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营建大兴城。
其实，井真成的经历不过是当时许许多多在华外国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在唐都长安，不仅生活着井真成那样来自东瀛的使者，还活跃着来自中亚、印度乃至东罗马帝国的使者、僧侣与客商。那时，长安不仅是隋唐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枢，也是中国文化乃至东西方文化交融汇聚的中心。在当时的世界上，无论是从规模、人口、贸易还是从文化多样性上衡量，长安都可谓首屈一指，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都会”。
今天，隋唐长安城的地面建筑大多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我们只能通过历史文献、诗人的吟咏、考古的碎片，来想象和重构这座世界都会昔日的神采与荣光。
唐代长安的前身是隋代的大兴城，为方便起见，人们通常直接称之为“隋唐长安”。开皇二年（582年）六月，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宰相高熲亲自负责，而具体工程则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宇文恺主持。工程进展非常顺利，仅仅历时九个月，一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都就拔地而起。因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郡公”，这座新都就以“大兴”为名。第二年正月，为了即将到来的迁都，文帝还特意大赦天下。三月，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隋文帝正式迁入大兴城。
在杨坚营建大兴城的背后，还流传着一个神秘的故事。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朝迁都除了杨坚嫌当时的长安城规模太小外，还因为皇宫中发生了一系列妖异的事件。杨坚担心刚刚即位就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工程，会招致百姓不满，于是在一天晚上专门把高熲和大臣苏威找去商议。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主管天文观测的官员虞季才就上奏说：“臣上观天象，又核对了许多材料，发现国家必定有迁都之举！而且从汉代营建这座长安城以来，已经过了八百年了，连地下水都已经盐碱化了，根本无法饮用，所以陛下还是早作打算吧。”隋文帝大吃一惊，觉得天意如此，于是才下定了营建新都的决心。
这只是虞季才为了迎合隋文帝的心意，假借天意来消除他的顾虑而已。对于隋文帝而言，也有他的心理作用在作怪，因为在刚刚完成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北周的宗室诸王基本上都被他残酷杀掉了，如果继续住在北周的皇宫中，他的心里难免会有些异样。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借营建新都之机，将朝中的政治空间进行重新规划和布局。
当然，迁都新址也有客观的需要。从隋唐长安城与汉长安城的相对位置，我们不难发现，汉长安城过于靠近渭河，其西北角甚至也随着渭河的走向缺少一块。相比之下，位于汉长安城东南方向的隋唐长安城地势要高爽许多，免除了渭河对都城的侵蚀和威胁。
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主要由宇文恺负责，参与营造的还有阎毗、何稠等建筑家，他们都带有一些西域胡族的血统，但本人却生长于华夏，一直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因此，大兴城的基本格局与结构，既取法于北魏孝文帝之后的洛阳城及东魏、北齐的邺都南城，又在建筑技巧上采取了不少西域的工艺。
到了唐代，“大兴城”被改名为长安，宫殿与城门建筑的名称也有许多改动，但城市建制、坊市街道布局等却基本上保持了隋代的风貌，只是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才修建了长安的罗城，也就是外郭城。除此之外，唐代前期陆续建成的大明宫和兴庆宫也是对隋代大兴城格局的重大改变。
毫无疑问，隋唐长安城是大一统王朝的直接产物和象征，也只有这座伟大的都城，才可以和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相称，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隋唐长安城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个系统规划的全新都城，这一点使其与中国古代绝大多数都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唯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或许只有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了。
隋唐长安城的规模非常大，据《唐六典》记载，东西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七里一百七十五步。这一记载，也为今天的考古发现所证明，据勘测，隋唐长安城总面积达到八十四平方公里。保存至今的西安城墙，基本面貌是明代洪武三年至十一年（1370—1378年）夯筑、隆庆四年（1570年）加砖砌筑的，在清代又多次修补。从规模上来看，隋唐长安城几乎是明代西安城的六倍，其气势之宏伟可想而知。
唐长安城平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