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新角度去审视熟悉的事物，能让我们于不经意间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我们两人经常在手机上玩一个叫作《争抢》（Scramble）的游戏。玩这个游戏可以让我们在工作间隙稍事休息，打发时间，有时还能借机拖延。游戏很简单，我们玩得得心应手。但我们发现，在撰写本书的同时，我们在游戏中获得的分数也出现了大幅下滑。在截止日期的压力下，我们连游戏都玩不好。这个例子生动地反映了带宽负担的无孔不入。虽然我们正进行着相关研究，也搜集了诸多数据，但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成绩下降幅度，依然令我们感到惊讶。我们能隐约感觉到自己有些“认知疲劳”，但30%～40%的成绩下降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这个游戏本身其实非常简单有趣。）我们想，自己的大脑可能没有全力运转，但却没有认识到带宽负担的沉重程度。
读者们可能会试着回忆自身的类似经历。那么，你生活中的什么活动可能会产生大量的带宽负担？带宽负担会在什么方面造成值得你重视的影响？背负沉重的负担时，你是不是连驾车水平都有所下降？你知道，人在困倦时不应该驾车，但你是否曾经想过，一整天的辛劳工作后也不应该驾车？负担过重时，你讲的笑话是不是都不那么好笑了？你是不是也变得不那么友善了？你做出的决定是不是更不明智了？你是否曾经这样说过：“我现在不想做这个重要决定，因为我的带宽超负荷了。”
人们总是会忽略带宽的重要性。当你事务繁忙，需要决定接下来要做哪件事情时，就会想到你能利用的时间，这件事需要花多少时间，但很少会想到自己的带宽。你可能会说：“我只有半个小时，来把这件小事做了吧。”而你很少会说：“我的带宽有限，来把这件轻松就能完成的事情做了吧。”当然，有时你意识不到，但也做到了这一点，比如你在一项任务上怎么努力都停滞不前时，会换一件事情来做。但这不过意味着，你是为已经稀缺的带宽又增加了一份负担。
我们会对时间进行规划和管理，却不会对带宽进行规划和管理。我们很少会关注自身起伏不定的认知能力。与饮食、睡眠和锻炼身体等生理能力相比，就更体现了我们对认知能力的忽略。与许多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一样，我们以大脑谋生，却对大脑每日的节律知之甚少。如果我们手头的任务是将一堆箱子从一处运往另一处，那么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如何将工作效率最大化、什么时候用多大力气以及什么时候休息。但如果手头的任务是传达思想而非实实在在的箱子，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才能将有限的认知能力最大化了。
从个人层面来看，我们对自身不断变化的带宽情况不甚了解；而从社会角度来看，我们也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带宽十分陌生。科学家们总是会量化那些科学理论让他们去量化的事物。由此，社会科学家们就能量化稀缺的实际规模，比如多少人处于失业状态、某一季度生产了多少产品和收入是多少，等等。
我们对经济的认知层面一无所知。就像我们自身的个人带宽会不断波动一样，社会带宽也存在着同样的波动规律。我们是否会发现，2008年经济萧条同样造成了影响深远的认知萧条？也许在那段时间里，人们的带宽也出现了大幅下降。倘若失业率不断上升，决策质量出现下滑，又会如何？我们没有能回答这些问题的数据。虽然重拾2008年的历史为时已晚，但我们依然有机会去搜集未来经济繁荣与萧条时的相关数据。近些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社会幸福水平，力图建立起一个与国民生产总值并行的国民幸福总值。那么，为什么不同时对国民带宽总值进行量化呢？
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不仅能了解美国的整体面貌，而且也能知晓各个不同子群体的情况。当失业率从5%上涨到10%时，就意味着20人中又有一位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在经济上出现了困难。若从带宽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失业率增长所造成的影响覆盖面变得更广了。在这种时期，更多的人会因此而整日为钱的事情发愁。也许就连那些收入稍有缩减的人，都会因为少了余闲，并由此体会到了稀缺的困扰。而且，也许那些与新近失业之人有关系的朋友、亲属、邻居，也会对这种影响有所表现。认知影响很可能会比经济影响产生更大的覆盖面。
我们的话题不仅仅有关于经济萧条。生产力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带宽：工人必须有效地工作；管理者必须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学生们必须通过学习构建起人力资本。所有这些都需要带宽，今天带宽的下降很可能会造成未来生产力的缩减。
我们的话题也不仅仅有关于经济。带宽是一种核心资源，我们在为人父母、学习、强迫自己去健身、思考自身的人际关系时，都会用到。带宽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做出的选择。当经济陷入萧条时，我们能购买的商品会变得更少；而当我们陷入认知萧条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从子女教育到健身、储蓄、婚姻等。
当然，带宽测评不应该仅限于国家范畴。公司同样也可以进行带宽检测：员工们的情况如何？每个员工都可以自行测试。也许在做出重要决定之前，最好还是确认一下自己所有的带宽可以全部被投入其中。我们已经了解了几个相关测试，研究人员们可以就此进行更多的测试与实验。某些研究以稀缺为关注点：怎样才能最好地对余闲进行测评？怎样才能最有效地确定人们是否产生了权衡式思维？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更深一步，从更为普遍的角度去测评不断浮动的认知能力。
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测评数据，对社会项目和公共政策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在一项针对失业者的项目中，我们将重点放在了重新找工作上。无疑，这一点十分重要。但为什么不同时估测一下重新雇用对带宽的影响呢？如果失业者拥有了更多带宽，就能体会到更多好处。数据显示，失业家长的孩子在学校的成绩要比其他孩子差许多。如果说带宽是罪魁祸首，我们可以采取某些措施来予以缓和，那么这些项目所能带来的利益就会远超其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