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煞风景论”认为，语言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死喻，人们早已不记得它们的原始含义。“弥赛亚论”认为，思想是对隐喻的领会，也就是“隐喻之隐喻”。“朱丽叶是太阳”是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隐喻，而“爱即旅程”则属于“概念隐喻”。概念隐喻为人们指明了一种最显而易见的方法，人们据此可以学会如何推理出一个全新的、抽象的概念。隐喻是开启人类思想和语言的金钥匙。
在人类事务（event）的发展过程（course）中，当一个民族必须（necessary）解除（dissolve）其与另一个民族相联结（connected）的政治纽带（bands），并像其他世界列国那样扮演（assume）“自然法”（nature laws）和“自然神明”赋予（entitle）它们的独立平等的身份（station）时，出于对人类舆论正当（decent）的尊重（respect），它们必须（require）声明驱使（impel）它们独立（separation）的原因。
《美国独立宣言》（简称《独立宣言》）是一篇以散文手法阐释抽象政治概念的最杰出的文章。长期以来，它的主题——挑战政权，一直都是人类境况中的一部分。然而，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权挑战都是相当艰辛的战斗，更不用说这个《独立宣言》，它还要经得起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所炮制的第一原则的检验。事实上，《独立宣言》所明确宣告的并不只是这场政权挑战的基本原理，还有关于这一基本原理的原理。
请注意，隐藏在这段抽象论证背后的是一连串具体的隐喻。《独立宣言》指出，眼下急须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将殖民地与英国“联结”（connected）在一起的“纽带”（bands）问题。要想实现“独立”（separation）的目标，这条纽带就必须被“解除”（dissolve）。（虽然现代英语中的dissolve一词是“溶解”的意思，但它最初却是“解散”的意思）。“联系”、“纽带”、“独立”和“解除”这4个比喻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共同的、不言而喻的隐喻，那就是“联合就是纽带”。透过《独立宣言》中其他一些表达式，比如，bonding（联系）、attachment（附着）、family ties（家庭关系）等，我们同样能洞察到这一潜在隐喻的存在。
在开宗明义的这段宣言中，我们还能体会到另一个隐喻的存在，那就是动词impel（驱使）所蕴含的隐喻。英语动词impel即“强迫运动”的意思，它的字面意思存在于名词impeller（叶轮）中，即推动泵里的水或空气旋转的零件，而从相关名词propeller（螺旋桨）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驱使”所蕴含的隐喻是“行为的根源是作用力”。这一隐喻也同样潜伏在“驱使”的同源动词repel（抵制）、compel（强迫）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动词，如促进、驱使、迫使、推动和压迫等词的背后。此外，在powers of the earth（世界列国）这一表达式中，还蕴含着一个与此类隐喻相关的隐喻（它让我们联想起horsepower[马力]和electric power[电力]），这一隐喻就是“主权国家是物力的来源”。
比起上面提及的这些隐喻，用于人类历史的隐喻则略显晦涩，以《独立宣言》中的course（通道）为例，course指奔跑或流动的路径，就像它在表达式course of a river（河道）、a racecourse（跑道）以及headlong course（径直向前的道路）中的意思那样。这里的隐喻是“一系列事件沿着一条路线运动”，它是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那个“时间是运动”隐喻的一个特例。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独立宣言）这个标题本身就隐含着两个比较陈旧的隐喻，这两个隐喻可以从下面几个相关的英语动词上体会到。与clarify（阐明）一样，动词declare（宣称）也来自拉丁语，意为“澄清”。它是隐喻“理解就是看”的一个实证，例如，“我看透了你的意图”、“一个让人看不透的作家”、“与其说让人看清问题不如说是在煽情”等。英语independence（独立）是“并非从某物之上垂下来”的意思，这一意思也隐含在suspend（悬浮）、pendant（坠儿）和pendulum（钟摆）中。“独立”暗含着这样一对隐喻：一个是“依靠是被支撑”（例如，propped up[支撑]、financial support[财政支援]、support group[援救队]）；另一个是“从属是在下方”（例如，control over him[控制他]、under his control[在他的掌控下]、decline and fall[衰亡没落]）。
如果我们对词源进一步进行挖掘的话，物质隐喻背后的那些更加抽象的概念也会浮出水面。《独立宣言》中的event（事件）来自拉丁语evenire，起初为“出现”的意思（比如venture[冒险尝试]）；necessary（必须）源于unyielding（不妥协的），比如cede[放弃]；assume（扮演）原本是“拿起”的意思；station（身份）指一个“站脚的地方”，它是被广泛使用的隐喻“身份就是位置”的一个范例；nature（自然）也是个拉丁语词，意为“出身”或“先天素质”，就像它在prenatal（产前）、nativity（出生）以及innate（先天）中所表达的意思那样；law（法则）这个词所表达的“法则”这一含义源于其原始意思“人为规定”，这一含义来自古斯堪的那维亚语中的lag，意为“制定好的事情”。“道义上的责任是规定”这一隐喻构成了同样来自拉丁语、意为“铭文”的entitle（授予权利）的隐喻基础；此外，decent（得体的）的原意为“被试穿”、respect（尊重）愿意为“回顾”、kind（种类）来自相同的日耳曼词根kin（同族）、require（要求）源于to seek in return（为了回报而寻求）。
即便是那些小语法词也都有自己的物理词源。有时，它们的词源在现代英语中显而易见，如下面这些语法词：代词it（状况即事情）、介词in（时间即空间）、to（意图是朝向目标的运动）以及among（亲和即靠近）。但有些时候，这类词的词源却要上溯到其原型阶段才能找到，例如，of来自于与off有关的日耳曼语；for源自印欧语系中的forward。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那段《独立宣言》中仅剩的几个单词：political（政治）源自希腊语politês，意为citizen（公民），“公民”又源自polis，意为city（城邦）。这实际上是一种换喻而非隐喻，但它毕竟与某个实在的东西有联系。The和that来自古印欧语系的指示语（then、there、they和this也源于此），它们被标准地用作指称。God（上帝）、man（人）和people（民族）这三个词没有什么意思上的演变。此外就剩下那几个准逻辑术语and（和）、equal（等价）和cause（致使）了。
上述分析表明，假如语言真的是我们的向导，那么《独立宣言》这一体现抽象原则的崇高声明也就真的成了一个荒诞不羁的故事：
一些人被绳子吊挂在另一些人下面。在漂浮的过程中，迫于某种力量的驱使，挂在下面的人要割断绳索，以便可以站在上面那些人的旁边，这是法则的要求。漂浮中，他们看到了一些旁观者，于是他们要向那些旁观者们澄清他们希望砍断绳索的动机。
那么，语言到底应不应该是思想的向导呢？一方面，在阅读这份《独立宣言》时，任何人似乎都不大可能去玩味隐藏在字面意思背后的奇异意象，或者它们的词源。另一方面，我们又惊奇地发现，即便最空灵的思想也是从那些相当具体的隐喻中表达出来的（准确地说，是“挤压出来”的）。通过前面章节对语言和思想的探讨，我们已经挖掘出了一些潜藏于语言背后的隐喻：“事件即物体”、“状态即位置”、“知道即拥有”、“交流即发送”、“帮助即给予”、“时间即空间”以及“因果关系即作用力”等。不难看出，没有暗喻（allusions）和讽喻（allegories）的帮助，人们是很难将两个毫不相干的词组合在一起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解释这个发现呢？针对这个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极端的看法。在本章中，我将设法在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中另辟蹊径去寻找这一问题的合理答案。不过，我会首先介绍一下这两个极端的假说。
第一个极端的主张是，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考虑。也许所有词语都是某个词语大师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期杜撰出来的。因为这位杜撰大师心里有了一个需要传达出来的想法，而且他需要通过声音来表达这一想法，于是，相关的声音符号也就因此而诞生了。原则上，任何语音都能起到表达思想的作用（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原则是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第一个发明表达political affiliation（政治联盟）这一术语的人，完全可以采用glorg、schmendrick或mcgillicuddy等声音符号的组合来创造这个词。但问题是，人类并不擅长突发奇想地组配声音，而且他们很可能更希望自己的听者能够轻而易举地理解他们的发明，而无须再做进一步的定义或举例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探索出了一种既可以唤醒自己的思想又能引起听众共鸣的隐喻，例如，表达“政治联盟”的术语band（纽带）或者bond（契合）。与仅仅借助语境因素的构词法相比，这种隐喻的暗示力量能够帮助听众更快地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当然，条件是这个词必须在达尔文新词竞争中独具优势（我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这个话题）。隐喻一旦形成，这个单词便开始在社团中被广泛传播并渐渐变得家喻户晓，同时，它也为该种语言增添了一个明显的隐喻。然而，由于它被不厌其烦地应用于各种场合，久而久之，其隐喻所指也就变得屡见不鲜了，于是人们开始过河拆桥。尽管这样一个单词很可能会被作为供词源学家和词语爱好者玩味的“珍品”而幸运地流传下来，但在我们的脑海中，它再也无法激起比其他语音组合更强烈的共鸣了。就让我们把这个极端的观点叫作“煞风景论”（Killjoy）吧。按照这种说法，语言中的绝大多数暗喻都是死喻，以英语短语coming to a head（到了紧急关头）为例，假如人们知道它曾暗指“疮疖化脓”，那么他们很可能就再也不会使用了。
另一个极端的主张是，人类的心智只能对具体经验，比如，景象与声音、物体与作用力以及我们赖以成长的文化中的行为习惯与情感表达等进行直接思考，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一切思想都是对这些具体场景的隐喻性暗指。举例来说，只有借助于唤起（也许是无意识地唤起）头脑中的某种黏合剂或绳索，我们才能够思考什么是“政治联盟”。当我们对时间进行思考时，那些原本致力于空间思想的各个大脑机制便会被唤醒。具备无限抽象思想潜能的人类智力是从灵长类动物致力于应对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神经环路进化而来的，而隐喻的抽象化（metaphorical abstraction）则将这一神经环路进一步扩展到了很多全新的领域。既然人类是利用隐喻进行思考的，那么若想搞清楚思想的工作原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隐喻，具体来说，即我们需要对隐喻进行解构。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存在意见分歧，是因为每个人都能用不同的隐喻对同一个事物进行框架；人们之所以偶尔会将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是因为他们并不总能选择出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框架方式，恰恰相反，有时他们甚至会在不经意间选中一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方式。一种基于语言的文学批评是解决从心理疗法、法律到哲学以及政治间的冲突的关键。让我们姑且将这种极端的主张称作“弥赛亚论”（Messianic）吧，这一主张的理论前提是“思想即是对一种隐喻的领会”（TO THINK IS TO GRASP A METAPHOR）——即我所说的“隐喻之隐喻”（the metaphor metap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