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天赋论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大约5万个概念，而词义无法再被分解成更基本的概念。激进语用学认为，在不同语境下，人们可以用同一个词表达不同的东西。而对于语言决定论者来说，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思想的语言。实际上，语言是一扇通往人性的窗口，透过语言，人类思想情感的深层普遍特征将被一览无遗，但是，思想和情感并不等同于语言本身。
凡是参加过辩论的人都能识破那些诡辩者们在事实和逻辑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所使用的迷惑他人的战术、计谋以及其他肮脏的伎俩：有的诉诸权威，“斯波尔丁（Spaulding）就是这么说的，他获得过诺贝尔奖”；有的归因动机，“飞萤航空（Firefly）只不过是在寻求关注和资金而已”；有的直呼其名，“德利福特伍德（Driftwood）的理论就是种族主义”；还有的利用社团败坏名誉，“赞助哈肯布什（Hackenbush）的那个基金会就是曾经资助纳粹的那家”。在这些伎俩中，最著名的当属稻草人策略。此策略相当高深莫测，以至于人们有时甚至怀疑，离开了它，人类智慧的生命是否还能延续下去。
稻草人策略之所以如此妙不可言，是因为它常常可以被花样翻新地使用。最常见的方法是“稻草人拳击比赛”：比赛中，人们用一个不堪一击的笨蛋来替代一个骁勇善战的劲敌。第二种是“稻草人两部曲”：人们首先竖起一个稻草人，然后承认它实际上并没那么差，不过，人们为这个稻草人所打造的那些合理性实际上都是对它的致命批判的妥协。第三种是“献祭稻草人”，当人们对自己观点缺乏信心时，这种方法就被派上了用场：人们先为自己的理论设一个极端版本，然后让自己远离这个版本，借此证明自己观点的适度性。这是葡萄酒经销商们经常使用的伎俩：他们在每个酒架上囤放一瓶价格昂贵的葡萄酒，他们知道缺乏安全感的买主往往倾向于价格的中间值域。因此，如果架子上摆放一瓶价值100美元的葡萄酒，他们就会选择30美元的；而如果酒架上最贵的是30美元的，他们则会为仅仅消费了10美元而感到心满意足。
在之前出版的一本书里，我曾讨论过一个问题，即当今有许多知识分子都认同白板说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所谓“白板”（blank slate）的意思是人类心智并不具备任何先天的能力或气质。因此，所有归因于本应完美的心智官能的理论，比如因爱生妒、父母之爱或语言本能等现象，均被视为是极端的。要想遏制这种情况，就必须有一种思想与白板说完全相反，而且要更加极端。比如，某个相信人类的标准配置不只包括几种情感和思想技巧，而且还包括“低音号”、“汽化器”和“门把手”等成千上万诸如此类具体概念的理论。起初我克制自己不要去接受这种策略，但这并非出于知识分子的顾虑。我觉得自己的立场是适度的，而且不管怎么说，那个挫败我的激进天赋论者并不是“稻草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我前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哲学家兼心理学家杰里·福多（Jerry Fodor）。
福多是个才华横溢、诙谐风趣，而且十分好战的学者，姑且不提他在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在认知科学领域已影响非凡。他的研究奠定了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为句子理解的科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其饱受非议的理论中，福多提出，人们天生就被赋予了大约5万个概念（一个普通英语使用者的词量的常规估量）。不过请注意，在这里，福多并不是以一个“先天与后天”之争的辩手身份登场的，而是以一个“词义的表征方式”之争的玩家身份现身的。我在上一章中提出了一个主张：人类心智包含着由更基础的概念，比如“致使”、“意味”、“事件”和“地点”等构成的词义表征。福多对此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词义就是不可再分的原子。Kill（杀死）的意思并非是cause to die（致使死亡），它就是“杀死”，仅此而已。同样，cut（切割）就是“切割”，load（装载）就是“装载”，trombone（低音号）就是“低音号”，等等。以此类推，一个人所拥有的原子词义大约有5万个左右。他还主张，假如词义背后的这些概念不是由天赋的组件在习得过程中组装出来的，那么它们自身就是天赋的。由此可见，福多的激进天赋论并非来自于基因决定论。福多认为词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遗憾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两个之中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
福多最值得称颂的是，不管他主张的那些逻辑结论听起来有多么惊世骇俗，他始终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正如哲学家丹·丹尼特（Dan Denenett）所说：
大多数哲学家好比是一张旧床：你一旦跳上去，就会被深深地陷入到限定性条件、修正、规范、增补之中。而福多则不然，他像一张蹦蹦床：你跳上去，他会将你用力反弹回去，并向你提出更加苛刻、离谱的要求。如果我们当中一些人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的话，那要归功于福多的助跳。
最后这句话是由牛顿的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衍生出来的，它解释了本章为什么会给予一个看似疯狂的理论如此巨大的关注。要知道，这个理论甚至疯狂到将“汽化器”看成人类DNA的编码。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介绍福多的理论，并不只是出于对知识的公正的考虑，而更多是为了澄清和发现问题。在对两个替换理论进行对比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收获和启发，即使是那些看上去矫枉过正的理论也是如此。
只有了解了一个东西的否定属性，你才能真正地理解它。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向你讲述了概念语义学的理论——一个关于词义被心智表征为一种思想语言的基本概念集合的理论。对此，你的反应很可能是：“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人们还能了解自己词汇表中的单词的其他使用方法吗？”本章，我们就来看看其他方法。我将设法通过证明其他3个替换理论的不足来为你阐释概念语义学的长处。
第一个替换理论是福多的“极端天赋论”（Extreme Nativism）。第二个替换理论是“激进语用学”（Radical Pragmatics），主张心智不包含固定的词义表征。这一理论强调词语是流动的，不同语境下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我们只能在匆忙中，即在当前对话或文本的语境中赋予它们含义。而且在记忆中，我们所凭借的并不是词典的定义，而是凭借词语、事件类型以及典型的参与角色的关联网络。第三个替换理论是“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一个颠倒了我对语言和思想关系一贯主张的理论。在该理论中，语言并未被视为是通往更丰富、更抽象的人类思想的窗口，相反，它被等同于思想的语言，因此，它决定着人类思想所能企及的各种思想活动。
除了可以进一步澄清概念语义学的理论外，对这一语义理论竞技场的造访还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有关人性的其他方面的特征。举例来说，我们将了解到，人类心智是如何想象人体和人的、如何表征数字的以及如何处理三维空间的。此外，我们还将看到，为了达到吸引和娱乐他人或者对语言本身进行评论的目的，人们是如何利用词语知识为语言的态度与情感增添色彩的。
我们跟踪这场“词语表征大论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这场论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思想冲突，而它却是这个思想冲突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个思想冲突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包括：“什么是天生的，什么是习得的？”“话语或写作的含义决定着语境，还是与语境相关？”“语言是否限制思想？”“人类文化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等等。这些问题贯穿于整个智慧生命的始终。在《白板》那本书中，我已经论证过，这些问题往往广泛地掺杂着道德和政治的色彩。这里，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上述问题一一作出解答，我所关注的依然是词语，因为与文化的其他构成要素相比，词语更容易被清点和探测。因此，对于词语的细心观察，将为我们指明弄懂这些问题的方向。
本章的开篇以及我所提出的那个承诺，即将我的理论与那些激进的替代方案进行对比，一定引起了你的兴趣，我们马上就要进入那个稻草人的世界了。在对几个替代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我将尽力将“普通床”，即已经提出了激进思想却又退缩回去的人们，与“蹦蹦床”，即提出激进思想并奋力坚持到底的人们，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