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的内在矛盾——从纸币说起。
宋代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北宋中期之后每年的铸币量超过唐朝几十年的铸币量之和。宋太宗于端拱三年改元淳化，淳化元年（990年）五月改铸发行淳化元宝钱。宋太宗亲书隶、行、草三体钱文，成为皇帝亲书钱文之始，也是行、草入钱之始。两宋历时三百二十年，凡十八帝，改年号五十七次，铸年号宝文钱四十三种（不包括大小和书法等版别变化）之多。
北宋交子
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铁钱始于汉铸五铢钱，至两宋达到鼎盛。四川铜少铁多，历来铁钱铸量颇丰，陕西等地铜铁钱并用。行用时，一般小额交易用铁钱，大额交易用铜钱。
因钱币需求量巨大，而铜、铁钱笨重不便交易，宋朝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至1661年才开始发行，在时间上要比中国晚六百多年。宋代纸币的种类有交子、钱引、会子等。
除铜、铁钱和纸币外，南宋还铸行铜、铅两类钱牌，铜牌面值分别为贰佰文、叁佰文、伍百文；铅牌面值为壹拾文、贰拾文、肆拾文。就其性质而言，仍是南宋地方政府发行的一种金属会子。
两宋货币，金银并提。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诏伪作黄金者弃市，这是两汉以来政府第一次视黄金为法定货币。白银的货币地位也后来居上。宋代金银开采都具有一定规模，政府常以金银铸钱。此外，宋朝的盐钞、茶引及僧、道度牒等在一定程度上也行使货币职能。
宋代商品流通和大额交易的增加使得贱金属货币流通的局限性日益突出：一是钱币需求量巨大，而金属币材短缺；二是铜、铁钱值小量重，以此为交易（特别是大宗交易）媒介很不方便，需要更为轻便的货币；三是北宋前中期出现较为严重的钱荒，为了限制铜铁钱外流，行用纸币遂成为合理的选项。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是铁钱专用区，大铁钱每千枚重二十五斤，小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商民以车辆装载铁钱进行大额交易殊感不便。四川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发达，具有印制纸质货币的独特条件，所以纸币首先产生于四川。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代替钱铁流通的楮纸券称为交子。因为是私人发行，所以又称为私交子。
《宋史?食货志》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类似于唐代的飞钱和现代的汇票。经过逐步发展，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宋真宗景德年间，益州知州张詠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获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种官交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交子按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首界交子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发行1,256,340贯。后来因供应军需超额发行，交子严重贬值。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停用交子，改发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他诸路均改用钱引。后来四川也于大观元年（1107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因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所以纸券价值大跌，实质沦为政府的敛财工具。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会子是两宋时期发行量最大的纸币，因主要行用于东南地区，又称“东南会子”。会子起源于民间的便钱会子。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钱端礼任临安太守，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归官办，“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同年七月，钱端礼升为户部侍郎，会子也由户部接办，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后来又改名为行在会子库。会子起初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十万缗，很快就出现膨胀贬值的现象。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规定发行会子以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经过这番整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小异。
但由于财政困难，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兑界和界额。到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会子恶性膨胀，造新换旧已不可能，货币职能也难以保持。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当国，又曾经发行“见钱关子”，取代贬值过甚的会子。元兵南下后，会子与关子皆被钞所取代。
此外，还有湖广会子，仅限于湖北、京西路流通，为湖广总领所印发。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又将四川钱引改为会子，岁额定为五百万贯。
从起源上看，宋朝最初的纸币只是一种替代性货币，后来很快向信用货币转化。但从其后期演变看，又有重新向替代性货币回归的倾向。
以东南会子为例，它是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铜钱不便交换之矛盾的产物，直接来源于民间的便钱会子。由于铜钱缺乏，东南会子行用后，贬值严重。为了保证它的有效流通，南宋朝廷创立了“钱会中半”制度，规定百姓向官府缴纳税赋时，采用铜钱与会子搭配的办法，使会子的币值一度回升。这正是纸币信用低下，无法与铜钱抗衡时，必须以政治手段维系的见证。在纸币行用过程中，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将发行纸币作为榨取财富的工具，使纸币履行了过多的政治职能，必然导致滥发滥用，因而随时可能夭折。
宋朝一方面被盛赞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巅峰，另一方面又被斥为“积贫、积弱”的朝代，如何理解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呢？
宋朝把募兵制作为国家的主要兵制，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制度，军队走上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国家成为承担军需开支的主体。
军队职业化，使生产者免除了兵役负担，并化解了不少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隐患，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然而，由国家养兵并承担一切军需开支，必然要求社会经济达到足够高的发展水平，使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够满足军事需要。尽管宋代社会经济有了高度发展，但因为以军费为主的各项开支庞大，政府一直摆脱不了财政上举步维艰的困境。
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宋朝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不但在手工业、农业、商业等领域进行超经济的强制性盘剥，而且政府也将自身变成了一个大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导致官营经济膨胀，最终危害经济的健康发展。军队也卷入商品经济浪潮，参与各种营利性经营活动，必然从各方面影响军队本身职责的履行，导致军纪败坏，军备废弛，战斗力下降。“积贫、积弱”也就成了当时的一大社会特征，与宋代经济和社会文明的高度发达相伴始终。二者看似矛盾，其实是统一的，体现了宋代社会经济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
仍以纸币为例，纸币的创行使中国荣膺了世界最早行用纸币的国家的美誉，在当时也确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便利，但宋朝纸币的大量发行是以政府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背景的。特别是南宋，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巧立名目、增加百姓税收外，进而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
会子在形式上和当时多数人的观念上，仍是一种金属货币的代替者，却又跟近代严格意义上的本位币不同。发行之初，会价就与面额存在差异，而且在某些时间和地区差异更大，这表明会子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种能依面额兑换的纸币。虽然政府也试图通过用金属钱币收兑贬值纸币的“称提之法”来稳定纸币信用和物价，但因为官方根本拿不出足够的准备金用于兑换，所以无法有效控制纸币的贬值。为了稳定会价，南宋君臣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办法。除用钱币收兑外，还通过盐引、度牒等有价证券收兑跌价纸币，用新钞收换旧钞，在税收上实行铜钱、纸币的按成搭配，限制铜钱外流，以及其他纯行政措施，使会价和物价之间维持相对稳定。但这些举措都收效甚微，有的甚至又转化为新的盘剥之法。
这表明，宋代纸币的行用并不全是商品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和空前浩大的财政支出双重作用下货币税超前发展的结果，远远超过了货币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不仅给纳税人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也制约了商品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