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蒙灭金与宋蒙战争的开端。
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
嘉定四年（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大败金兵。嘉定六年（1213年），蒙古军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金朝领土，围困金中都燕京（今北京）。金帝卫绍王被臣下所杀，金宣宗即位，随即献公主、金帛、马匹求和。成吉思汗许和退兵。嘉定七年（1214年），金宣宗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认为金朝迁都是缺乏和好的诚意，再次围困中都，翌年将之攻陷。此后，蒙古军主力西征，金朝暂时得以在黄河以南苟延残喘。
金朝在强大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着打败南宋，向南拓展地盘，以弥补沦丧的大片河山，躲避蒙古军的锋芒。自嘉定十年（1217年）起，接连发动了数次南侵战争。但宋军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朝的幻想。战争打到嘉定十六年（1223年），金朝徒然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却一无所得。当年年底，金宣宗去世，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不得不正视现实，放弃了南侵。
宝庆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西夏，遭遇了罕见的顽强抵抗。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临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的遗命，即从南宋借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消灭金朝。窝阔台汗几次遣使到南宋，提议联合灭金。但南宋君臣惧怕金人，议而未决。
绍定五年（1232年）春，蒙古军在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围歼金骑兵二十万、步兵十五万。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金朝精兵良将损失殆尽。这时，南宋终于看清金朝灭亡在即，匆忙遣使回访蒙古，答应共同出兵灭金。
南宋派孟珙率军自襄阳向东进发，一路攻城略地，杀到了蔡州（今河南汝南）。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困守蔡州的金哀宗见大势已去，传帝位给宗室完颜承麟。完颜承麟的即位典礼还在进行，城南已飘扬起宋军的战旗。与此同时，蒙古军也自西面攻入城内，展开巷战。金哀宗自缢而死，完颜承麟被乱兵所杀。立国一百二十年的金朝灭亡。南宋以缴获的金哀宗遗骨祭告太庙，又遣官至洛阳祭扫北宋陵寝，举国上下为终于报了百年之仇、雪了靖康之耻而欢欣鼓舞。
然而，南宋此时面临的局势，几乎就是金灭辽后北宋所面对的局势的翻版。监察御史洪咨夔就说：“今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但无论宋理宗还是主战的将帅，都求功心切，在各方面都未进行认真准备的情况下，就匆忙开始了武力收复中原的行动。
窝阔台像
宋军利用蒙古军主力撤走的时机，几乎兵不血刃，收复了汴、洛故都，史称“端平入洛”。但同时，宋军也陷入了困境。由于蒙古军掘开黄河阻挡宋军，黄淮之间，一片汪洋，粮食军需无法随军运输。沿途城乡残破至极，根本筹不到军粮。进入洛阳的宋军第二天就无粮可食，只好釆野菜充饥。蒙古军趁机反击，洛阳宋军拼死抵抗。一仗下来，十丧八九。在开封等候粮草的宋朝军队闻讯也掉头南撤，武力收复中原的行动就此结束。
端平二年（1235年）春，蒙古军分三路南侵，长达四十余年的宋蒙（元）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蒙古军的第一轮进攻，就占领鄂北重镇襄阳，把战场推进到长江沿线，足见其攻势凌厉。襄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将西面的大散关与东面的淮河连成一线，而且是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的屏障。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嘉熙二年（1238年）九月，南宋朝廷任命孟珙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奉诏收复襄阳。孟珙稳扎稳打，连续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荆门军（今湖北当阳）等地，于次年六月胜利收复襄阳。此后，襄阳成为南宋抵抗蒙古的重要枢纽。
淳祐元年（1241年）十一月，蒙古窝阔台汗死，直至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汗即位，蒙古政局一直动荡，稍稍放缓了对南宋的攻势。孟珙、余玠等南宋将领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了荆襄和四川地区的防御力量。
可是，孟珙、余玠等人的进取与努力却受到南宋朝廷的种种掣肘。孟珙主持荆襄防务九年，屡败蒙军，威名赫赫。他不满足于被动防御，还千方百计开展敌后工作，抚慰中原人心，既可了解敌情，又可攻防结合。但猜忌武将的朝廷却不仅不支持，还对他久典重兵不太放心。这使孟珙心情极不愉快，抑郁成疾，于淳祐六年（1246年）九月去世。余玠主持四川军政颇有成效，却受到朝中宰相谢方叔等人的恶意中伤，宋理宗听信谗言，诏余玠入朝。余玠壮志难酬，急火攻心，于宝祐元年（1253年）七月猝然病逝。孟珙、余玠的抑郁而终，是南宋抗蒙力量的重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