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数学很难，请别担心，我向你保证，我在数学上遇到的困难比你还严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关于时间和意识的本质，我们已经用了很多篇幅来探讨，因此我决定接下来讨论一些具体可见的问题。虽然我也希望这个所谓的更具体的事情不是数学，但事已至此，我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最近，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挑战目标，想看看有没有可能改善我原本以为的先天因素：我的大脑就是对“数字”不感冒。如果说我的大脑有什么基本功能需要得到改善，数学绝对是不二之选。
如果大脑得到改善，我绝对获益匪浅：数学能力与逻辑推理能力有关，而几何学等抽象问题所需要的思维能力，也有助于满足我对于空间思维的需求。而且，在工作上，数学不好让我出了不少糗，尤其是几年前担任《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编辑的时候。
《新科学家》杂志的口号是：“服务于探究真相之人”（For people who ask why）。在那里工作的所有人几乎都符合口号的描述：他们小时候就是那种对一切都充满了各种问题的学生，常常问得老师不胜其烦，就连助理编辑也不例外。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些近乎病态的要求，所有内容都必须语法正确、字面完整、符合事实。他们的工作就是作为杂志出版前的最后一道防线，找出一切歧义、错误和不切实际的内容。刚开始做兼职记者的时候，我非常害怕他们：我会把他们想象成一群鬣狗，在我精心写下的文字旁虎视眈眈，吞噬掉最有营养的部分。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大多很可爱，尤其是我当时的主编，已故的约翰·利布曼（John Liebmann），他非常执着于把一切都做对，甚至话说到一半时还会停下来纠正自己的语法和事实错误。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字斟句酌地完全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你正在赶截稿日期，这可能会让你非常头疼。但当他说完一句话时，你会非常确定，他说的绝对没错。
在与助理编辑的一次谈话中，我把数字技能加入了需要改善的大脑能力清单。当时，我正在为一篇文章制作数据图表，助理编辑肖恩对我的数据提出了质疑。我当时的回答并不是很好：“呃……好，让我看一下。我的数学有点烂。”肖恩满脸疑惑地看着我，问：“那你准备怎么办？”我有些不知所措，咕哝道：“不怎么办……我就是没有数学头脑，没法改进。”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我不明白，你自己明明知道问题，却不去想办法做出改变。”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关于数字头脑的看法提出质疑，此前我一直以为，擅长数字或不擅长数字都是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变，而我就是没有数字头脑，不擅长算数。作为编辑、作者，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影响，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擅长，总会有短板——而只要时间允许，我可以靠计算器来帮自己达到目的。此外，我也经常会让别人帮我检查数据是否正确。
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像在为自己辩解，但我想要声明的是，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认为的人。据估计，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非常厌恶并且已经放弃了数学，他们会因为在压力之下完成数学问题——比如在服务员站在身边等待的时候计算自己应该给多少小费——而感到惊慌失措，更有甚者会出现研究人员所谓的“数学焦虑”。虽然听起来这好像是一种症状的名称，但其实不然，它只是对于大多数人在遇到数字问题时感受到的“啊，我不会”更为科学的描述。而我绝对属于这种“数学焦虑”，只要一碰到算数，我就能感受到大脑里门窗紧闭，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最简单的算数，我也不会尝试着自己动脑筋解决，而是会求助于计算器。
我并非一直如此。11岁时，数学令我尴尬是由于别的原因。当时的数学老师格里菲斯问完问题后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他把手指放在鼻梁上，直勾勾地盯着同学，等待有人能给出答案。最后，班里的沉默让他忍无可忍时，他会叫我起来回答。“那么，卡罗琳，给大家说说吧，好让他们不再痛苦。”通常情况下我是知道答案的，但有时我会装作不知道，好让自己显得不那么自大，那个时候我的数学还很厉害。
然而，没过多久我的数字感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的数学成绩开始下滑，早已不再是全班第一，反而朝着垫底的方向迈进。之后，我就彻底放弃了，从此告别了数学。然而，数学是我作为科学记者所报道的大部分学科的基础，而且会频繁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因此我确实希望自己能重回数学之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