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瓦特对《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的评价，也掀起了另一种长久存在的学术思潮。他最先把达尔文描绘为一个背叛自己的伟大思想成果，也就是真正的达尔文主义的人：“把‘自然选择’法则置于从属地位，实际上相当于放弃了达尔文理论；因为这套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自然选择’的完备性。”
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刚刚出版了几个星期之后，米瓦特就对其发动了一种延续至今的攻击，即引用《物种起源》中的观点来反驳《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对于米瓦特来说，达尔文的标志性成就是创造了一种单一而“完备”的生物进化理论。但达尔文却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由主观审美体验（也就是雌性邪恶的反复无常的性情）驱动的机制削弱了自然选择理论，这已经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今天的许多进化生物学家可能仍然同意这一看法。
米瓦特对性选择理论的攻击让其他很多人也行动起来。不过，对性选择理论最严酷也最有力的批评来自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华莱士作为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发现者而闻名。1859年，华莱士从印度尼西亚的丛林给达尔文寄了一份手稿，希望达尔文能为他提供建议和帮助，但这份手稿中包含一个与达尔文的观点非常相似的理论。已经秘密研究自然选择理论长达几十年的达尔文害怕被这个年轻人抢先，所以他迅速发表了华莱士的文章和一篇总结自己理论的短文章。然后，达尔文又匆忙出版了《物种起源》。当华莱士回到英国时，达尔文和他的理论早已闻名于世。
没有证据表明华莱士曾因为这件事责怪达尔文，他也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达尔文一直在研究自然选择理论，而华莱士只是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达尔文和华莱士从未在配偶选择问题上达成一致，所以华莱士就此对达尔文展开了无情的攻击。两个人在一系列出版物和私人信件中唇枪舌剑，直到1882年达尔文去世，两人也未曾改变各自的想法。达尔文在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中写道：“在这里请允许我冒昧地说一句，在尽了最大努力认真权衡反对性选择理论的各种论证后，我仍然坚信它的真实性。”
与总是礼貌低调地表达观点的达尔文不同，华莱士对性选择进化理论的攻击在达尔文去世后变得越发激烈，直到1913年他离开这个世界。最终，华莱士成功地让性选择问题在进化生物学中几乎始终处于被排斥和被遗忘的境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华莱士花费了大量精力证明达尔文描述的两性“在装饰方面”的差异根本不在于装饰器官，达尔文的配偶选择理论也无法解释动物的多样性。像米瓦特一样，华莱士对动物利用感知和认知能力做出配偶选择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他认为人类是上帝特别创造出来的物种，凭借上帝的力量才拥有了动物缺少的认知能力。因此，达尔文的配偶选择观点违背了华莱士抱持的人类例外论。
然而，面对大量可作为配偶选择理论证据的复杂装饰器官和炫耀行为（尤其是鸟类的），华莱士一直无法彻底地驳斥性选择驱动进化的观点。当他不得不承认这种可能性时，华莱士却坚称性装饰器官进化的唯一原因是它们有适应性价值和实用价值。因此，在他1878年出版的《热带大自然及有关文章》（Tropical Nature, and Other Essays）一书中，有一篇题为“让性选择失效的自然选择”的文章。华莱士在文中写道：“我们要想解释观察到的事实，唯一的方法就是假设动物的外表和装饰器官与健康、活力以及生存所需的一般身体条件密切相关。”
在这里，华莱士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性炫耀特征是“如实”反映体质和健康状况的指标。这也是今天性选择理论的正统观点。但是，毕生攻击性选择理论的华莱士，怎么可能写出一个在所有现代生物教科书或当代几乎所有关于配偶选择的论文中都能看到的观点呢？答案是：今天有关配偶选择的主流观点和华莱士的立场一样，都是强烈反对达尔文主义的。
华莱士率先提出了现在非常受欢迎的“生物配对”假说，认为所有的美都提供了有关潜在配偶适应性素质的大量实用信息。这种进化观点已经十分普遍，甚至出现在2013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演讲中，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演讲中告诫毕业生：“记住，外在美只是让我们从进化论的角度确信对方不会有太多的肠道寄生虫。”
今天，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同华莱士的观点，即所谓的性选择只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但华莱士比他们更进一步，完全否定了“性选择”的存在。在《让性选择失效的自然选择》一文中，华莱士写道：
如果（正如我所说的）确实存在这样的关联（在装饰器官与健康、活力和生存所需的身体条件之间），缺少证据支持的有关外表或装饰器官的性选择就变得没有必要了，因为自然选择本身就会产生所有的结果，这才是大家公认的真实原因……性选择会变得毫无必要，因为它肯定不起作用。
当然，被华莱士评价为“没有必要”、“毫无必要”和“不起作用”的正是达尔文性选择理论中与主观体验和审美偏好有关的部分。今天，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仍然认同华莱士的看法。
像米瓦特一样，华莱士把达尔文有关审美的说法看作对他们共享的知识成果的威胁，所以他想尽办法修正他眼中的达尔文的错误。华莱士在1889年出版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sm）的引言中写道：
我之所以反对由雌性主导性选择的观点，是因为我坚持认为自然选择的效力更大。这才是真正的达尔文主义，因此，我认为我的书倡导的是纯粹的达尔文主义。
在这里，华莱士声称自己比达尔文更拥护达尔文主义！在与活着的达尔文就配偶选择的问题争论失败之后，华莱士在达尔文去世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达尔文主义。
从华莱士写的这些文章中，我们看见了适应主义的诞生，它认为由自然选择驱动的适应是在进化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强大力量。华莱士曾给予它引人注目的绝对性评价：“自然选择永远在起作用，而且规模巨大”到会使任何其他进化机制失效。
华莱士把达尔文的内涵丰富、充满创造性和多样性的知识成果变成了庞大而空泛的理论。今天只要提到华莱士，几乎人人都能想到适应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华莱士还创立了适应主义者的典型论证风格，那就是固执地坚持。
这是一个大问题。20世纪的进化生物学受到了华莱士的过度影响，我们继承的达尔文思想是经过其过滤的，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纯粹性，遭到了删减、篡改和曲解。达尔文思想真正的广度和创造性，特别是他的审美进化观点，全都被摒除了。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也许输掉了争夺发现自然选择成果的战争，但他却赢得了决定20世纪的进化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如何发展的斗争。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为此感到气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