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
朱熹像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福建建阳。他一生著述繁富，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他还对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述做了许多注解和编纂工作，如《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近思录》等。朱熹的讲学地在建阳考亭，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考亭学派”。
朱熹作《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及其弟子的行状、墓志、遗事等资料排成理学谱系，说明理学的渊源和传承。他宣扬二程接孟子之传，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从而确立了理学的道统。从此书开始，“北宋五子”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正统，程朱理学也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在哲学思想上，朱熹发展了二程、张载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以“理在先，气在后”为前提，即以客观精神本体（理）为第一性，以物质世界（气）为第二性。他在“人性本明”的基础上提出“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朱熹还用“理在气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经过朱熹的发挥，“三纲五常”成为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
朱熹曾作《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主旨在于说明为学的目的，在于以圣人为己任。人要达到至善之境，必须格物穷理，探索新知，与《大学》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异曲而同工。此诗空灵蕴藉，雅俗共赏，一经问世，众口传诵，成为人们努力学习、探索真理的动力。
《宋史?道学传》说朱熹治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强调格物致知、躬行实践与居敬证心、涵泳体悟内外并举。正是在这种治学方法下，朱熹才能博采众长，把握潮流，取得超越性的成就。如清代学者全祖望所说，朱子之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然善读朱子之书者，正当遍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之学也”。
从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开始，周敦颐、二程、张载及朱熹得以配享孔子庙庭。到了元代，科举考试明文规定使用朱熹的注释。考试内容基本是从《四书》中设问，标准答案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如加试《诗经》，也用朱熹的注释本；加试《周易》，则兼用程颐和朱熹的注本。这样，程朱理学便上升到了官方学术的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确立。后来的康熙皇帝甚至把朱熹推崇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的圣贤（对联在尤溪县南溪书院、武夷山朱熹纪念馆）。从14世纪开始，理学又跨越国界，对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不仅是思想家、学问家，也是大教育家。他毕生重视教育，走到哪里就将书院开办到哪里。他不但动员官府恢复或修建学校，自己所到之处也竭尽全力整修学堂，募集图书，遍访名师，自己也亲任教职，动员百姓子弟入书院读书，把书院当作传道授业、弘扬理学的最佳平台。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前往潭州（今湖南长沙）访问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二人在岳麓书院开创会讲的先河，辨析“太极”与“中和”之理，各地赶来听讲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还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被书院奉为校训。后来朱熹知潭州时，又改建、扩建了岳麓书院，使之成为名闻天下的学府之一。
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在母亲的墓旁修“寒泉精舍”，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隐居守孝、著述授徒生涯。这是他亲手创建的第一所书院。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浙东学派的领袖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二人在寒泉精舍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编成了《近思录》，史称“寒泉之会”。
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他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藏书，请皇帝敕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内容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的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不仅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也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一些著名学者如蔡元定、刘爚、黄榦、真德秀等，都曾就学于武夷精舍，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南理窟”的美誉。
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精舍。绍熙五年（1194年），因来学者益众，他便加以扩建，更名为沧洲精舍（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一时期是朱熹思想最成熟、阅历最丰富、学识最高端的时期，因此书院名声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据考证，朱熹创建沧洲精舍前后门生多达两百余人。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但仍以顽强的毅力从事著述，每日为学生授课，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