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人名或事物名称都是先由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某个人物凭空杜撰出来，并在随后被语言社团接受并流传开来的。正是这一过程将我们的世界、心智以及人类社会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网罗在了一起。命名这种谦逊的行为，一方面颠覆了我们对逻辑、含义以及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颠覆了我们对文化和社会的认识。
我这一生无时无刻不被“史蒂芬”（Steven）这个常见得不能再常见的名字提醒着。这个名字的出处其实还挺吉祥的：Stephanos，即希腊语“皇冠”的意思。尽管如此，自圣·史蒂芬（St.Stephen）——人类第一个基督教殉道者，遭石刑之后的2000多年间，史蒂芬这个名字几乎就再未被人使用过，只是在一年一度的史蒂芬日（圣诞节的第二天），也就是好国王温塞拉斯（Good King Wenceslas）雪天出行救济农民的那一天，人们才会记起这个名字。到了19世纪，不知何故，这个名字又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当时使用它的人还不是很多——奥斯汀、道格拉斯、福斯特、里柯克以及克兰——即使到了20世纪上半叶，也只增加了贝尼特、斯彭德和迪达勒斯，而最后一个史蒂芬·迪达勒斯还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史蒂芬这个男孩名的使用率名列第75位，排在克拉伦斯、勒罗伊和弗洛伊德后面。而到了我出生的50年代，史蒂芬以及同源名Steven（史蒂文）、Steve（史蒂夫）骤然飙升到了第7位。我个人认为，在我的家乡，这个名字好像比在其他地方都受人欢迎。因为每次我们一大群孩子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我总会发现身边有好几个Steve。上小学时，因为每个班级都有两到三个孩子叫这个名字，所以我总是被叫作史蒂芬.P。随着年级的升高，我发现，叫史蒂芬的同学也变得越来越多。我在研究生学院的室友、我的导师以及我的一个同门师兄都叫Steve（结果我们学院同时收藏了一份有三个Steve署名的毕业论文），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实验室，结果我先后雇用了两个Steve为我工作。
到了我开始写市面上的科技书时，我已经彻底被史蒂芬们给包围了。我渴望自己能站在史蒂芬·古尔德前辈和史蒂芬·霍金的肩膀上，于是，我发现自己先是与古尔德进行论战，然后是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那场论战的文字被记录为《两个史蒂夫》[The Two Steves]），这些史蒂夫的科技书籍，连同史蒂芬·步狄安斯基（Stephen Budiansky）和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的，都被摆放在书店的同一个书架上。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对我的书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基珀·威廉姆斯（Kipper Williams），《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经作者许可转载。
自那以后，市面上科技书的撰写队伍里又增加了约翰逊、兰德博格、利维、杰米森、温伯格、沃尔夫拉姆以及畅销书《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的那两位作者（列维特和都伯纳）。此外，史蒂夫还统治着高科技领域，其中包括微软和苹果的CEO（鲍尔默和乔布斯）、苹果的两位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以及美国在线的创始人（凯斯）。
在世纪之交的科学领域中，这许许多多的史蒂夫已经形成了一股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抵制新达尔文主义的力量：他们被称为“史蒂夫计划”（Project Steve）。该计划是美国国立科学教育中心（NCSE）为反击美国神创论组织（美国发现研究所）发起的“反对达尔文主义科学家”签名活动而掀起的一场极具讽刺性的活动。仿效美国发现研究所的做法，NCSE也搞了一次签名活动，但不同的是，NCSE提出的口号是“反对‘新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并且只允许叫史蒂夫的科学家参与签名。NCSE反击美国神创论组织说：“哦，是吗？哇，你们有几十个人签名，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有几百名科学家都因拥护进化论而签名——仅仅是叫史蒂夫的就有这么多！”（其中包括同源名Stephanie[史蒂芬妮]、Steffi[史蒂菲]、Stefan[史蒂芬]以及Esteban[埃斯特万]）。其实，NCSE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讽刺美国神创论组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史蒂芬·杰·古尔德前辈。目前，“史蒂夫计划”的网站上一直保留着那个投票统计表（到本书发稿时，投票已经达到了800人次）。此外，他们还发行了一款文化衫、一首歌曲以及一个吉祥物（教授史蒂夫·史蒂夫，一只熊猫玩偶），并在极负盛誉的《不可能的研究年鉴》（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史蒂夫的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Steve）的项目报告（报告基于签名者订购T恤的尺寸分布完成）。
超史蒂夫主义（Hyperstevism）是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一种社会现象。就像郁金香革命、互联网股票以及其他疯狂人群的命运一样，“史蒂夫”这个名字也是命途多舛。如今，青少年以下年龄段的孩子已经没有人再叫这个名字了。估计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变得跟“埃尔默”或者“克莱姆”一样老掉牙。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名字的走势竟然如此跌宕起伏？和绝大多数用一个全新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也许根本没想到，他们竟成了一种流行趋势的一部分，其实，他们只是喜欢这个名字的发音而已。我的祖父母曾经提起过这个名字的含义，说这个名字让他们想起了一个乡巴佬。不过，我倒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愚鲁而迟钝的汉子的象征，就像电影《取舍之间》（To Have and Have Not）中的劳伦·巴考尔对亨弗莱·鲍嘉的评价那样：
你知道你不必和我一样，史蒂夫（他的名字不叫史蒂夫）。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一件都不要。哦，也许你只要吹个口哨就好。你知道怎么吹的，对吧，史蒂夫？把双唇合拢，然后向外吹口气就是了。
总之，不管怎么说，我的祖父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经历了一代人的光景后，这个名字的内涵竟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居然成了美国反同性恋运动口号的代名词——“上帝所创造的是亚当和夏娃，而不是亚当和‘史蒂夫’”。
本章的内容是关于命名的问题——命名孩子及普通事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是他们有权选择一个事物名称的唯一机会。而对于《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近100万个单词来说，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必定是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某个人物凭空杜撰出来的，随后，它还得被同一个语言社团的人所接受并流传千古。正是这一过程将我们的世界、心智以及人类社会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交织在了一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最近的一些研究结果证明，命名这种谦逊的行为，一方面颠覆了我们对逻辑、含义以及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颠覆了我们对文化和社会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