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唐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
在人类历史上，有几个“文化圈”的存在引人瞩目，如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以及东亚文化圈。所谓“文化圈”，是指文化发展过程中，因传播而接触到异质文化，其间所产生的种种变化，特别是诸劣势文化吸收优势文化后，就形成了文化圈。在东亚文化圈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无疑就是中国。在政治秩序上，唐朝与周边诸国建立了册封与朝贡体制。从地理上来看，东亚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包含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这些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等。这些共同的文化要素，则透过教育制度即以儒家教育为主体、祭祀孔子于学校的“庙学制”，在东亚各国生根发芽，并塑造着士人的共同意识与行为规范。唐朝，无疑是东亚文化圈形成最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与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发生密切关系的时期。
显庆五年（660年）《大唐平百济国碑铭》
隋及唐初，朝鲜半岛有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7世纪中叶新罗与唐联合，先后灭掉百济和高丽，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最终，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每一位新君即位，甚至立王妃、太妃，都需要经过唐朝的册封。从8世纪之后，新罗几乎每年都派使者入贡，甚至有一年三贡者。
唐朝的官僚体制、思想文化对新罗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儒学，也成为新罗学校教育的基础。从8世纪以后，新罗从唐朝带回孔子与十哲、七十二弟子图，置于大学，建立了与唐朝一样的庙学制度。
《桂苑笔耕集》书影
新罗还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时，新罗学生多达二百余人。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到唐末，在唐朝科举登第的新罗学生有五十八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是今韩国庆州人，十二岁入唐，临行前其父对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可见新罗人是如何看重在唐朝科举及第。崔致远于是勤奋努力，十八岁进士及第，历任淮南节度使幕职，居唐十六年后回国，被韩国学界尊为“汉诗学宗师”，他用汉文所著《桂苑笔耕集》流传至今。新罗商人频繁与唐朝进行贸易，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聚居有不少新罗人，他们的聚居地被称为“新罗坊”。
新罗来唐的僧人很多，仅有法号可考者就有一百三十余人。玄宗时来唐的新罗王族释地藏长期在池州九华山修行，后来甚至被认为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九华山也最终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
更有象征意味的是道教传入新罗。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唐代尊老子为祖先，故道教受到极大尊崇，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国教色彩。从唐初开始，道教也被传入到朝鲜半岛。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唐高祖派刑部尚书沈叔安去册封高丽王时，还带着道士与天尊像同行，并为高句丽人讲《老子》。此事在朝鲜古代文献如金富轼编《三国史记》、僧一然编《三国遗事》中都有记载。
《皇甫奉謜墓志》盖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唐代墓志，志主是长安玄真观的观主皇甫奉謜，据墓志记载：“天宝初，祥符发于尹真人故宅，声教遐布。有诏以童诵，随三洞法主秘希一传经新罗。”也就是说，在唐玄宗天宝初年时，这位皇甫尊师还是个小道童，就跟随其师秘希一去新罗传授道经。这则材料是此前从未见过的新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罗受到唐代文化影响之深。
日本古称倭国，唐朝始改称日本。隋炀帝时，日本派小野妹子为大使出使隋朝。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九月，唐朝水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救援百济旧部的日本水军遭遇，爆发了大规模海战，结果日本惨败而归。战败的日本亲身体会到唐朝的强大，也开始认识到唐朝制度、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于是开始全面效法唐朝制度。这种情形，类似于明治维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大规模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一批批遣唐使被派往唐朝，与他们一起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各类技术人员，他们在唐朝居留、游历、学习，将先进的唐朝文化带回日本。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
《日本书纪》书影
律令是唐代国家的法律与政治制度的基础，日本则在学习唐代律令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与法律体系。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孝德天皇宣布模仿中国建立年号，定年号为“大化”。第二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史称“大化改新”。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如参照唐制，建立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大化改新部分解放了生产力，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在白江口之战后，学习唐朝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701年，日本公布了《大宝律令》，757年，公布了《养老律令》，这是以唐朝永徽、开元律令为蓝本而制定的。
有趣的是，今天在日本，唐律已散佚，但《养老令》则几乎完整留存；而在中国，唐令早已散亡，唐律则完整保存下来。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对日本律令制与唐代的关系有具体而深入的认识。比如，我们可以知道哪些唐令的条文被日本完整继承，哪些因不合日本国情而被废弃，哪些又进行了某些改变。我们还可以借助日本《养老令》及其注释书，来复原唐令的条文。
坐落在日本奈良若草山下的皇家寺院东大寺，全称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它始建于745年，正值唐朝的开天盛世。在东大寺的西北方，有一所另外辟出的院落，是名闻天下的宝库“正仓院”，里面保存着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来自唐朝。
正仓院
正仓院保存的珍贵文物，属于日本第四十五代天皇即724—749年在位的圣武天皇，他所处的奈良时代，正是盛唐文化全面传播于日本的高峰时期。在圣武天皇去世后，光明皇后不忍再睹其遗物，遂将天皇生前常用的物品分五批捐赠给他们夫妻合力营建的东大寺，这就是正仓院宝库的来历。
今天，每到秋高气爽的金秋时节，日本宫内厅都会从正仓院中取出一二百件各类文物展览，在短短的二十天内，来自日本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会蜂拥而至，争相一睹这些难得的宝物。正仓院中的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日常用品如丝织品、瓷器、家具、乐器、兵器等。
例如，正仓院保存着四十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立女屏风”中，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1995年，陕西富平县南陵村发掘的节愍太子墓中，就绘有六扇树下美人屏风，与正仓院所藏的实物非常接近。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
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唐代的琵琶今天已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除了乐器，在正仓院中还保存着大量伎乐道具，仅假面具就多达一百七十一面，包括力士面、金刚面、婆罗门面、醉胡王面、吴女面、昆仑面等，这无疑是唐代长安乐舞文化的一个缩影。今天，如果我们要研究唐代的音舞，正仓院是一个必须拜访的地方。
唐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成为日本上层社会学习的对象。在正仓院宝物中，就有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留下的墨宝，前者是抄录与佛教相关的中国古诗文的《杂集》，后者则是临摹王羲之的《乐毅论》。这两幅作品非常精美，显示了他们对唐代书法文化的深入了解。最有意思的是，光明皇后娘家本姓“藤原”，为模仿唐人的单姓，她特意在卷末落款时，署上了“藤三娘”之名。
正仓院藏琵琶
正仓院藏744年光明皇后书《乐毅论》
正仓院中的宝物，是由历次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其中不少直接来自唐朝皇帝的赏赐，故等级极高。当然，遣唐使带回的，不仅是这些物品，他们还带回了在唐朝所学习的多种文化。
旅唐日人中最知名的有三人：吉备真备在中国留学十七年，回国后官至右大臣，极力推广唐朝文化与政治制度。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名晁衡，他曾在唐任官，结识了许多诗人朋友。玄宗时一度误传他死于归国途中，李白写下了动人的悼念诗作《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学问僧空海回日本后，大力弘扬佛教密宗，创造日本字母，对日本文化有巨大影响。
日本《东征绘传》中鉴真东渡的情景
唐朝僧人和商人也有不少渡海赴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扬州龙兴寺高僧鉴真（688—763年）。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唐代律宗高僧。应日本政府与佛教界之邀，从天宝元年（742年）到天宝七载（748年），他先后五次试图东渡日本弘法，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五次航行的过程中，他还双目失明，受到沉重打击。天宝十二载（753年），遣唐使藤原清河在阿倍仲麻吕的陪同下，在扬州拜访了鉴真。六十六岁高龄的鉴真踏上了第六次东渡之旅，最终于十二月二十日踏上了日本国土，完成了十二年的心愿。在日本，鉴真为圣武天皇及其他许多贵族、僧人授戒，并校正佛经，传授戒律，弘扬医术，做出了许多贡献。763年，鉴真去世。779年，在他去世十六年之后，日本贵族、曾受学于鉴真的著名文学家淡海三船（即真人元开）写下了《唐大和上东征传》，来宣传鉴真的事迹。
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地位，被尊称为“过海大师”，是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今天，他甚至被学者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高峰。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鉴真与弟子们建立的奈良唐招提寺采用了当时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与工艺，其主体建筑群至今仍存，体现着盛唐艺术的特色与魅力。
1980年2月，在日中友好团体的努力下，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夹紵干漆像回到故乡，在北京与扬州展出。在当时，有超过三十万的扬州人争睹鉴真像，盛况空前。这尊夹紵造像是鉴真的弟子在其去世之前制作的，栩栩如生地表现了鉴真大师坚毅慈悲的性格，在日本被视作国宝。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建立之初，在历史上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鉴真大师的造像回国接受供奉，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
圆仁白描像
在鉴真圆寂七十多年后，他的一位三传弟子随最后一次遣唐使踏上了大唐的土地，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鉴真的故乡扬州。这位来唐的“请益僧”法名圆仁，从开成四年（839年）七月到大中元年（847年）九月的八年多时间里，他走遍了半个中国，其足迹遍及今天的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七省。在巡历的过程中，他还用日记体记下了十年的经历，这就是著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这本日记是用汉文写成的，共有四卷，按日分则，共有六百零一则。它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他所观察的中唐时代的地理人情、风俗制度、政治形态及百姓生活，无疑是极为珍贵的材料。在此书之后四百五十年左右，出现了《马可?波罗游记》，但后者只是由别人整理作者的口述回忆录而成，与圆仁这部由作者亲撰且以汉文记录的日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圆仁先在扬州住了半年多，然后开始巡礼。他先来到登州，在赤山法华院住了九个多月，随后向五台山进发，在瞻礼五台山五十多天之后，他又来到长安。圆仁在长安学习生活了四年十个月，目睹乃至经历了长安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特别是遇到唐武宗会昌灭佛，他也受波及，最后只好以假还俗为代价，踏上回国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