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的政治腐败

南宋后期的政治腐败。

南宋后期，腐败之风已是积弊难返。周必大曾经说：当世官员“循良者十无二三，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

宋光宗像

宋光宗即位初年，尚能勤于政事，重视吏治，对招权纳贿的藩邸旧臣也能加以惩处。但他的皇后李氏生性妒悍，又喜揽权，时时离间孝宗、光宗的父子关系，致使朝政日非，光宗也因此精神病发作。绍熙五年（1194年），宋孝宗病逝。同年，光宗在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等人的逼迫下退位，由其子赵扩继位，是为宋宁宗。

宁宗在位三十年，虽个人生活俭朴，但天生弱智，缺乏主见和政治才能。前期韩侂胄专擅朝政，推行党禁，打击政敌，指斥道学（即程朱理学），压服舆论，引用亲信无耻之人，致使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史称，“自侂胄用事，贿赂盛行，四方馈遗公至宰执台谏之门，人亦不以为讶”。

韩侂胄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还于开禧二年（1206年）仓促发动了对金战争，史称“开禧北伐”。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进展，但未能挽救全局的失利。开禧三年（1207年）四月以后，双方开始议和。同年十一月，韩侂胄被史弥远杀死，首级献给金人。南宋在史弥远的主持下与金签订了“嘉定和议”，全部满足金人提出的要求，岁币增至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另加犒军钱三百万贯。从此，朝政落到史弥远手中。

史弥远掌权后，对韩侂胄的北伐政策全盘否定，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和谥号，大规模裁撤北伐需要的军事部署，遣散军队，在对金政策上完全继承了秦桧的投降路线。

在内政方面，史弥远选用易制之人，台谏专任循默之士，压制异论，使得朝野以言为讳，习以成风。史弥远是明州（今浙江宁波，境内有四明山）人，他所重用的官员非亲即故，时人讥讽为：“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宁宗病死，史弥远矫诏立宋理宗。理宗即位后，史弥远更以“定策之功”而权倾朝野，“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朝政更加腐败。一方面“馈赂公行，熏染成风”，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更加困难，理财部门“专以铲刷为能，有一孔之利者，无不攫取”，“民间受害，尤难缕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生活十分痛苦，由此引发了绍定年间的一系列农民起义。

宋理宗赵昀像

宋理宗赵昀楷书联句

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病死，宋理宗亲政。宋理宗除了尊崇理学外，在治国理政方面并无什么作为。在蒙古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不认真处理急政要务，唯知享乐宴安，贪鄙好色，挥霍无度。而阎贵妃、董宋臣、丁大全、马天骥、贾似道之流窃弄威福，相与始终。时人已将当时的局面与宋徽宗末年相提并论。

当时官吏“贪浊成风，椎剥滋甚”，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魏了翁说，当时财用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贿赂公行，牧守监司敛百献十”，中饱私囊，全然置国家命运于不顾。

吏治腐败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冗官严重。据洪迈统计，绍熙二年（1191年），全国有京朝官和选人一万七千零二十八人，大、小使臣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八人，合计三万三千五百一十六人，大大超过了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的二万四千人。宋理宗虽也采取了若干措施，如取消堂除，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摄官和科举取士员额，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监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到理宗后期，随着宦官、外戚专权，“官以贿成”，一切良法美意都成了虚设。

政治腐败又导致法制败坏。宁宗、理宗时“刑狱滋滥”，“天下之狱不胜其酷”。地方官往往借狱讼之事上下其手、索取贿赂，擅置狱具、非法残民的事情屡见不鲜。

由于军政不修，武将、边帅的贪腐与文官一样严重，克扣军饷，虚报军额，经商渔利，假公济私，无所不为。贾似道曾经实行“打算法”，审查将领的军费开支，希图整治军队中贪污腐败的现象，减少军费开支，同时在军中立威、排斥异己，却受到军队将领的抵制，造成诸多恶果。

终理宗之世，吏治如江河日下。到度宗时期，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