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南迁。
宋高宗赵构在位的最初十几年，是南宋历史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南宋爱国军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粉碎了其灭亡南宋的企图，宋、金双方总体上出现了实力均衡的局面，南宋朝廷保住了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宋高宗先后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权奸相互勾结，迫害忠臣良将，与金朝订立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为腐败苟且、萎靡不振的偏安局面定下了基调。
宋高宗像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个儿子，关于他早年的记载不多，只知他除了博闻强记，读书能日诵千言之外，还体格健壮，孔武有力。赵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件事是“好色如父”，据说有不少侍婢被他蹂躏而死。如果不是“靖康之变”，他无论如何是当不上皇帝的。
靖康元年（1126年）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赵构曾以亲王的身份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当年冬，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在磁州（今河北磁县）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得以免遭金兵俘虏。不久，围城中的宋钦宗派人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要他火速救援京城。然而，赵构却只图自保，为了躲避敌锋，向东转移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不久又跑到了济州（今山东巨野）。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只得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尊称宋太后，垂帘听政。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棵独苗，连忙派人联络，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高宗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
南宋政权初建，宋高宗迫于形势，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李纲殚精竭虑，精心谋划，举荐张所和傅亮经略河北、河东，又举荐宗泽为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同时切实整顿军制，恢复战斗力。这些措施，很快收到了明显效果。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到招抚司和经制司麾下，宋军力量迅速增强，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各地趁乱劫掠的散兵游勇，也被李纲派兵讨平。后来朱熹评论说：“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纲纪。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
可是宋高宗却觉得中原离金朝太近，太不安全，便紧锣密鼓地与黄潜善、汪伯彦策划南逃。为了达到逃跑的目的，他们竟然公开捣鬼，破坏河北、河东的抗金事业，对李纲所提的各项建议也置若罔闻，最后干脆把李纲贬出了朝廷。李纲任相总计只有七十五天，虽忧国忧君，矢忠矢诚，却反而成了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眼中钉、肉中刺，壮志未酬，黯然下课，也预示着抗金大业前路多艰。
福建邵武的李纲塑像
李纲一走，宋高宗从应天府轻舟快马逃到了扬州。年届古稀的宗泽连上二十四份奏疏，徒劳地请求高宗还都、北伐，最后忧愤而死。临终时，他连呼三声“过河！”开封百姓为之号恸，如丧考妣，三日吊祭，往哭不绝。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金兵为了摧毁新生的南宋政权，再度南犯。大名府、相州、濮州等重镇相继陷落，济南知府刘豫杀害抗金将领关胜，举城投降。而宋高宗却将军国大事一概交付黄潜善、汪伯彦，自己专心致志、夜以继日地在扬州行宫里恣意寻欢享受。
次年年初，粘罕在占领徐州后，派五千骑兵，奔袭扬州。正月三十日，这股金兵攻陷泗州，南宋举朝震惊，宋高宗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打算渡江南逃。黄潜善、汪伯彦却说不足为虑，等到消息证实后再渡江不迟。
二月三日，金兵攻占天长军（今安徽天长），离扬州不到一百五十里，五百骑兵马不停蹄地向扬州袭来。中午时分，宋高宗正与宫女鬼混，内侍突然闯进报急，高宗吓得屁滚尿流，提上裤子就跨马狂奔。这一吓非同小可，竟使他得了阳痿的毛病，从此丧失生育能力。他一路窜至瓜洲渡口，御营司都统制王渊曾夸口江边早已准备下大批船只，实际上这些船全被他用来搬运自己和内侍的家财了。高宗只好靠一条小船逃过江去，一直逃到杭州才收住脚。
宋高宗逃窜后，黄潜善、汪伯彦也慌忙夺马南逃，扬州军民争相避敌，倾城而出，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次日，金兵进入扬州，纵火屠掠，又追杀到江边。十余万人或葬身水底，或丧命刀下，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朝廷的大量财宝、器物、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
扬州的溃散，是投降主义的必然恶果。宋高宗也因为险些丧命而对黄潜善、汪伯彦二人颇有怨恨，遂将二人同时罢黜。朝野有识之士都希望再用李纲，收拾残局。宋高宗却说：“士大夫间有言李纲可用者，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国，故不复用。”不仅如此，他还让对扬州溃败负有直接责任的王渊掌管枢密院。
这项乖谬措置终于酿成了宋朝历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兵变，史称“苗刘之变”。
三月五日，将官苗傅、刘正彦见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大将都领兵在外，杭州城内兵少将寡，就利用军民的不满情绪，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策动兵变。他们杀了遇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又杀了恃宠骄横、为非作歹的宦官康履等人，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
消息传出后，各地将领纷纷采取勤王平乱的立场，出兵镇压。苗傅和刘正彦见大势已去，只好又奉赵构复辟，最后两人被擒，在建康闹市被处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
苗刘兵变其实是个内争。赵构一下子由亲王当了皇帝，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强的管理能力，所以他任用的人必然是自己身边关系特别亲密的人，比如宦官，或者是给他当警卫的人。康履和王渊就是赵构特别信任的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好人，所以就引起公愤。苗傅、刘正彦就利用军民的不满情绪，杀了这两个人，逼迫赵构禅位。按宋代的政治环境，如果是平时，苗刘二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干这种事，但当时是战乱环境，武人的地位相对要高一点，这就促使他们干脆来一个硬逼，逼迫皇帝。
这次兵变打击了主张和支持皇帝南逃的投降派势力，表明妥协逃跑不得人心。兵变平息后，宋高宗对人事和制度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拜平叛有功的吕颐浩为右相，张浚知枢密院事；重定赏罚标准，缓和军队内部矛盾；限制宦官的权力；停止迫害“元祐党人”；减轻人民经济负担，缓和阶级矛盾；调整、合并了部分机构，以适应战争需要。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抗金大业的。
但由于宋高宗投降路线的倒行逆施，这时南宋的国力已虚弱到了极点。吕颐浩和张浚虽然都倾向于抗金，但一个“练事而粗暴”，一个“喜事而疏浅”，无论政治才干，还是品德威望，都无法跟李纲相比，因此也就拿不出什么挽回颓势的奇谋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