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连接各种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外，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还是一些抽象的框架，这一点同样十分重要，然而，除了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外，几乎没有人对它们所扮演的这一角色进行过认真的思考。人们有意识地思考的东西往往都是那些占据了一定空间且彼此相互影响的具体实体。不仅如此，我们思想中那些最基本的实体也都是些以名称命名的实体——即那些关于人、事物以及物质的概念。无论在哪一种语言中，名词都是最容易辨别的词语，它们通常最先被儿童习得，而且是最稳定、易懂的人类概念的标签。不过请注意，正是对这些貌似简单的词义的反思将我们带入了另一个兔窟。事实上，名词所扮演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指称角色。当人类的心智要捕获一个人、一个对象或者一种物质时，它能以相去甚远的方式去识解它的猎物，而这种灵活性又为我们的心智带来了更加空灵的实体。
从那些表面上看上去毫无意义的名称含义入手来理解词义，是我们能够真正欣赏名词含义的最佳办法。下面请大家思考一下下面这些例句（其中许多例子是由语言学家安娜·维尔斯比克[Anna Wierzbicka]收集的）。
Boys will be boys.
男孩儿终归是男孩儿。
A deal is a deal.
买卖就是买卖。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what kind you get?Coffee is coffee.
你所得到的有什么不同呢？咖啡就是咖啡。
A man is a man, tho’he have but a hose upon his head.
男人还是男人，即使他把紧身裤穿在了头上。
Let bygones be bygones.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A woman is only a woman, but a good cigar is a smoke.
女人不过是女人而已，但上好的雪茄却是能让人过瘾的烟。
Que sera, sera；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不该是什么就不是什么，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两端永远也不会交汇的。
You must remember this：a kiss is just a kiss, a smile is just a smile.
你必须记住这一点：亲吻就是亲吻，微笑就是微笑。
Let Poland be Poland.
让波兰成为波兰。
A horse is a horse, of course, of course.
马就是马，当然——没有人能和它说话。
有这么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女人走访一位离婚律师的故事。那个律师问道：“你多大年纪了？”女人回答说：“82岁。”律师继续问道：“你丈夫呢？”女人回答：“85岁。”律师又问道：“你们结婚多久了？”女人回答：“57年。”律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想离婚呢？”女人说：“因为够了就是够了！”（Because enough is enough！）
从字面上看，这些句子似乎只是一些空洞的重言表达式，当然，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任何一个使用这类表达式的人都清楚它们所传达的意思：这是一种提醒方式，即无论人们对某一实体的期望或健忘到了何等程度，它所具有的同类实体的基本属性始终是不会改变的。“男孩儿终归是男孩儿”意味做事无聊、鲁莽或乏味才是年轻小伙子的本性。我最近一次听人说起这句话是在哈佛大学，当时一群男子赛艇运动队的学生正在校园里的一堆冬雪上雕刻一个巨大的男性生殖器。
由于“X-是-X”这种说法的含义并不是循环的，所以，第一个X与第二个X必定有着不同的含义。有时，一个名词在指称某物时却起着帮助听者预测该客观实体的指针（pointer）作用。有时，它还能指示一个以定义或者某种范式为特征的范畴或类型。对于语言来说，这种指称与预测之间的区别是最基本的。像“加拿大”或“鲁契亚诺·帕瓦罗蒂”这样的名称词（names），尽管它们可以转化为一个范畴的标签，例如，“每个制作人都在寻找另外一个帕瓦罗蒂”，但一般情况下，它们的典型用法还是指称某人或者某物。而像“男孩”和“咖啡”这样的独立名词（isolated nouns）则被默认为一种范畴或一种类型（一般而言的男孩、一般而言的咖啡），尽管当它们被插入到短语时也可以被转化成所指词语（referring expressions），例如，“那个男孩”或者“巴西产咖啡”。一个基础句——也许是个基本思想指称主语所提及的某个事件，同时还在谓语结构中对它的某些属性加以说明。
在这本书中，我始终坚定地主张，一定是以语法为特征的含义选择了主要的人类思想类型，正因如此，它们对人类生活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后果，即那种人们所关注的、为之奋斗并付出代价的后果。就这一点而言，事物的名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结果证明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并非他本人所创作，而是其他什么人的杰作，那么对于一个普通民众来说，威廉·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为这个文学问题注入生机的正是专有名词的语义学问题。我们前面还提到了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实际问题，那就是假如有人窃取了你的全部身份信息，你该如何找回自己的身份的问题。下面我再为您举3个生活片段，在这3个例子中，名词同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预测和指称的区别是可以用价格来衡量的。迄今为止，谷歌可以称得上本世纪最成功的一家企业了，事实上，其发财致富之路无非是成功地“贩卖了名词短语”。早期的互联网门户网站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如何利用它们来发家致富：用户憎恨横幅广告，因此很少有人会通过点击它们来联系广告商。广告业有这样一个说法，即每个广告的半数以上预算都是被浪费掉的，但是没有人知道是哪半部分被浪费掉了——看广告的大多数人对其宣传的产品或服务不感兴趣。后来，谷歌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突发灵感，他们发现，往往人们键入搜索引擎的词语就是他们希望购买产品的类型，也就是说，人们键入到搜索引擎的词语就是了解他们需要的最佳线索。他们的这个发现使得搜索引擎一举成为买家和卖家的理想中间商。于是，连同一些干净的网络搜索结果，谷歌打出了几个与屏幕边缘上的那个搜索词相关的商业赞助网站。各家公司则通过高价购买那些持续竞价的、最吸引网民眼球的术语来支付谷歌给它们提供的这份特惠服务。作为一个对名词复数有着独到鉴赏力的专家，我好奇地发现，商家们为它们所付的费用远远要高于单数的费用。Digital camera（数码相机的单数词）可以以点击一次75美分的价格购进，而Digital cameras（数码相机的复数词）一次的点击费用竟可以提高到1.08美元。广告商都知道，一个词的复数形式更容易被计划买相机的人键入，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在我看来，这个原因就是，像digital camera这样的裸名词短语（bare noun）其实是非商标性的，人们键入它很有可能只是为了了解它的工作原理。而一个复数名词短语，比如digital cameras，所指称的数码相机更可能被网民作为参考，而且它们往往是那些想了解广告中的相机类型以及购买方式的人键入的。
我们还在一些自食其果的公司中发现了这个企业语言学被更加侵略性地使用的情况。这些企业往往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它们迫切需要收回它们那些已经被作为普通名词广泛使用的产品名称（这类名词有时被称为“商标名词”[generonyms]，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过渡称为“非商标化”[genericide]）。几乎没人会意识到“拉链”、“阿司匹林”、“自动扶梯”、“格兰诺拉麦片”、“溜溜球”以及“油布”等专有名词过去曾是某个特定公司产品商标的名称。今天，这种非商标化的噩梦正纠缠着Kleenex（纸巾）、Baggies（灯笼裤）、Xerox（施乐办公设备）、Walkman（随身听）、Plexiglas（树脂玻璃）以及Rollerblade（直排轮滑）等商家，他们担心竞争对手会窃取这些商品名称（以及他们赢得的声誉），将它们非法据为自己的产品商标。那些把这些名字用作动词、普通名词或者小写体的作家们往往成了上述商家的攻击目标，商家们会向他们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不过，我这里倒是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受到警告的作家们不妨效仿一下戴夫·巴里（Dave Barrey）下面的这个答复。
我愿以合法的形式向生产骑师牌服装的赛马骑师国际公司表示真诚的歉意。最近，我收到骑师品牌公司法律顾问夏洛特·夏皮罗发来的一封挂号信，她在信中说，在一次关于“内衣是否能吃”的专栏讨论中，我在下面这个句子中错误地使用了官方骑师品牌的名字：“服务员，这些骑师（Jockeys）新鲜吗？”
夏皮罗女士指出，Jockey这个词是一个官方注册商标而不是一件内衣的通用词，因此它只能作为一个“后接此类产品普通名称的形容词”来使用。因此，我的句子应该合法地理解成：“服务员，这些骑师里有一只苍蝇！”……
我别无他意，只想向骑师公司及其庞大的法律机构表达我最深切的敬意。以防我在本专栏中可能还误用或中伤过其他品牌的商品名称，让我以下面的致歉来结束这封正式的道歉声明：Nike（耐克）、Craftsman（工艺品人）、Kellogg来并变成任何其他形状。它们可以被合并起来：把一些鹅卵石和另一些鹅卵石放在一起，你得到的仍然是鹅卵石；把一些苹果酱倒入另一些苹果酱，你得到的还是苹果酱。它们也可以被分离开来：半车鹅卵石仍然是鹅卵石、半碗苹果酱还是苹果酱。这些都不是可数名词（例如，一匹马）的典型所指。没人会怀疑一匹马与空间的界限，没人会认为当两匹马被放在一起或把一匹马拦腰斩断，马就不再是马了——对儿童来说，了解这一点对理解所罗门的智慧中的故事很有必要。
名词的复数形式与物质名词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被人们设想成一组可以加以识别和统计的个体。这使我们能够区别地对待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卵石”这类单数可数名词代表的是一种有界的东西（由一个固定的形状所描绘）而不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东西。类似“苹果酱”这样的物质名词所代表的是一些既无界又没有个体成分的东西。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对物质的基本看法既不是“数量”也不是“质量”，而是“有界”（bounded）和“由个体组成”（made up of individuals）这两个微型概念。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够发现第4种可能性的存在：既有界又由个体组成的东西。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可能性还真的被我们发现了。请看下面这几个例子：committee（委员会）、bouquet（花束）、rock band（摇滚乐队），它们是一些集体名词，再请看下面这几个表示成群动物的矫揉造作的名词，这些词是学生们被迫死记硬背下来的生僻名词，例如，a gaggle of geese（一群鹅）、an exaltation of larks（一群云雀）。
如果有人认为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只是大块物质和黏性物质的标签，那就等于低估了人类的语言和大脑。在一种语言中，一种物质到底被一个可数名称还是一个物质名词来指称往往是不可预测的。英语中有可数名词noodles（面条），但macaroni（通心粉）却是物质名词；beans（豆子）可数，但rice（大米）却是物质名词，而hairs（几根头发）和hair（头发）两种形式都有，理查德·莱德勒的《疯狂英语》中的那个问题why a man with hair on his head has more hair than a man with hairs on his head（为什么一个满头秀发的男人头上的头发比有几根头发的男人的头发多）就是由hairs（几根头发）和hair（头发）引发的。不同语言对这两类名词的选择也有所不同——spaghetti（意大利面条）在英语中是物质名词，在意大利语中则是可数名词，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种语言对它们的选择也不尽相同。英语母语者常常吃一种叫pease（豌豆）的东西，就像一首童谣中说的那样，Pease porridge hot, Pease porridge cold（豌豆粥热，豌豆粥凉）。但是一些语法的热心听众在历史的迷雾中错误地将pease分析成了peas的复数形式，从此再向前推进一小步，便有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那个可数名词pea了。数学语言学家吉姆·兰贝克（Jim Lambek）曾经推测说，将来有一天，a grain of rice（一粒米）一定会被称为a rouse（一粒米）。这对于学习英语的成年人来说简直是件可怕的事情。我祖父过去常说he combed his hairs（他梳头），头发的这种复数用法（hairs）是犹太语、法语以及其他许多语言的表述方式。
语言总是任意性地选择一种物体的可数性或物质性，这大概是因为人类的心智不仅能将一个总量识解为一大批个体，还能将其识解为连续的物质。毕竟，当你把一块岩石削磨成越来越小的碎块，从一块大卵石到一块小卵石再到一块鹅卵石、砾石、砂石乃至灰尘，这一过程中总会有一个灰色区域，在此区域内，人们既可以将一个总和识解为一些小物件的集合，也能将其识解为一个连续的介质。究竟如何识解，完全取决于人们距离石块的远近、他们多久更新一次眼镜甚至取决于他们的个性特点（比如，那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在那个灰色的区域中，一种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语言过去的使用者）为该语言使用者所说的词语逐字地分派了一种认知识解的方式。
不仅名词关注有界性和个体性，动词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看到的那样，像pour（倾泻）这样的动词也要求一个总量，比如，water（水）或者pebble（鹅卵石）。此外，smear（涂上）和streak（加条纹）等动词适用于物质名词；而scatter（散射）和collect（收集）等动词则适用于一批个体。这是因为一个动作的概念取决于它所施加影响的物体的数量和种类，就像eat（吃）与drink（喝）、throw（扔）与scatter（散射）、murder（谋杀）与massacre（屠杀）的用法的区别那样。生物学家简·罗斯丹（Jane Rostand）曾经说过：“杀一个人，你是个凶手。杀成千上万的人，你就成了一个征服者。杀光所有人，那你就是神了。”这种选择的不同不仅存在于各种不同的语言间，甚至连方言也不例外，如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每次我的英国编辑提出要来酒店collect（接）我时，我都感到惊讶，我感觉我在他眼里就像是一堆需要被收集起来的残肢断臂一般。
心智对物质的这种识解力不仅能在磨削岩石的中间环节中大显身手，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可以从这两种不同的方面得到识解。我们总是能够盯着一个杯子（可数），心里却在思考它的塑料成分（物质）；我们也可以看着冰激凌（物质），心里却在思考它可能的形状，比如，一勺或一根（可数）。许多种类的物质识解都是过去的语言使用者慷慨地以“一词一识解”的一一对应的方式遗赠给我们的。我们的语言中有butter（黄油，物质）、pat（小块黄油，可数）、gold（金子，物质）、ingot（锭，可数），我们甚至区分shit（大便，物质）和turd（，可数）——一个遵循语法的禁忌语。
语言使用者们在上述这些语言实例的推动下，要么将一个物体识解成一个个体，要么将它识解成连续的物质。有人可能会怀疑，人类这种思考物质的能力是否建立在他们对可数与物质概念间的区别有所掌握的基础上——一种逻辑学家奎因（W.V.O.Quine）的语言决定论的高级版本。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心理学家南希·索亚（Nancy Soja）、苏珊·凯里（Susan Carey）以及伊丽莎白·斯皮克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为两岁的儿童（儿童在这个年龄并没有表现出能够区别可数名词与物质名词的迹象）出示一种孩子们不熟悉的物体，例如，铜管三通或粉红色的发胶。然后通过This is my tulver（这是我的tulver）这样的句子——一种没有明确可数性与物质性的句子框架，告诉他们每一种物体的名称（任意的一个词，例如tulver）。当孩子们掌握了这些名称之后，他们再给孩子们出示两套道具，一套道具的形状相同但质量不同，另一套的质量相同但形状不同，然后要求孩子“指向那个tulver”。实验人员希望观察到的是：在没有任何语言线索的帮助下，孩子们是否仍然可以区别地对待被成人识解为物体的东西和被成人识解为物质的东西。
实验的情况是这样的：一开始为孩子们出示被成人识解为物体的东西时，例如铜管三通，他们指向了那种形状相同但物质不同的物体，例如塑料管道三通，但他们却不指那些物质相同但形状不同的物体，例如一堆铜焊头。但为孩子们出示被成人识解为物质的东西时，例如发胶，他们丝毫不考虑形状便指向相同物质的东西，例如三涂发胶；而不是不同物质、相同形状的东西，例如弧形的手霜坨。上述实验结果表明，在了解英语是如何区分单个对象和物质之前，孩子们自己就能作出区分，而且还能根据这个区别为它们概括出名称：有显著形状的固体的名称被用来命名同类物体、任意形状的非固体的名称被用来命名同类物质。
索亚等人的研究表明，一种语言不仅不会影响孩子们对物体和物质之间的区别的习得，它对成人识解物质的方式也没有多少束缚力。语言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心智打包物质名词的所指来对抗语言规则的束缚，例如I’ll have two beers（我要两个啤酒），或者还可以通过碾磨可数名词的参照物的方法，例如There was cat all over the driveway（车道上一只猫尸横遍野）。此外，人们也会将物质名词打包进各种范畴，例如，当他们指称不同的树木时（橡树、松树、红木）或者乳霜（旁氏、妮维雅、凡士林）。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那样，这种打包和碾磨是有代价的。例如We labeled the bloods（我们标签了血液），尽管这种说法对医务人员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普通人来说，人们会觉得这话听起来怪怪的；又如，我们用cat（猫肉）的物质名词用法来指称猫的肉体，这是对猫作为一个个体的尊严的践踏。但不管怎样，名词可以以这种方式被使用的这一事实表明，语言并不能决定语言使用者心智的可及识解。
隐藏在可数与物质区别背后的直觉材料科学（intuitive materials-science）假定，我们的世界中存在着一个培乐多世界，即一个由物质模塑出来的物体世界：rocks（岩石）是由rock（石材）构成的，glasses（玻璃）是由glass（玻璃材料）制成的，beers（啤酒）是由beer（啤酒原料）酿制而成的，cats（猫）是由cat（猫的有机体）构成的，等等。当一个物体不能被识解为一堆原料构成的时候，说明这个心理模型发生了故障。因为电视不是由某个叫电视材料的东西制造而成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压路机过后，电视机散落一地”。事实上，当一种物质在高倍显微镜下被放大到一定程度后，物体和物质的区别也会消失。我们用rice这个词来指代一杯大米、一粒米，甚至一个碎米粒儿，但当显微镜头被越拉越近的时候，我们最终会发现，一颗大米在我们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根本不存在大米分子、原子或者夸克）。假如人类的肉眼能够看到构成物质的水晶、纤维、细胞、原子的话，那么我们的祖先也许就不必费心去开发这个可数与物质间的区别了。同种疗法（homeopathy）是一种在西方十分盛行的医术，这种疗法的从业者们坚信，当一种物质被高倍稀释到一定程度时（据化学家的观点），它的分子微粒就会荡然无存。当然，人们也许会指责执业医生们过于看重隐藏在物质名词背后的物质心理模型。
心智中的这种可数-物质之分并不受限于世界中的物体与物质之间的差别，不仅如此，就连整个物质世界对它也是无可奈何的。它被认为是最好的认知透镜或认知心态，因为通过它，人们可以将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识解为有界的、可数的、无界的、连续介质的。这一点可以在一类显著的物质名词中得到验证，这类名词的特点是它们与可数名词的作用相当，即它们可以指称像椅子和苹果那样的有界物质。它们就是物质的上位词（上义词），比如，furniture（家具）、fruit（水果）、clothing（服装）、mail（邮件）、toast（土司）、cutlery（餐具）等。它们并不指称一种具体的物质——椅子和桌子并不是由一些叫作“家具”的成分制造的，明信片和书信也不是由被称为“邮件”的物质印刷出来的——也不能直接指称它们所代表的个体对象，它们需要专门的分类名词，正如短语a stick of（一件）家具、an article of（一件）衣服以及通用分类词piece（片）所表达的那样。
就像漫画中的丹尼斯将会发现的那样，a piece of toast（一片吐司）并不真的是“一小块儿”，但我们需要使用piece作为分类词，分离出一块水果、一个家具、一片吐司，以便对它们进行区分和统计。就像我们使用分类词来截取大块物质那样，例如，a sheet of paper（一张纸）、a blade of grass（一片草叶）或者a stick of wood（一根木头）。在英语中，用于指称物体的物质名词往往适用于事物的范畴，这些事物范畴尽管在大小和形状方面是异构的，但它们却常常整体地受到影响，比如，一辆房车内的家具、放在篮子里的水果、手提箱里的衣服或者麻布袋里面的邮件等。但在其他一些语言中，例如汉语，所有名词都有物质名词的表现，它们代表着概念本身而不是其分开的部分，其语言使用者可以不用统计它们，或者不用使用分类词对它们进行复数化，就像短语two tools of hammer（两把锤子）和three rods of pen（3支钢笔）那样。
Dennis—NAS.North America Syndicate.
假如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可以应用于任何事物，那么语言为什么还要为它们如此费尽心机呢？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语言可以使人们在分离、统计以及测量事物的方法上达成一致。设想，如果有人让你“数数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你到底该怎么数？数椅子，还是椅子腿？数颜料，还是数墙？房间本身是不是也应该算上一件呢？看来，除非指定某种计算单位，否则这种数数的任务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种任务只有可数名词才能胜任。它们被称为“可数”名词并非出于偶然。假如你不明确到底使用可数还是物质术语的话，你也同样无法对数量作出比较。如果莎莉有一块大石头，而詹妮有3块小石头，那么她们两个到底谁的石头更多些呢？这个问题本身没有答案，因为它取决于你要问的是“更多的石材”还是“更多块的石头”。根据实验心理学家大卫·班纳（David Barner）和杰西·斯内德克（Jesse Snedeker）的实验，即使是一个4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些问题需要不同的答案。对物质量化方式的不同理解也是我们弄懂下面这幅漫画幽默的关键。
Monty?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Inc.
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两个东西是否一模一样”的最简单的判断取决于我们到底对“什么是相同的”所达成的一致——在“陶瓷材料”上，一个杯子和一堆杯子碎片是“一模一样”的，尽管它们并不是“一模一样”的杯子。也就是说，可数与物质之分有助于人们在“到底哪些个体是被心智当作实体进行统计追踪的、哪些却只被当作一个范畴的化身”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是人们对事物类型的认知态度，而不是对它们的条件反射。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在那些根本不是由物质组成的实体上，我们也应该能找到它们被使用的例子。不出所料，我们还真的发现了这样的例证。事实上，在很多到处充斥着没有质量或不占空间的事物的思想领域中，我们都能发现它们幽灵般的身影。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在一连串的建议（物质）中分离出离散的意见（可数）、从小说中出分离出故事、从空间中分离出小孔、从知识中分离出事实、从音乐中分离出歌曲、从睡眠中分离出打盹、从胡话中分离出谎言。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人类具有的这种能力（即以识解物体与物质的方式识解抽象实体）是不是我们成熟心智（由于广泛地暴露于抽象可数和物质名词中）的一个后期成就呢？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的研究表明，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在一个3岁儿童身上，这种能力能够很自然地得到体现。实验中，实验人员首先让孩子们听一下编钟互相撞击的声音并告诉他们，“它们是feps——这里的feps（可数名词）真的好多噢”。然后他们要求孩子们用一根棍和一个铃make a fep（敲一个fep），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很可能会只敲一下。而当实验人员告诉孩子们“这是fep——这儿真的有好多fep”（物质名词），然后要求他们make fep（敲fep），他们很可能会敲击多次。这个结果与孩子们对“lentils”（扁豆）这类指称一个物理集合的词语所作出的反应完全一致——他们对“敲一个fep”和“一颗扁豆”所作出的反应是一致的，而对敲“fep”与“一把扁豆”的反应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区分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时，孩子们依据的是它们所指称的是一个短暂事件还是一个物理对象，我们将会看到，这是隐藏在时间语义学背后的心理敏捷度的一个显现。此外，一些其他相关实验表明，儿童还能对其他非离散实体进行统计，其中包括集合物件、耳垂、行动、孔洞以及水坑。
也难怪，既然我们对事物的思考能力植根于我们对物质世界中块状物和黏性物质的感知之中，那么将其应用于思想世界的认识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公然地识别、跟踪和统计我们的意识内容，无论它们有多么的空灵。事实上，对无实体物质的量化能力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署名。例如，布朗宁的那首“我该如何爱你？让我来细数爱你的方式（ways）”、那句著名的谚语“10个犹太人，11种观点（opinions）”，还有下面这些歌词：“一定有与情人分手的50种方法（ways）”、“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times）才能看见青天”、“4件最好与我无缘的事情（things）：爱、好奇心、雀斑和怀疑”。当然，还有那个“2001年9月11日上午纽约到底发生了几起事件（ev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