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一经公开，就迅速遭到了残酷的抨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中的一部分理论受到了攻击。达尔文提出的雄性之间的竞争概念，即争斗法则很快就被广泛接受。显然，在达尔文身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父权文化盛行，所以人们很容易接受雄性间争夺对雌性的性控制权的观点。比如，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出版后不久，就出现了一条匿名评论，后来证实它来自生物学家圣乔治·米瓦特（St. George Mivart）：
在性选择的名义下，达尔文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其中一种就是雄性个体凭借力量或活力方面的优势成功获得配偶并击败对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真实的原因；不过，它更容易被人视作一种“自然选择”，而非“性选择”的一个分支。
在这几句话中，米瓦特使用了一种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智力策略。他只选取了达尔文性选择理论中他认同的那一部分，也就是雄性之间的竞争，并宣称这只是自然选择的另一种形式，而非一种独立的机制，从而直接反驳了达尔文的观点。但至少米瓦特承认这种机制的存在，对达尔文性选择理论的另一个方面，他的态度则完全不同。
对于雌性的配偶选择机制，米瓦特发起了全面进攻：“第二种过程是雌性基于雄性可能拥有的某种魅力，或者外表、色彩、气味和声音方面的美感，对特定的雄性自由行使所谓的偏好或者选择权。”
在提到“自由行使选择权”时，米瓦特认为这是达尔文理论在向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暗示女性的性自主权。无论如何，对米瓦特而言，动物行使选择权的观点都是不可能成立的：
即使在达尔文先生精心挑选的实例中，也没有丝毫证据表明所有动物都有典型的反思能力……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纵观整个动物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动物的智力在进步。
米瓦特断言，动物缺乏必要的感知能力、认知能力，以及根据炫耀特征进行性选择所需的自由意志。因此，它们在自身的进化过程中，是不可能成为主导者或者选择主体的。此外，在讨论雌孔雀在雄孔雀尾屏进化过程中的作用时，米瓦特认为雌性动物行使选择权的观点尤其荒谬：“雌性邪恶的反复无常的性情（vicious feminine caprice）如此不稳定，以至于在这种选择行为下，动物的颜色和花纹不可能一成不变。”
对于米瓦特来说，雌性的性幻想是很容易改变的，也就是说，善变的雌性每一分钟喜欢的雄性类型都不同，所以像雄孔雀尾屏这样极其复杂的装饰器官绝不可能是由此进化来的。
我们需要仔细分析一下米瓦特的措辞，因为在过去的140年中，他用的一些单词的含义在日常英语中的用法已经发生了改变。今天“vicious”这个单词的意思是故意表现得暴力或残忍，但它原本的意思是不道德的、堕落的或邪恶的。同样地，今天“caprice”是指一种令人愉快和轻松的幻想，但在维多利亚时代它指的是“没有明显或充分的动机而表现出的反复无常的性情”。因此，对米瓦特来说，雌性的配偶选择和自主权不仅有变化无常的意味，还体现出道德的缺失和罪恶。
米瓦特也承认，炫耀行为可能在性唤起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雄性的炫耀行为可能有助于对雌性和雄性的神经系统产生一定程度的刺激，从而使双方都产生愉悦感，而且这种感觉可能非常强烈。”
米瓦特所说的“刺激”带来“愉悦感”，读起来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指南中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性生活而提出的建议。根据这个观点，雌性只需要充分的刺激就能产生恰当的性反应，并与雄性的性行为彼此协调。
但是，如果炫耀行为只是为了制造“一定程度的刺激”，雌性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性欲。更确切地说，雌性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回应求爱者为了刺激其性欲而付出的努力。这种否认雌性有自主性欲的观念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在弗洛伊德的人类性反应理论上达到高潮。根据这种对女性性快感的生理解释，男性永远不需要考虑“也许她不是那么喜欢你”的可能性。女性性反应的缺乏只意味着她的生理机能有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性冷淡。我们会看到，通过配偶选择重新认识生物进化理论、西方的女性自主文化得到广泛认同，以及弗洛伊德的女性性欲观点的崩塌全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运动前后，这也许并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