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心传承孔孟,道学启程朱。
从神宗时期开始,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新儒学由博通转向精微,由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转而更重视纯理论的探讨和心性体悟,由庞杂丰富而转向规范定型,学术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哲学思辨的水平明显提高,由此收获了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即理学体系的基本确立。
宋本《论语注疏》
《宋史?道学传》说:“(孔、孟以后)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正是由于新儒学完成了由“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宋代的学术与思想才具有了卓然有别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这是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此文托物言志,借物抒怀,高风亮节,清雅脱俗。文章虽短,却字字珠玑,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周敦颐像
周敦颐,湖南道县人。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衡阳的舅舅郑向。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衡阳又是莲花之都,郑向就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让周敦颐负笈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衡阳的一池莲花开始的。他不愿像陶渊明那样做个遗世独立、躲避现实的隐者,更不愿像普通人那样羡慕牡丹的富贵荣华,他要立足尘世,胸怀磊落,洁身自好,做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君子。周敦颐晚年移知南康军,居于庐山莲花峰下,取幼时老家所居濂溪,将其书斋命名为濂溪书堂,因此后人又称他为“濂溪先生”。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之人,他精通《易》学,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即《易通》)等。《太极图说》以儒家《易》学来解释道教的《太极图》,受老子影响非常严重,同时也杂糅了不少佛学的内容。周敦颐以“无极”作为宇宙的本源。“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则生阳,静则生阴;阳变阴合而生五行,阴阳、五行变化而生万物;人得天地之“秀”,为万物之灵。五行各有其性,感于外物而动,由此而产生善、恶。这样,周敦颐便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静”的说法,主张通过“主静”的修养工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如《宋元学案》所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周敦颐的谥号)之破暗也。”
“心传承孔孟,道学启程朱。”周敦颐故里濂溪祠前的这副对联准确概括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