我们知道，他是不小心为之，而且他对此感到很遗憾。如果某人把比萨酱撒到衬衫上，或者踩到了狗的粪便，然后说声yuck（啐），那么这个人至少比那些对此无动于衷的人更容易被大家理解。宣泄式咒骂也是如此。面对人生目标或幸福突如其来的挑战，我们告知世界，这次挫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事实上，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我们的情感层面上，因为它不仅会唤起我们最坏的想法，而且令我们濒于自控的边缘。与其他应急叫喊一样，破口而出的禁忌语也是按照挫折的严重程度校准的，shoot（唉）表示微不足道的烦恼，而fuck则表示相当严重的打击。按照人们对词语和说话口吻的选择，一句破口而出的禁忌语可以起到求救、恐吓敌人的作用，或者警告一个粗心大意的家伙，他正在无意中造成伤害。高夫曼总结说：“应急叫喊并不代表情感的宣泄，它所代表的是人们对同类事件看法的心照不宣。”
将宣泄咒骂看作是一种副产品的愤怒环路理论与将其看作是一种适应性的应急叫喊的理论其实并不矛盾。绝大多数应急叫喊也都是以约定俗成的语音表现形式出现的，例如，brr（哇）表示冷得牙齿打颤、yuck表示从嘴里面吐出来。这种仪式化很可能是构成宣泄式咒骂的基础。起初，这类诨名可能是由愤怒环路所释放出的禁忌词演变而成的，这些禁忌词从妥瑞症患者的口中脱口而出，随后被俗化成针对某一种冒犯或不幸的标准化应急叫喊，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宣泄咒语了。目前，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已经被一些认知神经科学家们再次采用，他们主张，语言化的爆发（verbalized outbursts）是灵长类动物的叫声向人类语言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缺失环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咒骂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要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