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进入MIT后，我就建议她参加交换生计划，哪怕她仅仅在国外的大学待上几个月。如果有可能，我认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最好。梦华对这件事不是很在意，也不觉得有很大必要，因为她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
梦华：
之前我们聊了好几次你是否应该到国外做半年交换生，我一直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优先级较高的事情，即使它会让你的毕业时间延长几个月。到哪里交换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在此之前必须花很长时间学习当地的语言。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推荐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它有欧洲的MIT之称。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你在那里可以了解一些德语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瑞士人做事的方式，他们做事和看待问题和美国人有较大的不同。
你经常会用到德国货和瑞士货，对比美国货，它们的品质要高很多。按说美国人的科技水平不差，但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这确实值得深思。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第一次到德国，就有这样一个印象。幸好它现在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它真的有能力再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这个民族确实很奇特。
2015年在北京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我的一位在德国生活了20多年的老同学张伯伯。我们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不知道你对他是否还有印象。那天，我们聊起德国人为什么总的来说能把事情做得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好一些。张伯伯讲的一些原因，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显然对德国社会和德国人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才能说出那样的话。他那次转述了德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生活是具体的。简单的几个字，含义非常深刻。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记得当时张伯伯是这样说的：
德国总体来讲各方面在世界上都算是好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社会也还算公平，一些科技领先，政治上比较清廉。但是，这并不是说德国没有问题，它远不完美，世界各国遇到的所有问题，各种丑恶现象，比如刑事犯罪、贪腐、贫富差距、金融诈骗、犯罪等，德国也有。然而，德国这些问题的程度会轻那么一点点，社会会好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放到一起，就产生了巨大的差别。
我每次回国时，总要和不少人吃饭，应酬。在饭桌上，大家经常就中国的一些腐败现象争论。一些人会说，腐败很严重。但是马上会有几个人站出来说，腐败现象各国都有，然后他们会马上举出几个国家的例子。比如，阿拉伯和北非的政客只要愿意给克林顿基金会捐钱，就能见到当时担任国务卿的希拉里。澳大利亚在希拉里竞选失败前，为了巴结这位可能当总统的人，给了克林顿基金会8000多万美元的政治献金，等等。的确，如果抽象地谈论贪腐，各国都有，互相攻击就扯不清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德国人会说，“生活是具体的，不要泛泛地谈这个概念，到底各国贪腐情况怎么样，中国有多严重，美国有多严重，其他国家又有多严重，拿出来比一比就好了。同时，也不要静态谈这件事，10年前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今天是什么样，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如果今天的情况比10年前好很多，即便有贪腐，也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如果更严重了，那它就是问题”。
这类例子很常见。你经常看到媒体上有这样的争论，到底电动汽车是环保，还是带来了新的环境污染，或者太阳能发电是否真的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支持这些新技术的人的观点很明确，但是反对的人也有自己的道理。比如反对电动车的人会说，全世界大部分电能还是靠燃煤产生的，而产生单位能量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汽油可高不少，因此使用电动车不过是将污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两派人在媒体上永远在争吵，以至于政策的制定者永远是为了选票去投票，而非真正致力于改善我们的环境。按照德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件事其实并不难解决，不要笼统地说好还是不好，生活是具体的，算一算细账就可以了。中国上海汽车公司的专家有一次和我讲，根据他们的计算，行驶单位里程，电动车的二氧化碳排放比内燃机汽车大约少一半，但是相比油电混合汽车优势并不是很明显。
在一个机构里，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如果能够秉承“生活是具体的”这个原则来处理，很容易解决甚至不会发生。我在很多单位里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约翰做事情常常不上心，这回又把事情搞砸了，主管批评他，他便会辩解道，上次比尔也犯错了。问题是比尔犯错是偶尔疏忽，约翰犯错则是常事。生活是具体的，虽然人都可能犯错，但是程度上的差异和犯错的次数，却不能笼统而论。类似地，很多家长会这样批评一些考试没有考好的孩子：“怎么考得这么烂？”有些善辩的孩子会说：“我们班的第一名小红这次还做错了很多题呢！”嘴笨的家长这时常常被孩子堵回去了，但是又心有不甘，于是就暴怒骂孩子，最后大家吵了一架，问题也没有解决。其实，稍微理性一点儿的做法不妨像德国人那样，秉承生活是具体的原则，看看小红虽然犯了错，但是错了多少，家里的宝贝孩子又错了多少。虽然同样是错，但是数量的不同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德国人不仅对待国家、社会和生活态度如此，也把这条原则贯彻到工作中。在德国没有人空喊提高产品质量这类话，但是他们会对一个产品制定一大堆非常具体的指标，如果每个都达标了，就说明产品总体质量达到了预期。从去年到今年，我去了德国4次，特别是参观了徕卡的生产线，对此深有体会。徕卡在制造镜头的过程中，细到连一根刻度线的宽度，都有具体规范，更不用说他们在磨镜片时花的功夫。当然，这样一来德国制造的东西价格就贵得不得了。在历史上，徕卡在日本合作生产过镜头，以降低成本。它找的是日本很大的一家光学仪器公司美能达公司合作。你知道日本工人的敬业水平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但即便如此，美能达生产出来的第一批镜头的合格率按照徕卡的标准只有20％多。后来经过了很多年时间改进具体问题，才满足了徕卡的要求。再后来，消费者反映日本徕卡的质量还是不如德国，徕卡干脆关闭了日本的生产线。类似地，德国另一家著名光学仪器公司蔡司也在日本生产镜头，今天依然没有达到德国蔡司的要求，因此两种产品只能用不同的型号加以区分，价格差三倍。你要说它们之间的差距是否很大，其实也未必。我有几个日本产的蔡司镜头，光学性能不错，但是没有德国的结实，在户外使用时间长了，就不像德国货那么严丝合缝了，这点差距就导致了价格巨大的差别。
我们每次出门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不免要向当地人打听道路。我们遇到过很多次这样尴尬的情况，一些当地人知道大概的方位，然后瞎指路，反而误导了我们。这种情况在德国很少出现，我几次到德国，因为不懂德语，有时候换乘找不到正确的车站，询问当地的德国人，碰到一些英语不好的人，也解释不清楚，他们通常干脆带我走到车站。后来我问德国同事，是否德国人都如此愿意帮助别人。他说，也不完全是。如果你赶上那个德国人没时间，或者他不知道，他可能直接告诉你帮不了你。如果已经开始帮助你，他就觉得要帮你把问题解决掉，不能因为语言问题而误导你，这时他会觉得不如干脆带你去，帮忙帮到底。
为什么我主张你去德国或者瑞士进行一段时间的工程训练呢？倒不是因为它们的水平比MIT高，而是去学学德国人做科研、写论文的态度和方法。他们的论文和他们的产品一样，也是出了名的严谨。我过去在学术界时经常和德国的科学家合作或交换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他们写论文会把一个大实验中每一个细节产生的中间结果都写出来，而大部分国家的科学家只是报告主要结果。我的导师贾里尼克因为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死于德国的集中营，对德国人从来没有好感，每次当我们讨论德国人写的论文，看到那些十分具体的数据时，他常常略带调侃地说： “哦，他们是德国人嘛！”似乎在嘲讽他们啰唆，但从另一个方面讲，那确实是一群生活在太“具体”中的人。
最后，要告诉你家里的一件事，妹妹近几个月学会了做点心。中国上一代的人做饭讲究经验，但是经验很难传承，饭做得好坏常常靠悟性。你妹妹好吃，好做饭，她买了一大堆量杯、量勺，还有秤和计时器。我们没有教她做饭，她完全是看电视、看视频和看书自己学习的，西餐已经做得不错了，做点心更是堪比高级西餐店的点心师傅。我观察她和我做饭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严格遵守步骤，每一点原材料都仔细称量，选调味品时要严格使用特定的品牌，绝不用同类替代品。在烤制时，火候要做到准确。就这样，她居然无师自通地把点心做好了。
如果你有机会去德国人的学校学习一段时间，亲身感受一下他们的做事方法，将受益匪浅。否则的话，记住他们的话，“生活是具体的”，并慢慢体会，也会有收获。
你的父亲
201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