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象天法地”政治之都向世俗生活之都的转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9世纪时，长安城出现了新的转型。在这样的变化背后，隐含着长安城从一个“象天法地”的宇宙之都向世俗的生活之都的转变过程。
长安城的设计体现着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图式。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象征着天子上应天帝，受命治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被称为承天门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外郭城的正门明德门，这条笔直的中轴线，也构成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一些礼制建筑如太庙、太社对称地分列两边。可以说，大兴城在营造之初，是为了展示新王朝的正统性而建设的“宇宙之都”“礼仪之都”。
显然，长安城的规划正是宇宙秩序在人间的投影，其重点放在了国家统治理念的视觉化方面，居民的生活机能被放在了第二位。事实上，长安城的居民被严格限制在各个里坊之中，每个里坊都有坊正，负责早晚依据钟鼓声启闭坊门。到了晚上，大街上即空空荡荡，如果违规夜行，会受到巡夜的金吾卫的盘查。严格的里坊制度，构成了大道笔直、坊墙耸立的景观，其设计意图明显是为了便于对居民的管理和控制。
然而，随着大明宫、兴庆宫的相继修建，长安城的政治重心在向东北部移动，从大明宫前到街东中部的乐游原北麓诸坊变成了高官显贵的主要居住区。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此处靠近大明宫和皇城，便于官员入朝和办公。其次，乐游原地势较高，排水好，又靠近东市和附近诸坊的各种娱乐设施，自然也是他们考虑安家的重要因素。
也是从唐高宗时期开始，长安的里坊和市场几乎同步发生了变化，到了9世纪之后，长安城的格局与唐前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随着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东、西两市已经无法满足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需要，许多店铺也开始向两市附近的诸坊蔓延，东市附近的平康、崇仁二坊的繁荣甚至不下于两市。前者是烟花妓馆集中的区域，为高官、新进士及富商大贾游乐之地；后者则形成了旅馆区，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与各地入京办事的人员大多聚集于此。正因如此，中晚唐传奇故事中的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这个区域之内。
在东市附近的地区，也集中分布着各个藩镇的进奏院，类似于今天各省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而东市这种繁华之地，通常也是各种政治情报的集散地。中晚唐的许多政治事件就发生在这一带。
与此同时，封闭式的坊墙开始崩解。在唐初，只有极少数高官和行动不便的人才被允许临街开门，但天宝之后，制度就逐渐放宽，到了9世纪，破墙开店的现象也日益增多。
至此，隋与唐初那种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封闭式城市格局发生了动摇，工商业逐渐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这座象征着统治秩序的宇宙之都开始向居民的生活之都转变，这虽然背离了宇文愷当初设计的初衷，但却为宋代以后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种变化，显然也是与唐宋之间的社会变迁相适应的。
从9世纪到10世纪初，长安城经历了多次兵火战乱，宫室、城垣与坊市受到极大破坏。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对长安城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大破坏，经过这次浩劫，辉煌壮丽的长安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曾经的世界都会，只剩下断壁残垣，留给后人凭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