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定义来讲，产生新的神经联结意味着损失其他神经联结，注意力的正反两面也反映在神经发展的正反两面上。这是学习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它被赋予了一个非常有力并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名字：程序性细胞凋亡。7程序性细胞凋亡意味着不经常使用的细胞必须死亡。无用就没有存在之必要。
学习需要这种选择和抛弃。学习过程让我们的神经系统从复杂和无序的神经联结中产生了快速、有效和无意识运转的神经通路。
如果不使用的神经元不萎缩消失，那这个世界将变得混乱无序。没有强健和有效的神经通路，我们会被不断输入的过度刺激逼疯。在知觉上，过量的神经元和有效的神经通路的区别，就像在森林里迷失方向而无路可循与在森林中按标识途顺利到达。在感觉上，过量的神经元则会导致我们不断被新的和随机的事件所惊吓，这是非常可怕的。
神经系统发育正常的人，通常很少会注意到自己的神经通路是多么高效，直到碰到问题时才可能会意识到这个事实。就像如果没有患帕金森综合征，也没有受伤，我们不会发现身体活动的自如灵巧。当经历了某些灾难性的创伤后，有效神经通路被破坏，行走的想法和行走行为之间的联结又重新回到了有意识的过程，重建有效联结通常是非常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重新学习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无意识的运动时，关于运动控制的例子向我们揭示了神经元工作原理的复杂程度。成人后再学习行走与婴儿学习行走非常不同，成人再次学习时在行为和神经层面上均需要一个忘却的因素，必须首先打破旧的习惯和预期，才能学会如何有效地行走。即使最后成人和婴儿的学习成果看起来相同，但是两者的学习过程完全不同，这个过程实际上会重新定义你头脑中关于“走”的概念。儿童期的神经削减和塑造使得学习行走非常容易，但这种功能受到损伤后，个体必须打破旧模式以找到新的途径来学习行走，从而形成新的神经通路，最终能够让重新习得的行走动作变得自如。损伤导致原先通畅有效的神经通路被损坏，参与学习走路的神经都需要创造新的神经通路，通过大量的恢复训练后，新的行走模式可能也会再次变成无意识的动作。
在生物学层面，导致注意盲视的神经元位于大脑神经系统的深处。一旦事情变成习惯，我们就不会去注意它们，除非它们变成问题。注意力是与差异相关的，我们注意那些不属于无意识范畴的事件，包括各种动作反应、条件反射、固定概念、偏见、行为方式、知识和分类系统以及其他在心理和身体上由于大量的练习而变得越来越有效的模式。我们不断地发展出有效的方式来处理信息，使得一些动作序列可以自动化，从而把有价值的策略性思考解放出来，来解决那些尚未被自动化的新问题。
通常，只有当非常重要和突发性事件发生时，人们才会打破注意模式。比如在我们看到红灯之前，刚好一只小猫跑到汽车前面来。这时，我们就不能像预期那样将车慢慢停下，而可能会急刹车或急转弯绕开小猫。
意识到自己在什么时候把注意放在哪儿，这个过程本身就与日常生活中注意力的形式不同。意识到自己必须去注意某个东西通常是非常有压力的，不管是由于兴奋、激动的还是焦虑、愤怒的事件。从生物学和教学方法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只会留心那些平时不怎么考虑的事件。正如社会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所说，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反射式行为进行反思。8自我反思并不需要时刻进行，但它是所有正式或者非正式学习的关键部分。
在一个像现在这样变化如此之剧烈并且波及全球的时代，生活中许多事件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就像为了躲避小猫而急刹车所留下的刹车印迹一样。痕迹的出现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有事件打破了成型的模式。由于新事件的出现，我们大脑中那些先前未形成簇的神经元也开始同步放电了，它们开始了新的联结过程。但是，只有这个过程顺利，这些神经元同步放电的频率足够高，才能使这种新模式成为习惯，否则我们仍然会感觉到新事件带来的压力。我们会发现，学习必须投入注意力。
随着新经验的产生，原先不是同时活动的神经元现在也突然开始放电。在上述急刹车的例子中，因为情绪上的震惊，在很长时间内我都难以忘记这件事情。这个例子说明了那些有冲击力的瞬间是如何促成改变的，它们往往会伴随一些创伤或令人激动的成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教育者倡导把游戏的原理纳入教育。
如果学习过程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并能够像在游戏中获胜那样即时得到自我强化，通过口哨或鸣钟的方式记录胜利的时刻，那么我们就会更容易记住学习的内容，并把在学习中获得的成功经验整合到生活中。通过游戏的方式学习，我们不仅能学到知识，也能学到游戏中获胜的方式，这可以使我们更能接受和适应未来变化。
所有打破原有模式的事件都有着相同的效果：让我们认识到那些曾经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习得的，只是由于不断重复引起了生物学上的变化，我们才觉得它们是“天生”的。此外，“天生”的不仅包括行为，还包括文化和环境。欣百达广告中的很多暗示就是利用了文化及那些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感觉和愿望。由于这些信息得到无数次的强化，因此处理它们的神经机制深植于我们的大脑，就像走路一样不再需要思考。任何新经验都会不同程度地打破这些模式，不管是第一次尝试埃塞俄比亚食品，在使用十多年的手动挡后开始学习使用自动挡，还是学习如何使用互联网。只有原来的神经通路受到干扰之后，你才可能发现它们是经过精心削减和塑造的。
家庭、朋友、社会组织、学校和职场等各种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都在强化我们的神经生物模式，从最基础的层面塑造注意模式。在剧变的时代，社会机制所强化的模式与我们有效应对新情景所需要的模式之间互不匹配。如果由于可怕的车祸或者受到某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困扰，而无法再有效地控制肌肉运动，我们就需要进行康复训练并采纳专家的建议来让联结脊髓和肌肉的运动控制神经尽可能顺利地工作。
在剧变时代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忘却旧的注意模式，因为它们不再适用，之后才能开始新的学习。
在文化学与生物学的交叉领域，有一种灾难性的神经疾病叫威廉斯综合征（Williams syndrome）。这个综合征向我们展示了神经削减的重要性及“理所当然”文化准则的相对性。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