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的兴起。
除岳麓书院以外，宋代著名的书院还有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嵩山南麓太室山下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的石鼓书院等。
考察宋代学术的源流发展，可以发现处处有书院活动的影子。这些书院起初或为私人自建的讲学场所，或为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当官方学校式微之时，书院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之地，发挥了教育中心的作用。由于其非官方性质，往往能养成自由讲学的风气，有利于新思想的产生。又由于不少儒者与佛道僧众交往密切，也为儒、佛、道三家学说砥砺切磋、相互交融创造了条件，为理学的萌芽和奠基提供了机遇。
宋初统治者为了稳定新朝政局，政治上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制度设计延续了五代以来防弊的惯性并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特别是宋太宗对外进取迭遭挫折之后，注意力全面转向了内部。他经常对臣僚宣讲：“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当合用心于此。”正是在这种“帝王用心”之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保守的气息，官员甚至把“不生事”作为处世当官的准则。
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则宋基本未脱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儒学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注疏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一本于此，“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真宗景德年间，有个叫贾边的人考进士，因在《当仁不让于师》的考题里解“师”为“众”，与注疏异说，便遭退黜。由于朝廷取士因袭唐制，“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以至士风偷薄，“圣学”不明。
白鹿洞书院
嵩阳书院
应天书院
石鼓书院
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宋史?文苑传》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这段文字，说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来及其深远影响。后人也常盛赞宋朝文治超越汉、唐，并对“尚文”政策的奠基者宋太祖、宋太宗给予很高的评价。
到了北宋中叶，这项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
包拯像
宋仁宗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如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等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构成了一道闪亮的风景线。
范仲淹虽然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进士，但其人生事业的主要经历也在仁宗时期，是北宋政坛和思想界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毛泽东在《讲堂录》里曾盛赞道：“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天下风俗，比骎骎隆东汉焉。”
这些人在思想上提倡正统，崇尚名节，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光大圣人之道的中流砥柱。如南宋学者和诗人杨万里所说：“仁祖之世，天下争相濯摩，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此风一振，长育成就，至嘉祐之末，号称多士。其将相、侍从、台谏之才，犹足为子孙数世之用而不见其尽。”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称为“新儒学”，也叫“宋学”。从经学的角度而言，称新儒学为“宋学”更为确切。它是作为对汉唐注疏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汉唐注疏之学是以章句训诂、名物考据为释经之具，以家学授受为传经之法。其末流至于弃经从传，支离繁琐，拘守师说，专主记诵而了无发明，致使儒学的生命力日益衰竭。
与汉唐注疏之学相比，北宋中期的新儒学具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不专守先儒旧注，强调追本溯源，注重阐发本经意旨，具有较强的疑古色彩；第二，不拘泥于章句训诂、名物考据的治经方法，强调义理之学，以发挥圣人的“微言大义”为己任，较之汉学更具有思辨色彩；第三，儒者治学不仅限于治经，更须重视修身，提倡正心诚意，通过自身的切实体悟、涵泳默会和笃实践履，以臻于圣贤之域；第四，提倡自由讲学和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以恢复师儒之道为光大圣学门户的必要前提；第五，拓宽学术视野，在排斥佛、老，突出儒家正统地位的同时，也注重吸收各家的思想精华，借以促进传统儒学变化气质、脱胎换骨。
这一时期的新儒学以“义理之学”为主要特征。与之相随的是士大夫政治的确立和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明体达用、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
振兴儒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弱，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韩愈一方面竭力排佛，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学说中糅进了不少佛学的成果，借鉴了佛教发展的经验，其“道统说”即是受到佛教定祖立统的启发而提出的。除韩愈以外，李翱、柳宗元等人也在致力寻求调和儒、释二家的途径，注意汲取佛教哲学的思辨成果来改造儒家学说。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被称作“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和石介。
胡瑗，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北宋杰出的学者、教育家。他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州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倡导“明体达用”之学。“体”是儒家历来所强调的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用”是能“润泽斯民”、经世致用的实际本领。他在学校中创立经义、治事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意旨和实用的专门技能，二十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他开创了“沉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被尊为一代宗师。
与胡瑗同时，孙复也在泰山大倡讲学之风。孙氏治《春秋》，不惑传注，专以己意断说经旨，开创了宋人治经不泥章句训诂、专重义理阐发的风尚。石介是孙复门下第一高足，曾以《易》教授于乡，世称“徂徕先生”。与孙、胡二人相比，他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不如胡瑗，在经学方面的成就不如孙复，但他始终致力于排斥异端杂学，在为新儒学鸣锣开道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阳修像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学者魏了翁曾言：“欧、苏（苏轼）以前，未曾有人骂古注。”可见他在对先儒传注抱持的态度方面，实开宋人风气之先。
以他对《周易》的研究为例，他是宋儒中最早对《易传》提出质疑的人。他认为：“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欧阳修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书影
同时，欧阳修并没有因为《易传》诸篇非出自圣人之手就对其价值全盘否定。现在我们都知道，《易》学的发展史，是《易经》的形式（卦爻象数系统）和内容（卦名爻辞的意蕴）趋于分离的历史，也是卦爻辞的初始意义与说《易》方法逐渐分离的历史。简言之，就是《易经》由卜筮之书走向哲理化的历史。欧阳修敏感地意识到《易经》解释系统不断走向抽象化、哲理化的过程，认为《易传》诸篇的陆续问世，既是这一过程的反映，也是《易》学的义理价值得以确立的依据，从而为当时和后来的宋儒们重构儒学宇宙观和天人体系开辟了新的路径。
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和以“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极端重视。前者以欧阳修亲自撰修《新五代史》、司马光主持修纂《资治通鉴》为代表，后者以孙复、刘敞为开端。孙复专以己意断说《春秋》，其弊失之穿凿。刘敞能对各家传注的优劣抱持客观态度，进退诸说，依经立意，所以训释远过于孙复。同时，刘敞博通其他儒家经典，《礼》学造诣尤为精深，所著《七经小传》受到广泛推崇，对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