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繁华。
汴京郊外，疏林薄雾，掩映着几家茅舍，一队驮炭的毛驴由远而至。柳林初绿，阡陌纵横，透出大地回春的消息，一支踏青扫墓的队伍迤逦归来，点出清明时节特有的风俗。
汴河之上，船只相连。有的满载货物、溯河而上，有的泊岸卸货，有的空船待归，一派繁忙景象。一座宛如飞虹的拱桥横跨汴河，桥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进入高大巍峨的城楼，街市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观、公廨，令人目不暇接。罗锦匹帛、沉檀楝香、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生意兴隆。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官吏、商贾、小贩、行脚僧人、听书小儿、贵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无所不备。轿子、驼队、牛马车、人力车，各色交通运载工具样样俱全。
《清明上河图》（局部）
外乡人初入此城，乱花迷眼，寻人问路，答者遥指远处，画面戛然而止，留给人们无尽的想象……
这是北宋末年宫廷画家张择端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景致。作者以手卷的形式，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如随摄影机镜头移动，步移景异，把北宋都城的繁华热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欣赏此画，我们不难想象“宋家汴都全盛时，万方玉帛梯航随”的盛况，也不免发出“兴废相寻何代无”“至今荒草遍长衢”的慨叹。
历史上的开封有“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美誉，金代诗人李汾的《汴梁杂诗》称之为“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
开封铁塔
这座北宋都城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南端，周围一马平川，地势坦荡，无险可守，从军事角度来看犯了兵家大忌，是不适宜作为一个王朝的首都的。
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建都的天然优势。自南朝历经隋、唐，中国南方经济一直呈上升的态势。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通济渠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总干线，公家漕运、私家商旅都依靠此渠，唐朝廷的主要收入也来自江、淮地区。唐朝建都关中，漕运有三门砥柱的险阻，从洛阳运米到长安，漕船在三门峡多有覆没，一石能送到八斗，就算是最好的成绩。如果改走陆路，运送两石粮食要花费千文左右。民间苦于漕运，因而有“斗钱运斗米”的谣谚。唐高宗以后，朝廷每每想开凿砥柱、畅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时期，除后唐定都洛阳以显示自己跟唐王朝的特殊渊源之外，其余各朝均定都开封，此后也不再有建都关中的朝代。究其原因，漕运不畅，当属首要，也是北方愈益依赖南方的明证。
经过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特别是后周世宗时期修筑开封外城，令王朴经营规划城内，拓宽道路，疏浚河道，又许临街开店，取消坊市分离制度，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至宋取代后周前夕，开封已经初步具备了帝都的风范。而洛阳则因战火频仍，面目已非往日。
宋朝取代后周时，赵匡胤再三告诫兵将不得擅劫府库，一改以往兵变恶习，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民心的政策，不仅稳定了政局和社会生活，而且对开封的发展也起了有益的作用。所以后来当赵匡胤一度想西迁洛阳时，晋王赵光义敢于提出“在德不在险”的定都方略。同时，那些追随赵宋起家的将相也多为后周旧臣，不少人已在开封安家多年，安土重迁的意识很浓，定都开封更符合他们的群体利益，容易得到他们的支持。
唐宋时期都城选址的东迁，反映了对经济因素的考量已超越于军事。在开封建都虽然有较大的缺憾，而且也并非宋太祖本意，但却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积累的必然选择。
宋太宗赵光义像
北宋东京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皇城四周。最外围是外城，也叫罗城，周长约二十九公里。罗城东、西、南三面均有三门，北面有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十座。
水路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当时有“四水贯都”的说法。四水指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城墙外又各有护城河一道，四水通过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可将各地粮食和物资源源输入城内。其中尤以汴河最为重要，据《宋史?河渠志》记载：“（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汴河不但是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纽带，是赵宋王朝的生命线。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
与唐朝长安相比，东京的城市格局和内部管理已完成由坊市制到厢坊制的转变，具备了近代开放型城市的基本特征，这与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
在宋代以前，都市实行“坊市制度”，商业区（市）被局限在固定区域内，面积很小，管理严格。随着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宋代政府逐渐放宽了对商业的干预，商业活动不但突破了区域的限制，而且也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坊市制度、宵禁制度开始崩溃。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可以证明，东京城内店铺林立，显然已无商业区与非商业区的界限，亦无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城市重要的街道出现了不少的商业街，这是唐代以前所未有的。《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形。
北宋东京因袭后周，从开始即没有封闭的里坊。以坊巷为骨架的城市面貌颇具特色。一是主要街道成为繁华商业街，皇城正南的御路两旁有御廊，允许商人交易，州桥以东、以西和御街店铺林立，潘楼街也是繁华街区。二是住宅与商店分段布置，如州桥以北为住宅，州桥以南为店铺。三是街道、住宅与商店混杂。四是集中的市与商业街并存，如大相国寺，“中庭、两庑可容万人”，“每一交易，动计千万”。五是一些街区夜市活跃，如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许多餐饮、娱乐场所通宵营业，“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
当时的东京居民五方杂处，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京城之内还出现了一批富商大贾，“资产百万者居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官僚、贵族也纷纷开店，过去官场以商为耻的思想，被冲荡得干干净净。
靖康之难，大批臣民纷纷南渡，在颠沛流离之间，曾长年定居东京的孟元老，常忆京城之繁华，于是撰成《东京梦华录》，他在序中记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从产业角度来看，唐代以前城市的文娱活动通常是特权者的享受，很少作为市场交易行为。商业性的休闲娱乐活动虽然自中晚唐时开始出现，但当时并不普遍。宋代坊市制度崩坏后，不仅商品交易日趋活跃，娱乐活动也迅速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之一。东京汴梁首次出现了专门的娱乐休闲场所——“瓦舍”（又称“瓦肆”“瓦市”“瓦子”）。据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每个瓦舍内设有数量不等的专供表演的“看棚”（又称“勾栏”），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等。瓦舍、勾栏的演出内容有说书、小唱、杂剧、皮影、散乐、舞蹈、角抵、杂技等。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东角楼一带是瓦舍、勾栏最集中的地方，“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这些场所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艺人的表演都是以赚钱为目的，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瓦市中还同时经营各种小型买卖，如《东京梦华录》中载：“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商业气息极为浓厚。
《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宣德楼是北宋皇宫的南门，前面即御街，北宋皇宫每年都要在楼前举行隆重的驯象活动，烘托歌舞升平气氛。图中一丝不苟地描绘出七头大象的形貌、饰物和整个活动场面。此图疑为清人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