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开发扶贫的重点是区域性的，比如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或贫困村，国家扶贫资源一般不会到户。
而精准扶贫强调的“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更多针对个体。
发展是硬道理，所以发展生产无疑是重中之重，效果也很显著。
不过，影响最深远的是教育扶贫。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以世界银行的贫困线为标准，如果家庭中的劳动力接受教育年限少于6年，则贫困发生率大于16%；若将接受教育年限增加3年，则贫困发生率会下降到7%；若接受教育年限为9至12年，则贫困率下降到2.5%；若接受教育年限超过12年，则几乎不存在贫困状况。
可以看出，教育扶贫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作用，是拔掉“穷根”、稳定脱贫的关键，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方式。
所以，在教育扶贫方面，国家有个很硬性的要求，简称“控辍保学”，就是要控制辍学率，保证上学率。现在，很多贫困县的入学率达到了100%，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陕南有一些贫困地区，初中升学率都达到了惊人的100%。
图为2014年2月19日山西省太谷县井西小学的师生合影。井西小学是一所农村小学，辐射了周边两个村庄。图源：新华社|燕雁
要知道，一个人接受了9年义务教育，如果能再接受3年高中教育，不管是职业高中，还是普通高中，就可以成为我们市场上很受欢迎的劳动力了。这样的学历水平，即便无意深造，选择外出打工，也足以帮助解决家庭的贫困问题。如果想继续深造，那将来的发展前景会更好。
教育扶贫还有一个潜在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国家常说“扶贫先扶志”，对于一些存在“等靠要”想法的老一辈人来说，在思想上改造他们难度较大，而新一代的孩子们接受了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观念势必发生改变。
所以，教育扶贫虽是缓慢、艰苦、长期的投入，但带来的影响却是内生的，根本的，可以让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从而造福家庭。
不过，也有一些扶贫方式存在与实际脱钩的问题，比如易地搬迁。
易地搬迁是脱贫攻坚的有效手段之一，对于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群众更是极大的利好。
图为位于大凉山腹地的四川省昭觉县三河村易地扶贫安置点，2019年2月11日彝族村民搬新居。图源：新华社|江宏景
但易地搬迁仍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贵州某地调研时发现，很多享受国家易地搬迁政策的农民，并不愿意搬走。
为什么不搬走呢？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原来村庄里，农民有土地，有牲畜，基本可以实现肉类和菜类的自给自足，但搬到安置点后，这部分养殖、种植行为很难再开展，还需要额外支出餐食费，一般也没有新的就业机会可以立即弥补这部分支出，搬迁农民除了居住环境改变之外，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一个家庭中，老人们往往会把新房留给年轻人住，一是觉得自己“没有奔头儿了”，还不如留守老房子，再就是避免与年轻人住在一起产生矛盾。但是，老人留在老房子，易地搬迁就无法推行，新房子也很难落实，这成了扶贫中亟待解决的矛盾激化点。
此外，一些农民脱贫后又出现了返贫现象，也值得关注。
目前我们注意到，返贫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婚丧嫁娶等方面。这种现象与我们的“文化本能”密切相关，在中国一些地区，尤其是传统文化核心区，农民的家庭观念很强烈，他们考虑的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家庭利益最大化，老一辈家长都自觉承担起孩子结婚时的一切开销，包括县城房子、汽车，以及高额的彩礼钱。这背后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足以把一个刚刚脱贫的家庭再次拖到贫困线以下，我们在甘肃、河南、安徽等地区调研时都发现存在这种情况。
而在另一些非传统文化核心区，我们则发现了一些只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问题。比如，在云南、贵州等地，很多农民并不认为子女的嫁娶以及子孙后代的发展必须由自己承担，他们并不听从扶贫干部的安排，进行一些脱贫劳动来获取额外收入，而更多考虑的是个人闲暇的最大化，宁愿打麻将、打牌、喝酒。
这些贫困户就是俗称的“懒汉”，属于脱贫攻坚中较难攻克的一部分。
可以看出，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我国贫困情况因地区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外在的由客观环境造成的贫困已不是主要因素，思想上的贫困才是需要重点改变的，在2020年的脱贫攻坚中，我们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