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在位长达四十二年的宋仁宗病逝。仁宗没有子嗣，由其养子赵曙继承皇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不久又重病缠身，且与曹太后失和，到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便撒手人寰了。由于当时财政极度困难，朝廷甚至不得不削减英宗的丧葬费用。
英宗死后，他的长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
赵顼是英宗诸子中最出色的一位，勤奋好学，天性孝友。除了学习正统儒家经典，他对法家学说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曾亲手抄录《韩非子》全书，令府僚校对。这种知识积累和思想旨趣对他以后临朝主政产生了影响。
自嘉祐末年以来，士大夫要求改革积弊的呼声持续不断。宋神宗即位后，对臣僚推诚加礼，征询他们对于国家政事的见解，并在这种交流对话中对列位大臣留意考察，盼望能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位可资依赖的股肱之臣，帮助他实现政治抱负。
宋神宗像
司马光像
当时前朝名臣大多健在，宋神宗对他们礼敬有加，然而他们就国是发表的见解却很难让这位锐意有为的年轻皇帝满意。以富弼为例：此人自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拜相以来，已变得十分老于世故，跟庆历年间那位勇于革新的“富相公”完全判若两人。当神宗向他请教边防事宜时，他给神宗泼了一瓢冷水，说什么“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从这次对话中，宋神宗意识到，尽管这些元老大臣德高望重，但已经暮气沉沉、思想僵化，想依靠他们进行改革大业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司马光。此人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道德学问为世人推重。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可他却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大谈修心之要，让务实的宋神宗不得要领。在边防问题上，司马光的态度跟富弼如出一辙，要求皇帝清静持重，不可生事。因此，在宋神宗眼里，司马光也不是辅助他治国理政的合适人选。
在不断的观察和比较中，宋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历史性选择。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为文动笔如飞，人皆服其精妙。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高中进士第四名，随即被派往扬州，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从此开始仕宦生涯。
当时王安石的文名已著于天下，就连文坛宗师欧阳修也对他称誉备至。他本可以凭借自己的文学才能踏上仕途捷径，但却一再婉拒好友和前辈的推荐，拒绝到朝廷“清要之地”做官。这种做派在当时朝野引人瞩目，许多人都把他看作是士大夫的典范。
从王安石的早年诗作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端自负且志向远大的人物。地方吏治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王安石从政伊始即抱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他在基层一干就是十六年，史书说他知明州鄞县时，“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此后又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每到一地都留意民事，兴利除弊，干得有声有色。
在地方任职的实践中，王安石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日益深入，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改革思想。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王安石回京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向宋仁宗上了一篇洋洋万言的《言事书》，被视为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篇万言书中，王安石打出了“法先王”的旗号，试图通过“托古改制”的策略手段，用上古先王之法抗衡宋朝的祖宗家法，为变法扫清障碍。他认为，改革弊政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吏治腐败、人才匮乏的问题，强调用人唯贤，用人唯才，循名责实，久任责成。针对朝廷财政拮据、“三冗”（冗官、冗兵、冗费）成灾的局面，王安石既赞成厉行节约，更重视开辟财源，主张因时因地制宜，通过改革现行各项财政制度来增加政府收入，从根本上解决“用度不足”的问题，也就是他后来经常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财思想。
宋神宗做皇子时，对王安石的大名早有耳闻，对这位文才卓绝、学识渊博、特立独行、富有创新精神的著名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韩绛、韩维兄弟既是王安石的好友，又是王安石变法主张的热心支持者和鼓吹者。韩维是神宗的藩邸亲信，经常在神宗面前提起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使宋神宗对王安石其人及其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尽管君臣二人尚未谋面，但年轻的宋神宗已经对王安石充满敬意，把他看作是能够辅佐自己实现富国强兵夙愿的重要人选。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朝。宋神宗特许他“越次入对”，以便随时与他讨论时政和治国之道。王安石一再鼓励宋神宗以尧、舜为法，以恢复先王圣政的气魄来破除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改革祖宗家法中业已存在的弊端，实现富国强兵。这些观点引起了宋神宗的强烈共鸣，在他眼里，王安石的人品、学识、文才和吏能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意志坚强，有担当意识，对改革弊政有坚定的信心和系统的设想，用他来辅佐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熙宁变法”由此开始。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时，实际已赋予了他主持变法的全权。从此，君臣二人的命运就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宰相曾公亮说：“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为了推行变法，朝廷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该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主持，实际负责者是吕惠卿，王安石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此外，王安石又引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这三人都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干将。
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全面主持新法。与王安石同时拜相的，还有他的好友韩绛。与此同时，那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也相继被贬离职。为了全力支持王安石，宋神宗几乎提供了他所能给予的一切。
对于宋神宗来说，实行变法的最大目的是富国强兵。因此，王安石等人的改革方案也大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设计和推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