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繁盛。
南宋只剩半壁江山，尽管朝廷上下不乏岳飞、辛弃疾、陆游这样的爱国志士，念念不忘收复河山，统一疆土，但朝廷决策者的苟且偏安，使志士们每每空怀悲切，壮志难酬。“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作成为南宋社会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写照。不过，这些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南宋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无是处，其在偏安局势下所获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日益为世人瞩目。
《蚕织图卷》（局部），反映了宋代“男耕女织”的情景。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已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南宋以后，南方经济领先于北方的格局完全奠定，南方最发达的江浙地区也长期稳定地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由于复种制度的推广、新耕地的开辟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江淮、两浙、福建、四川等地区一年亩产可达二至三石。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之称。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种麻的地区也在增加。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糖也已经被广泛食用。
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四川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起，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北宋时，各路由家庭成员充当劳力、专以纺织为生的“机户”约有十万，数量可观。两浙和川蜀地区成为全国的丝织业中心，朝廷在这些地区设立了织锦院。从事“收丝放贷”“机户赊账”等业务的包买商也遍布江西、两浙、四川等地。南宋时，广东雷州半岛和广南西路又发展成棉纺织业的中心。
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有二十多个对外贸易港口，设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五个市舶司，市舶司下有的还设有市舶务、市舶场等下属机构。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颁行“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适用于各市舶司。北宋中期以后，海外贸易的收入一直占宋朝全年收入的15％左右。对此，宋高宗感叹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南宋晚期，泉州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现在广州、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蕃客墓，是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宋室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杭州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新都市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和机遇。
在南迁的过程中，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富绅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种行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大大促进了杭州商业形态的发展。
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据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
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城市呈南北狭长的不规则长方形，宫殿独占南部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整座城市与优美的园林风景区巧妙结合，充满独特而诱人的魅力。
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是最繁华的区域。御街全长约十里，从和宁门外至景宁宫前，一路店肆林立，商铺栉比。御街南段为衙署区，紧邻皇宫，是朝廷中枢机关所在地和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集中居住的区域。因而这段街上商铺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都城纪胜》说：“珠宝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此处早在唐末五代及北宋已是杭城唯一的市场。南宋定都之后，诸行百市，大小店铺，样样齐全。“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凡衣食住行与日常生活所需，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据《梦粱录》记载，这里名店、老店云集，有名可查的多达一百二十多家。北段是商贸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街段。临安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此地，内有勾栏十三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多种戏艺，每日有数千市民在北瓦游乐与休闲。从《梦粱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书的记载来看，南宋的休闲娱乐已经蔚然成风，上自宫廷、士大夫阶层，下至一般文人和市井民众，其休闲活动与方式之丰富，为历代所不及。朝廷礼部的贡院也在此附近，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中心场所。每逢科考，成千上万的举子在此云集，参加考试。受其影响，棚桥一带形成了临安最大的书市，刻版作坊也在棚桥附近，四周充斥着酒楼饭馆和茶肆，夜市十分热闹。
御街之外，还有四条与御街走向相似的南北向道路和四条东西向干道。全城因地制宜，形成大小不一的网格，并以“坊”命名。城内河道有四条，其中盐桥河为主要运输河道，沿河两岸多为闹市，“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城外有多条河流，与大运河相连。这些纵横相交的河湖构成了一张发达的水运网，维系着临安的繁荣。
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行业细分，种类大增，“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商业性质的谓之团、行、市，手工业类或称“作分”，或也称“行”（“行当”之意），仅《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粗略所举，就有四百一十四行。《梦粱录》也说：“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其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林坊、招贤坊一带。瓷器官窑在城南凤凰山下，称内窑。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前店后作、亦工亦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南宋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临安也成为12至13世纪最为繁华的世界大都会，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宋度宗年间，临安府的人口已达一百二十四万多人。临安不但出现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的大交流，形成了多元文化和谐交融的局面，而且这种文化深深融入临安人的生活之中，使杭州一向以农业生产精耕细作、工艺产品精美绝伦、饮食菜肴细腻味美、园林建筑巧夺天工而著称于世。今日杭州之所以能成为“人间天堂”，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宋定都临安和南宋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