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人们对隐喻的崇尚将迎来一个弥赛亚时代的话，那么弥赛亚本人便是乔治·莱考夫。20世纪60年代，莱考夫曾师从于乔姆斯基，后来他另辟蹊径，并一举成为生成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运动的首创者。自《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发表以来（1980年与马克·约翰逊合著），莱考夫在一系列引人入胜的论著中，以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洞察力对这个概念隐喻的世界进行了深度剖析，并已得出一些令人瞩目的结论。
迄今为止，莱考夫是隐喻之隐喻最坚定的倡导者。他认为，隐喻并非语言的饰物，而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就其本质而言，我们所赖以思想和行动的普通概念系统是隐喻性的。”精神生活始于一些非隐喻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是被植入到我们机体内并与外界物质世界打交道的感觉、行动和情感。概念隐喻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大脑中的一个神经链所捕获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到“控制即在上面”，是因为我们有过最终占上风的体验；同样，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到“目标即终点”，是因为我们曾有过靠近目标的体验；而我们之所以能认识到“时间即运动的物体”，是因为我们随时都在体验着，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未来的事情会渐行渐近。
但这还不是弥赛亚论的全部目的所在。既然人类的思想活动借助的是根植于物理的经验隐喻而不是逻辑公式和真值条件，那么这就等于说，自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弥赛亚论坚持认为，由于思想根植于身体体验，所以，推理根本不是建立在抽象规律的基础上的，而且，一切客观或绝对真理的概念都应该被驳回。只有处于竞争中的隐喻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法宝，它们或多或少地合宜于人们的目的。
如此说来，西方哲学将不再是关于知识、伦理和现实的永无休止的辩论，而将转型为对一系列概念隐喻的论证。举例来说，笛卡儿哲学基于“我思故我见”隐喻；洛克的思想基于“心智即容器”；而康德的思想则是建立在“道德即严父”隐喻的基础上，等等。就连数学也难逃厄运，它不再是关于柏拉图式的永恒真理的现实，而实质上是对人类身体和感知的缔造，只不过这种感知源于沿着路径运动的人类活动以及同样沿着路径所进行的收集、建构和物体测量等。此外还有政治意识形态，它同样也无法再根据价值观的假设进行定义，而只能根据“社会即家庭”之隐喻的竞争版本来界定。政治权利将社会比作一个由严父掌管的家庭，政治则被交由这个家庭的一方父母来照料。
在隐喻间进行较量的还包括人们日常的政治争论。莱考夫主张，除非公民受约于那个“固定于大脑神经结构中”的框架，否则他们往往是缺乏理性的，甚至会无视事实。举例来说，乔治·布什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向美国人民承诺税项宽免。“税项宽免”（tax relief）这一术语将税收框架成一种“苦难”，而将解除税收者框架成一个“英雄”，同时它还将妨碍解除税收的人框架成一个“恶人”。与此同时，民主党人也提出了一个“税项宽免”，该版本愚蠢地沿袭了共和党人的“税项宽免”框架。用莱考夫的话说，民主党的这种做法就好比要求人们“不要去想大象”（实验证明，当人们被要求“不要去想一头大象”时，他们却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莱考夫认为，民主党应将“税收”重新定义为“用于维系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会员费’”。就在民主党在总统竞选中惨遭失败的第二年，即2005年，莱考夫就扮演起了“民主党救世主”的角色。他广泛地与民主党领导人和战略家们交换意见，致信其核心成员。同年，其所著的《不要去想一头大象！》（Don过来又赋予了隐喻人性化的表达方式；他也相信，许多作为推理基础的隐喻都是文化专属的，事实上，就连他的普遍论都是一种关于“物种”的相对论：我们的知识只不过是一种适合“智人”利益和身体的工具。尽管如此，在下面这两个相对论的标准反证面前，莱考夫版本的相对论总体上来说还是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第一个标准反证是：假如理论不描写现实特征的话，那么，我们最好的科学和数学便能预言世界是如何以令人惊愕的方式运转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指出，在准备前往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即使是那些最坚定的相对论者也会选择乘坐根据现代物理学隐喻设计出来的喷气式飞机，而绝不会选择根据其他竞争隐喻设计出来的魔毯。（就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如果让我在9000米高空飞翔的喷气式飞机上看到一个相对论者，那我会当众为你揭开这个伪君子的面纱。”）单凭口头上说“科学的隐喻才是唯一‘有用的’隐喻”，这种做法恐怕只会徒劳无功吧，当然，除非你能扼杀所有人对“为什么有些隐喻是有用的而另一些则不然”的好奇心。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浅显的答案就是，有些隐喻是能够表达关于世界的真理的。因此，即使语言和思想都离不开隐喻，也不意味着知识和真理就应该被摒弃。这倒很可能意味着，隐喻能够客观、真实地捕捉到现实的方方面面。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另一个标准反证是，在努力说服其他人相信“相对真理”的过程中，相对论者们本身却在致力于“客观真理”。举例来说，他们通过游说来吸引支持者——当然是通过对事实和逻辑的整理，而不是通过贿赂或威胁；他们利用辩论和证据来回应批判者，而不是用手枪决斗，又或者像日间脱口秀节目中的嘉宾那样，乱扔椅子；当自己的相对论“品牌”被质疑为一派谎言时，他们会予以坚决否认，并毫不含糊地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莱考夫和约翰逊的《体验哲学》（Philosophy in the Flesh）开宗明义地写道：
心智天生就是体验性的。
思想多半是无意识的。
抽象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
以上是认知科学的三大主要发现。先验哲学对于理性这些方面所进行的历时2000多年的猜测应该到此结束了。由于这些发现，哲学再也不会与从前一样了。当这三大发现被综合地加以认真思考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西方哲学的核心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他们说“心智天生就是体验性的”——而不是说“我们提出一种心智天生的体验性隐喻”。他们用“这些发现”和“这三大发现”——而不是“这些有用的框架”。他们说“与西方哲学的核心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而不是说“一个与西方哲学隐喻不同的隐喻”。显而易见，莱考夫和约翰逊已经无法自圆其说。他们每一次的理论推进都是以动摇真理、客观性和逻辑必然性的先验性概念为前提的。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赞同莱考夫关于抽象概念是隐喻性的主张，那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应该是“为什么隐喻性的思想是合乎情理的”，而不应该是“是否应该彻底抛弃理性”的问题。
当我们把目光从哲学转移到心理学上，我们就会发现，“人类思想大部分是隐喻性的”这一主张存在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事实上，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领会那些出现在他们母语中的潜喻（underlying metaphors）。根据前面所说的“煞风景论”的观点，对当今的语言使用者来说，许多概念隐喻——即便不是大多数，也并非透明的。这意味着语言使用者有办法玩味出那些潜在的概念：它们是用于气候研究的抽象概念，而不是“脓包出头”这样的具体概念；它们是从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而不是“一罐蠕虫”这种具体概念。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实验心理学是“煞风景论”的天地。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人们在理解常规隐喻时，并不是每次都要对概念隐喻寻根究底才肯罢休。心理学家波尔兹·科萨（Boaz Keysar）、塞缪尔·格卢克斯伯格（Samuel Glucksberg）以及他们的合作者们在实验中给受试者出示了一系列句子链，这些句子链是围绕着一个概念隐喻建构起来的，请看下面这个句子链：
丽莎说：“爱是个病人，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已经‘命悬一线’了。如果你总是赞赏别的女人，那我们的婚姻怎么才能‘稳固’呢？”“那是你的猜忌。”汤姆回答说。
实验人员推断，假如读者真的会考虑“爱是个病人”的潜喻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对“你染上了这种病”这样的探针句有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在看了前面那段包含常规隐喻的句子后，他们对“你染上了这种病”这个句子的理解速度应该比在看了下面这个不包含任何隐喻的句子后要快一些。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没有比喻的句子：
丽莎说：“爱是一种挑战，我觉得我们的关系遇到麻烦了。如果你总是赞赏别的女人，那我们的婚姻怎么才能长久呢？”“那是你的猜忌。”汤姆回答说。
但实验结果表明，这种优势其实并不存在：第一个句子中的常规性隐喻并未加快读者对“你染上了这种病”这样的探针句的理解速度。这说明“爱是个病人”的潜喻并未被调用。第三种实验的情况是，受试读者被迫去考虑“爱是个病人”这个概念隐喻，因为实验人员这次使用的引导句是一个非常规的新鲜隐喻句：
丽莎说：“爱是个病人，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快‘无药可医’了。如果你总是赞赏别的女人，那我们怎么才能‘对症下药’呢？”“那是你的猜忌。”汤姆回答说。
这一次，受试者非常快地理解了“你染上了这种病”这个探针句——速度就如理解某个真实的疾病感染故事一样快。心理学家们于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当隐喻是新鲜的，人们才能够通过隐喻表达式读取其潜在概念。当隐喻是常规性的时（就像莱考夫列举的多数隐喻那样），人们则会选择直接处理那些抽象含义。
更有甚者，人们不仅会忽略隐喻，而且会质疑和低估它，他们甚至还会分析隐喻的哪些方面可以利用、哪些方面应该被忽略掉。生活中，人们还常常通过吸引听众对常规隐喻的注意力来达到一种幽默效果，史蒂文·莱特（Steven Wright）曾说过：“如果整个世界都是一个舞台，那观众该往哪里坐呢？”或者“你妈太蠢了，她把尺子放在床边测量自己睡了多长”，这是一个非裔美国人的笑话。下面这个例子选自漫画《呆伯特》（Dilbert）。
Dilbert?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Inc.
玩笑归玩笑，假如人们没有调动一种比隐喻本身更抽象的潜在的思想介质的话，那么他们肯定无法解析那些隐喻，也同样无法借助概念隐喻思考问题。当然，在推理一种关系时，假如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对这种关系的隐喻对应性，比如共同目的地、速度以及沿途的坎坷等方面的对等关系进行揣摩的话，那么，将这种关系推导出来并没有太大问题。但当人们担心是否来得及收拾行囊，或者不知道下一个加油站会在多远的地方时，他们的思想就会遭到严重干扰。在为一场辩论做准备时，我可以想象应该如何击败对方并捍卫自己的观点，但前提是我不会被诸如防卫补给线、发行战争国债以及处理国内反战分子等问题分散精力。思想是不能用隐喻来直接交易的，它必须通过一种更加基本的“货币”形式进入流通，而这种货币必须能够捕捉到隐喻及其话题所共享的那个抽象概念（就“旅行”和“关系”而言，就是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就“辩论”与“战争”而言，就是朝着冲突前进），同时将无关紧要的概念抛弃掉。
因此，人们才能够坦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像“时间即空间”这样无处不在的隐喻也不是基于时间概念的比喻，因为时间概念实际上位于空间概念所使用的大脑神经领地之外。大卫·凯默勒（David Kemmerer）的研究表明，一些脑损伤患者可能会失去理解空间介词的能力，比如像She理解是通过观察将书堆放在桌面上，放得越多，书堆积得越高这种类似的现象得来的。然而，当我们转向更复杂的隐喻时，这种理解方式就显得有些荒唐了。比如，在乘车旅行中，人们并不需要通过一对倾心于彼此的游客才能理解“爱是一次旅程”；也不一定非要看到一对荷枪实弹的辩论者，才能领会“辩论就像战争”。事实上，莱考夫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援引了“相似性”这个概念，希望以此作为解释概念隐喻习得问题的一个辅助性理论：人们在通过巴甫洛夫方法（即只有朝着操场迈步，我们才能抵达它）习得了“目标即旅程”的隐喻后，然后再将这一隐喻扩展到某种浪漫的关系上，因为关系目标与物理目标（如一个操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请注意，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物质目标，而是诸如“目标”这样的抽象概念！是这个抽象概念界定了相似性的维度（比如，一个操场与一种浪漫愿望的相似之处）。而相似性则决定了一个概念隐喻的可习得性和可使用性。一言以蔽之，人类是无法单凭隐喻进行思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