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和其他婴儿名字的兴衰史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名称来说，仅凭悦耳的声音和一个可命名的概念还不足以达到流行的目的，这之外一定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命名一个孩子应该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为一种语言增添新词语的最简单的例子。父母可以随意选择语音，社团也会尊重他们的选择。即便如此，给婴儿命名还是暗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决定着一个单词的流行趋势，也许还能解释为什么有些词能够成功流行起来，而其他词却没这么幸运。
在某些方面，命名一个孩子与创造其他词语是有区别的。我们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本应存在却不存在的人名（比如，一个可怜的孩子，他的父母一直就没能抽空为他取名）；我们也不会拒绝接受一对父母为他们的孩子选择的名字，只不过偶尔会给那孩子取个昵称而已。大多数时候，父母在给孩子取名时，会从常见的名字中挑选一个，他们一般不会临时杜撰。但因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是人类最纯粹、最民主的行为，而且有关婴儿名字的数据精确又丰富（美国社会安全管理局保留着一个自19世纪80年代起至今的全美人名数据信息库），这些名字为人们了解词语流行趋势提供了一个信息宝藏。
一个人不一定要叫那个名字才会了解这个名字的兴衰史。假如仅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大多数人也能预测出而不只是猜测出她的大致年龄。一个叫埃德娜、埃塞尔或贝莎的人，一般会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苏珊、南希或者黛布拉可能是一个处于生育期的少妇；詹妮弗、阿曼达或者希瑟应该是个30多岁的年轻女性；伊莎贝拉、麦迪逊或奥利维亚应该是个孩子。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猜她的年龄》（Guess Her Age）的文章，因为女孩名字的变化比男孩的更快：罗伯特、大卫、迈克尔、威廉、约翰、詹姆斯等名字始终都有人在用。不过，即便就男性的名字来说，如果让你猜测伊桑、克拉伦斯、杰森，当然还有史蒂夫的年龄，猜中的概率也会比投飞镖的中标率要高。当然，名字也并不都有流行周期——在许多社会中，婴儿必须以圣人或祖先的名字来命名，而且许多家长仍旧想方设法用世系味道浓重的名字为他们的儿子取名；而相比于儿子，女儿名字中的宗亲味道则略微淡一些。不过，不管怎么说，名字的使用情况总会有一些波动，而且在20世纪时，西方国家的这种波动率呈迅速攀升的趋势。
和我父母一样，大多数父母都不记得在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前，他们是否因为曾听过哪个婴儿的名字，于是就给自己的孩子也取了那个名字。他们往往会说，他们曾有一个最喜欢的亲人或心目中的人物；或者他们会说，他们只是喜欢那个名字的悦耳声音。但当他们去托儿所接孩子，招呼着他们的“泰勒”或“佐伊”时，3个小孩的同时回应仍会让他们大吃一惊。事实证明，他们本以为细致审慎的选择，到头来也是其他成千上万的父母们深思熟虑的选择。莱布尼兹曾经这样写道，如果你看到两个时钟显示着同一个时间，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有3种解释：首先，它们的同步是连接它们的一条轴或线所致；其次，它们的同步是一个负责保证它们同步的熟练表匠不断调节的结果；最后，它们的同步归功于自身极其相似的运作机制。假如父母们不是通过彼此效仿来协调他们的选择的话，那么，其他那两种备案又是什么情况呢：一种受外因影响，另一种出于品位而独立开发出了相似性？
就外部因素而言，我们立刻就可以把那些常常被其他品位和时尚援引的各类影响排除掉。在与妻子一起给他们的女儿取名“瑞贝卡”之后，社会学家斯坦利·李柏森（Stanley Lieberson）惊奇地发现，有太多太多的同龄人也给他们的女儿取了同样的名字。在这件事情的启发下，他出版了一本书，取名为《品位的问题》（A Matter of Taste）。他很清楚，单凭呼吁像他一样可能用这个名字给自己孩子命名的父母们是不能解释清楚这个名字的发展态势的：
国家档案登记处从来没有赞助过任何有关“国家瑞贝卡协会”的广告宣传活动，当然，它也从未做过任何诋毁那些争相使用这个名字的人的事。“瑞贝卡”的兴起与其他名字的退落所呈现出的激烈的竞争态势与“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之间的竞争并不完全一样。无论沃尔玛还是内曼·马库斯都没有促销过这个时尚潮儿的名字，也没有哪个厂家肯因为你给女儿取名“瑞贝卡”而为你打折优惠。
当然，此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外部影响因素。关于婴儿命名发展趋势的一个最流行的民间说法就是，家长们给自己的孩子命名时，常常会受英雄人物、领袖、演员或演员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希拉里·克林顿曾说过，她的父母是以攀登珠峰第一人的名字给她取名的。但她出生于1947年，而当时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新西兰养蜂人，他是在1953年才登上珠峰的，那一年希拉里·克林顿已经6岁了。
李柏森仔细研究了婴儿名字的兴衰隆替与公众眼中著名人物（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还是虚构的）的宦海沉浮之间的关联。他研究的几乎所有例子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名人横空出世之前，他被命名的那个名字就已经处于上升的态势了。而这个名人的出现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名字的流行态势，使它的流行度再创新高——李柏森称之为“曲线骑乘”（riding the curve）。不过，它并不是最初引爆这个名字的导火索。
以“玛丽莲”为例，这个名字在20世纪50年代相当受欢迎，很多人都会认为，这要归功于玛丽莲·梦露的名望。遗憾的是，梦露之前的几十年，这个名字的使用率就已经开始飙升了，而且在1946年，当珍妮·贝克（Jeane Baker）用它做自己的艺名时，这个名字就已经相当流行了。事实是，在梦露成名之后，这个名字的流行度已处于下降趋势。对此，人们猜测这还是梦露的功劳：在循规蹈矩的20世纪50年代或女权主义初期的60年代，人们不希望用一个性感女星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女儿。不幸的是，这种猜测又是个错误——20世纪30年代，这个名字就达到了流行的鼎盛期，而当梦露一夜成名时，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在李柏森调查的一些例子中，一个真实的或虚构的名人还真能带来一个新名字。20世纪60年代，英国引入了一部情景喜剧《家有仙妻》（Bewitched），剧中一个女巫的丈夫名叫达伦（Darren），在此之前，英国人连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还有麦迪逊，这个当前已经名列最受欢迎女婴名字第三位的名字之前根本就没有被用来命名过任何女孩，直到1984年《美人鱼》（Splash）上映后，情况才发生了转变。电影《美人鱼》中，达丽尔·汉纳（Daryl Hannah）扮演的美人鱼爬出了东河，在路标上发现了“麦迪逊”（Madison）这个词，于是便用它做了自己的名字。此外，李柏森还发现了一些由著名的名字引发的突发性变迁。在20世纪30年代，“赫伯特”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富兰克林”则处于上升趋势；而自那以后，“阿道夫”便彻底消失了；众所周知，这3种情况都是事出有因的。不过，总的来说，名人名字的断续性主要是人们的认知错觉。人们在回想起一两个这样的例子，例如，名字由于名人而闻名、许多婴儿都用同一个名字命名时，于是他们便推测说，第二种情况是第一种情况的成因。当然，他们无法为了确保时间的正确性而按照年代来排序名字；也无法回忆起一些反例，例如，成千上万的婴儿本应该也被命名为汉弗莱、宾、卡里、赫蒂、葛丽塔、埃尔维斯等（但他们却没有被这样命名）。人们并不擅长区分因果关系。编剧们必须用更合理的名字为他们的角色命名，而志向远大的演员则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耐人寻味的艺名。很显然，他们承受着与当今准父母们为孩子取名时所承受的同样的压力。
那么，其他像民族主义、宗教、性别角色等这样更大的社会趋势对命名又会有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的结论仍然有悖于你的想象力。最近几十年见证了《圣经》中一些人名的复苏，比如，雅各、约书亚、瑞秋、莎拉等。对于这种现象，几乎每个人的第一个猜测都是，它反映了宗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复兴。不幸的是，李柏森的研究却表明，在此期间，《圣经》中人名的使用趋势与宗教活动的走势恰恰相反。而且，与未用《圣经》中的人名为子女命名的父母相比，那些选择了这些名字的父母并不比其他人更信奉宗教。相比之下，女权主义对命名的影响似乎会更大一些，遗憾的是，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基于花名的女孩名开始没落（如玫瑰、紫罗兰、菊花）；但与此同时，其他同样基于花名的女孩名却变得越发受欢迎起来（如百合、茉莉）。在绘制那些由男孩名加小词缀派生出的女孩名的流行趋势时，你也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流行走向：一些呈下降趋势，例如，罗伯塔、宝拉、弗里达；而另一些则呈上升趋势，比如，埃里卡、米凯拉、布丽安娜，当然还有斯蒂芬妮。
造成这种世俗认知与事实之间差距的原因是，多数人的文化变革理念都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变革是由可预测的外部因素所影响的结果，例如，政府、广告商、名人、经济、战争、汽车、技术等外部因素。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文化变革是易于理解的，换言之，他们认为，人们可以用解释个人行为方式的方法来解释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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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爱德华·特纳（Edward Tenner）曾经记录过一个与这种世俗认知谬误有关的实例。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公共场合，大多数男人都会戴一顶浅顶软呢帽，当然，今天几乎没有哪个男人会戴那种帽子了。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猜测从未间断过。有人说，是约翰·肯尼迪在其总统就职典礼之后首先开了不带礼帽的先河。有人说，人们搬到郊区居住后，他们要在汽车里花好多时间，因此，他们的脑袋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冷了，而且戴着个软呢帽也不方便从汽车里出出进进。还有人说，男人留长发已经成为一种个性标志，他们不想把头发藏起来，更糟的是，如果戴着帽子，他们还得忍受“帽头”的尴尬。此外还有一种强调自然的说法，认为帽子代表了自然的不完善性。还有人认为，帽子与政治体制有关，而年轻一代反对政体。也有人认为，文化开始转向对青年人的推崇，而帽子只与老年人有关。
在有关社会发展趋势的报道中，这种流行社会学的解释随处可见。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如果你对男性帽饰在过去几十年里的流行趋势做一下定量研究，你就会发现，自20世纪20年代起，它一直处于稳步下降的趋势（20世纪60年代刚好见证了它的最后一搏，当时帽子的佩戴情况刚好降到了临界点以下）。这种下降趋势恰好与同期妇女佩戴帽子和手套的下降趋势平行。在上面那些流行社会学的解释中，没有一种说法与这些事实的编年史相符。可以说，那个时代确实有某种事情正在进行——那就是各个生活领域的繁文缛节正在日益减少，其中包括服装、仪表、公共举止以及称谓语（例如，用名字代替先生、女士，或者某某先生）。换言之，任何一种外因或目的（战争、政治、经济、科技）都无法稳步地将这种时尚趋势从20世纪20年代推向21世纪以及其后的年代。针对女性裙长的定量研究也得出与此相同的结论。与大众的观点恰恰相反，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裙长确实表现出了缓慢、平稳的跌宕起伏，但女性裙子的长短与股市、面料短缺、具有高度刺激性的广告活动或别的什么东西毫不相干。
李柏森认为，我们必须对到底应该如何解释文化变革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趋势”是指，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在对他人所做的决定进行预期与反应的同时，作出个人决定的集总效应（aggregate effects）的简称。这种效应催生了一种变革的内动力——一年中帽子佩戴的情形影响着下一年的情形。同时，它还促成了具有自身逻辑的其他各种趋势，而不是去随声附和作为整体的社会选择。
许多时尚——裙子长度、西装翻领的宽度、尾翼、胡须，当然还有婴儿的名字经历的都是此起彼伏的平滑波动，而不是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的突起突降，或是股市般的变化无常。虽然调用一个诸如动力或钟摆运动的隐喻来解释一种趋势的变化并不是件难事，但我们还是需要对为什么可以用这类隐喻，而不是其他类型的隐喻这一问题作出解释。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艺术评论家昆汀·贝尔（Quentin Bell）指出，时尚周期可以用身份心理学来解释。精英们想通过服饰将自己与凡夫俗子区别开来，但随后，仅次于精英的人群也开始对他们的着装打扮进行效仿，接下来是再下一层民众的效仿，直到这种风格惠及黎民大众为止。而当另一种新的时尚出现时，精英们又转向了那种新时尚，于是，中产阶级又开始模仿他们，然后是下层中产阶级，以此类推，便形成了内部推动的无休无止的跌宕起伏的时尚大潮。（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道金斯利用加热器和冷却器对另一种身份象征的进化——即凤凰雀尾巴的类比。）按照传统，身份等级是用财富和阶级来计算的，不过，在不同的圈子和团体中，它也可以由其他声望指数来计算，比如，威望、时髦、精于世故。
李柏森补充说，一种时尚的前沿会尽可能一直朝着同一方向推进，因为任何回溯都将使潮人们企图与众不同的目的落空。这就是所谓的隐喻性动力（metaphorical momentum）。但它也有到达极限的时候——裙子再短也不能短过吊袜的束腰带，裙摆再长也不会超过6米。届时，精英们会被迫将这种风格反转过来的。这就是所谓的隐喻性钟摆（metaphorical pendulum）。听起来，它似乎什么都可以解释，但这恰恰说明，它实际上什么都解释不了。不过，李柏森也指出，每当一种时尚潮流复兴的时候，潮流先锋们总会同时将一些“其他”变革引入其中。因此，新潮的裙子、胡须、挡泥板永远不可能与上一个10年的潮流式样相混淆。
这又将我们带回到名字的问题。与西装翻领大小的流行趋势不同，人名并不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的音节首辅音（onsets）或音节尾（codas）的声音、它们的词源（希伯来语、拉丁语、希腊语、凯尔特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它们的字面意思（鲜花、珠宝、武器、月份）、它们与名人的联系，等等。名字有着庞大的词库资源，它可以由小说来填补（“米兰达”来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温迪”来自《彼得潘》）；由姓过渡到中间名，进而再过渡到第一个名字（比如，摩根和麦肯齐）；外来名（例如，索伯汉、纳塔莉亚、迭戈）；通过加前后缀，例如，-a、-ene、-elle，非裔美国人则加La-、Sha-、-eesha（例如，Latonya、Latoya、Lakeesha，等等）。难怪不同阶级和种族群体会从不同的名库中选择自己的“样本”。
一方面，大多数父母想给自己的孩子取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以避免和周围小朋友同名，山姆·高德温（Sam Goldwyn）曾建议一个员工“千万别给你儿子取名威廉。几乎每个姓汤姆、迪克和哈利的名字都叫威廉”；另一方面，父母们又不想让自己孩子的名字过于另类，免得让人觉得这个孩子来自一个不谙世故或者离群索居的家庭。在这个时尚的一个极端上，我们有女演员瑞秋·格里菲斯（Rachel Griffiths），她给儿子取名Banjo（班卓琴）；魔术师佩恩·吉列特（Penn Jillette），为其女儿取名Moxie Crime-Fighter（魔蝎座·通天干警）；摇滚歌星鲍勃·吉尔道夫（Bob Geldof），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叫Little Pixie（小精灵）、Fifi Trixibelle（菲菲·特丽克丝贝利）和Peaches Honeyblossom（蜜桃·蜜花）。而在另一个极端上，美国有位拳击手乔治·福尔曼（George Foreman），他的5个儿子都叫乔治。例外总归例外，在选择名字时，大多数父母都喜欢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过问题是，由于每个家长都不想走极端，又都想与众不同，结果就是，他们对孩子的命名如出一辙。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中小学里到处都是叫苏姗和史蒂夫的孩子，现在又到处都是克罗伊和迪伦。不过，请不必担心，未来的父母们将会对这种史蒂夫或者迪伦过热现象作出积极的回应，他们会找到一个全新的名字，从而将这一潮势扭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这种动态不禁让我想起了尤吉·贝拉（Yogi Berra）的那句酒店评语：“没有人再去那儿了，那儿的人太多了。”婴儿取名顾问们，比如帕梅拉·撒特兰（Pamela Satran）试图向家长们建议一些既不俗又不怪异的名字——也许是一些英雄的名字，例如，莫奈、柯法斯；或者某种颜色词，比如，灰褐色或者蔚蓝色。（Yogi[瑜珈信徒]，听过有人叫这名字吗？）
象声词是挖掘中庸名字的强大劲旅。一个流行的名字将它的魅力传播给那些与其共享同一个音节首辅音、音节或音节尾辅音的现成名称。20世纪早期，珍这个名字引出了贾尼斯、珍妮特、简、詹妮尔，这几种名字各自都有许多种不同的拼法。卡罗尔引出了卡洛琳、凯伦、凯莉、卡拉、卡丽娜。最近，詹妮弗这个名字中的“詹”字催生了杰西卡和詹娜，“妮弗”则催生了希瑟和安布尔。李柏森指出，许多被归因于名人效应的流行名字（珍妮特·盖纳、杰西卡·兰格）确实只是对流行语音的追捧。因此，象声词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一些名人的名字会渐渐石沉大海。举例来说，20世纪60年代，达伦在英格兰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而其他电视角色的名字却没这么幸运（例如，瑞奇和麦克斯韦），因为在当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英国男孩名字都是以n音结尾的。
在几乎所有文化中，男孩与女孩的名字均有所不同，很显然，这是性别在起作用。然而，性别在命名中所起的作用还不止这些。父母们偶尔会给他们的女儿取一个男孩的名字，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能有个男孩。不过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那就是，他们希望藉此暗示女孩子们要自立自强。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名字往往会落在那些命中注定成为性感女星和模特的女孩子头上（或者是她们自己选择了这类名字），比如，德鲁·巴里摩尔、布莱尔·布朗、格伦·克洛斯、杰米·李·柯蒂斯、卡梅隆·迪亚兹、杰瑞·霍尔、达丽儿·汉娜、梅尔·哈里斯、詹姆斯·金、肖恩·杨（所有这些人的名字都是与她们同龄的女孩子所不常使用的）。要不是女权运动的进程已经持续了百年或者更长时间，它应该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在20世纪初，贝弗利、黛娜、伊芙琳、盖尔、莱斯利、梅瑞狄斯、罗宾、雪莉等名字主要用于男子。在这一时期里，男女同名命名只是单方面的。一个男孩的名字一旦过多地被用于女孩，这个名字就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这大概是因为父母们能够接受将男孩的特征赋予女孩，但却无法接受将女孩的特征赋予男孩。正如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所说：“生活对于一个叫苏的男孩子来说是件不易的事情。”
年龄是流行趋势的另一个推动力。许多名字和声音随着它们主人的年迈而变得缄默，以至于最终被遗弃，因为家长们不想将他们的孩子想象成小老头或小老太太。这就是许多这类名字的劫数吧，比如，埃塞尔、多萝西、米尔德里德以及以-s（斯或丝）结尾的名字，例如，格拉迪斯、弗洛伦斯、路易斯、多丽丝、弗朗西斯、艾格尼丝。一旦它们的主人过世或失踪，这些名字便会失去它所固有的那种年迈的含义，并重新被人们召回，其条件是，它们必须符合新时代象声词的最强音。举例来说，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约瑟夫就曾获得过重生，假如你发现自己属于马克斯、玫瑰、山姆、苏菲、杰克、赛迪中的一员，那么，你不是在养老院长大的，就是在托儿所长大的。
我们所说的这些与一个新词能否被接受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我曾说过的，在某些方面，名字与其他词类是不同的。当名字被用于命名孩子时，每个人都会得到命名，但名字的资源库是有限的，而且，一般来说，名字都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当它被用于命名概念时，许多概念却依然是难以名状的，那些被命名的概念往往会得到一个新的声音组合，而大多数年度词语的存活时间都短暂得可怜。尽管如此，驱动人名时尚循环的内动力仍然部分地适用于造词和其他词类的接纳。
前面我们已经领教过了公司及其商品的名称时尚，从别克到野马再到伊兰特。此外，与名称时尚一样，青少年、校园、潮人俚语等时尚趋势，例如，the catnamics（人类生物动力学）；指称受压迫少数民族的colored（有色人种的）、Negro（黑人的）、Afro-American（美国黑人的）、black（黑人的）、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国人），等等。
在时尚大潮面前，即使是科学也只能随波逐流。人们原本以为科学家们会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他们的发现命名，比如ligand（配合基）、apoptosis（细胞凋亡）、heteorskedasticity（异方差性），结果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术语首先让位给了英语中的那些遁词（circumlocutions），例如，frequency-dependent selection（依赖频率的选择）、secondary messenger（第二信使），进而又让位给了更加异想天开的引喻，比如，quark（夸克）、Big Bang（宇宙大爆炸）以及Sonic Hedgehog（音猬因子）——一种以视频游戏角色的名字命名的基因，而现在，它已经让位给了截词（hip truncations），例如，物理学中的brane theory（膜理论），其中的brane截自英语单词membrane（薄膜）。
请注意，时尚的潮涨潮落并不是决定一个词语存亡命运的唯一内动力。即使一个新词的品位保持稳定，其成功与否仍然取决于词语流行病理学（lexical epidemiology）——一个新词从始创者到一个新的采用者的传播方式。当然，这个人还将继续将其传播给下一个使用者，一传十、十传百，辗转无穷。最终，这个新词要么渐渐消失，要么被地方的流行方言所接受，这取决于了解它的那个人一天之内对多少人谈及过它，还取决于听说过它的那些人对它的关注及乐于记忆的程度。就像真的流行病那样，人们很难预料究竟结果会如何。换言之，一个新词在上口度、熟悉度、可信度，或者第一个采用者的魅力等方面的细微差别，决定着它最终能否打进一个语言社团并被人们世世代代相传下去的命运。在这个背景下，梅特卡夫提出的那5个成功秘诀（即FUDGE）中的频率性和多样性才有了真正的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词语和人名传播途径的考察颠覆了传统的文化起源与发展观。20世纪，人们将文化看成是一种追求目标、发现意义以及刺激反应的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它既可以是人类进行操纵的牺牲品，也可以是人类参与干预的受益者。然而，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实践活动，名字的兴衰命运并不符合这种文化模式。尽管名字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但它们却并不反映其他社会趋势，也不受其他榜样的推动。它们所受到的唯一一次影响来自于那条“麦迪逊大街”，其结果是，发生在那条大街上的一系列离奇的美人鱼事件使得麦迪逊这个街名成为全美第三流行的女孩名。要想搞清楚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对人性在命名决定中所表现出的特征进行仔细观察——地位心理学、家长心理学以及语言心理学，再加上之前的命名者们的选择结果以及前面提到过的观念流行病心理学（epidemiology of ideas）——一个几乎还不存在的学术领域。
在1978年出版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一书中，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呼吁人们关注一些突发的、非必要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往往出现在人们进行个人选择时，因为这些个人选择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选择。谢林提到的一个例子是城市被隔离的方式。一个城市被隔离开来，并不是政府的隔离政策所致，也不是人们只希望和自己的同族住在一起，而是没有人愿意成为自己居住区中的少数外族人之一。出于避免被边缘化的目的，当一个个家庭不断地搬进搬出的时候，它们就成了这个社团的一部分，并影响着其他家庭何去何从的选择。最终，黑人与白人两个截然不同的社团出现了，也就是说，无论哪种社团都不是谁设计出来的，或者是谁需要的。谢林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有关车道被堵：当现场的每一个司机都放慢几秒车速并伸出脖子去观望一场交通事故时，车道就有可能被堵住——这是一场假如司机们之前没有放慢车速看热闹的话，没有人会接受的、为了摆脱拥堵所进行的讨价还价。谢林还解释了在人们的个人决定相互影响时，这些模式就产生了的原因：
如果你的问题是交通太拥堵了，那么你本人就是交通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你因为喜欢人群而加入一个人群，那么你就为这个人群增加了一员。如果你因为那些和你的孩子一起上学的小学生而将自己的孩子从学校带走，那么你就带走了一个和“他们”一起上学的小学生。如果你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提高嗓门，那么你就增加了其他人为了让他们的声音能被别人听到而发出的更高的噪声。当你剪短你的头发，你所改变的只是其他人对人们留了多长头发的印象。
最近，在一本名为《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的畅销书中，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lm Gladwell）将谢林的观点应用到一些社会趋势的解释中，例如，识字率、犯罪率、自杀率、青少年吸烟率的变化。传统观点将以上每种趋势都归因为外部社会力量，例如，广告、政府计划或各种榜样模式。事实上，它们的真正驱动力并不是这些外因，而是个人选择、影响及其反馈等内部动力在起作用。婴儿的命名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事物命名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佐证，在这个佐证中，一种大规模社会现象——语言组合，出人意料地从众多彼此影响的个体选择中浮出了水面。
乍看起来，一个名称似乎很简单——它不过是一个语言社团共享的声音和含义的结合体而已。然而，当我们走近它的工作原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无限广阔的人类经验领域。在之前写的那些书中，我曾对名称是如何在一个人的大脑中表征的问题进行过反复探讨。我也曾为一个人到底能够了解多少词语、儿童习得词语到底有多迅速、词语的构造到底有多优雅、大脑对它们的识别到底有多难等问题而惊叹不已。在本章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概念结构在捕捉词义时表现出的精确性和抽象性。在这一节中，我们又看到了名字是如何将我们与我们头脑之外的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名字从命名者那里获得含义，该命名者首先选定一个声音，用它来指称一个个体或一类事物，然后再将他选择的这个声音传递给一系列意欲用同样方式使用这个声音符号的人们。而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会将我们卷入到一起具有讽刺性意味的事件当中去。指称行为以及复制它的意图将我们与现实直接连接在一起，而绝不仅仅是将我们与我们对现实的设想连接在一起，尽管人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很难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以将一种巨大的矛盾压缩进人类社会生活的方式，一种声音的选择将我们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矛盾正处于人类随波逐流与匠心独具的两种不同欲望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