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听起来，煞风景论和弥赛亚论可能有点儿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两瓶被那个精明的酒商分别放置在酒架两端的昂贵的酒幌子，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理论确实很值得我们关注。毫无疑问，有些隐喻确实就像一潭死水般了无生息——不是什么“解除纽带”、“到了紧急关头”，就是由拉丁语和古斯堪的那维亚语词根所构成的比喻。先人们最初充满想象力的隐喻早已随风而逝，而如今的英语母语者也并未被赋予荣格式的“集体记忆”。而且，即使有些隐喻作为“活化石”被保留了下来，它们也早将自己的隐喻内涵隐匿于雾里云端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发现了它们的隐喻内涵，也无法保证我们能够像使用“人”或“狗”那样洞若观火般地使用它们。正如一位著名的符号界行家所说的，有时候，雪茄不过就是支雪茄而已（它并没有什么深层的含义）。
在混合隐喻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违反常规的隐喻使用。所谓混合隐喻（mixed metaphor），即说话人或作者将深层含义相关，而字面内容却很离谱的两个隐喻胡乱地拼凑在一起所构成的一种隐喻。请看下面的例句。
I者也不得不承认，在最初那些词语发明大师的心中，隐喻的确存在，而且，正是这些隐喻才唤起了他们的灵感。众所周知，一个简单的意象（它本身并未被提及）可以产生大量的修辞格，这一事实说明，对于当初的发明者和早期的采用者来说，这个缄默的意象（隐喻）一定是相当透明的，而且这种状态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和哲学家马克·约翰逊搜集的隐喻表达式，首先请看“辩论即对抗”（ARGUMENT IS WAR）的英语表达式：
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I demolished his argument.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er.You don拮动力通过克服来自主动力的阻力而进入一个区域），还是选择一个“解放”模式（即一个拮动力摆脱掉另一个正在阻碍主动力自由运动的拮动力）。我在第1章中之所以对动词结构进行解释，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动词结构表明，即使是最日常的人类行为也可以由不同的方式来框架，例如，spraying paint on the wall（往墙上喷漆，即致使油漆运动）和spraying the wall with paint（用油漆喷墙，即致使墙发生变化）所表达的意思的区别。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的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著名的认知心理学框架效应实例（我在第2章中简要地介绍过）。实验中，他们向受试医生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一种流感新变种预计致死600人。现在有人提出了两组抗击疾病的方案。”其中一组医生要对下面这个进退两难的情况作出选择。
假如采纳方案A，你可以使200人获救。假如采纳方案B，你会有三成的把握使600人全部获救，同时也会有七成的可能，使这600人无一幸免。你希望选择哪种方案？
如果你和多数面对这一抉择的医生作出的反应相同，那么你会选择方案A，并放弃那个冒险的方案B。另一组医生面对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选择。
如果采纳方案C，400人就会死于流感。如果采纳方案D，你会有三成把握使所有人免于死亡，但同时也有七成可能使600人无一幸免。你愿意选择哪种方案？
如果你也和多数面对这一抉择的医生的反应一样，那么你会宁愿放弃毫无风险的方案C，而去选择那个冒险的方案D。
不过，假如你再仔细阅读一下这两道难题，你就会发现，这两组不同选择的结果却是完全一样的。假如有600人不治将死的话，那么，拯救了200人与失去了400人的结果是一样的；一人都未能获救与失去所有人也是一样的。然而，医生们在做选择时所依据的却是同一选择清单的不同框架方式。事实上，这种措辞上的差别所暗示的是一种隐喻上的差别。相对于那些救治不及而身亡的人而言，被治愈的人会被识解为一种“增益”；而相对于那些从未遭受流感威胁的生命而言，死于流感的人则被识解为一种“损失”。目前已有研究表明，与对有所得的喜爱程度相比，人们对有所失的憎恨会更强烈。举例来说，即使明知现金缴费可以享受折扣，人们仍然愿意刷信用卡；但如果他们被告知信用卡缴费要支付与现金缴费所享受的折扣等额的附加费，他们便会对那笔额外费用产生强烈的反感。正因如此，人们往往会拒绝为预期收益而打赌（例如，“正面，你就不再欠120美元了；背面，你现在又多欠了100美元”）。（尽管经济学家对这种行为大为不解，但却成了唯利是图的投资公司热衷的研究项目。）就特沃斯基的实验结果而言，医生们作出的选择完全可以用这种“损失规避”和“框架效应”加以解释：“增益”隐喻促使医生们作出了规避风险的选择；而“损失”隐喻则促使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尽管这个问题听起来略显晦涩，但特沃斯基和卡尼曼于1981年所做的这个研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框架效应的黄金标准：相同的事件、不同的隐喻、心动的决定——而且，那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决定，它牵涉到了数百人的生死存亡。自那以后，框架影响思想的观点被广泛应用于人类诸多生活领域的研究。城市规划师唐纳德·施安（Donald Sch?n）认为，导致城市规划者用对待患病植物的方法（即一种要想防止腐烂扩散就得将其彻底根除的方法）来对待居民区拥挤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城市衰退”隐喻。而施安的这一论断则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那场灾难性的“市区重建”工程。法官迈克尔·布丁（Michael Boudin）曾指出，法官也同样会受到诸如“毒树果实论”（非法获得的证据）、“政教分离”、“瓶颈垄断”（控制诸如电网或房地产上市服务等分销渠道的公司）等一些不法隐喻的影响。《头脑中的隐喻》（Metaphors in Mind）是一本关于心理治疗的书籍，它呼吁治疗师们潜心研究病人的隐喻，比如，“我对侮辱雷达般的敏感”、“我被困在门后了”。还有一本关于企业管理的书叫《框架的艺术》（The Art of Framing），书中集中探讨了如何将商业指称为“旅行”、“游戏”、“战争机器”、“生物体”和“社会”等隐喻的问题。
这些思想很多都源于“心智就是个隐喻商人”的观念。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人类的心智究竟在哪些方面扮演着隐喻商人的角色，而在哪些方面又并不具备一个隐喻商人的资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