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现代人类的习俗化文化和语言过程，导致了思维和推理所具有的独特复杂性的产生。
由于伴随有群体竞争的群体规模的增长，现代人类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为了生存，现代人类群体不得不以相对具有紧密联系的合作单元的形式，承担多种劳动分工角色（Wilson，2012）。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没有共同基础的条件下，个体如何同群内陌生人保持协同？答案就是文化实践的习俗化：个体配合他人做某件事，同时期望他人也会同样如此（包括期望他们期望他们……这样的递归），进一步创造出某一群体（而非其他群体）所有成员可以假定的一类文化共同基础。现代人类的交流形式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习俗化，这也意味着个体在文化共同基础上从事相关活动。具体到这类文化共同基础，则包含有一类群体视角，同时涉及群体内成员都可以有效使用的习俗化语言条目和建构。
现代人类活动和互动中的群体心智（group-minded）结构，连同他们具有的交流的习俗化方式，意味着他们开始建构有关世界的一类超个人的“客观”视角。习俗交流变成完全命题性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习俗化、规范化、“客观”的形式和主题焦聚结构，也由于说话者的交流动机和认知/语气态度可以通过习俗化符号被独立操控（意味着命题性内容可以独立于某一特定个体的动机和态度被概念化）。语言结构使概念联结（conceptual combination）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同时不仅于此，它们还使得如同在教育学中（它这样发生作用），代表了事件一般性的、超越时间影响的一类“客观”状态和社会规范执行（个体一定不能做那些）的全命题成为可能。于是，具有群体心智的个体建构起一个“客观”的世界。
习俗性语言交流为尚处于发展中的儿童提供了一个先验的表征系统，该系统使得不同的概念化方式成为可能，同时借助文化共同基础，群体中的个体都会知道这些等价性的概念化方式。这就开启了形式推理和语用推理的崭新世界。着眼于有效交流的话语过程鼓励交流者外显化那些之前交流形式下内隐呈现的（如意图状态、逻辑操作）个体心理过程的许多方面，进一步使得新形式的反思性思维成为可能。除此之外，联合决策中的合作争论要求个体向争论对象外显化自己的原因和理由，以便让其信服自己所持观点的正确性。因此，为了使该过程有效，他们不得不符合群体规范预期，做出理性交谈。内化这个理由给予的过程，意味着个体现在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思考那些自己的思考（基于群体接受的原因）。这个过程在个体多种思想和命题表征间架起了概念桥梁，导致一类整体性概念网络的出现。现在，每个个体都在实践着一类规范性自我监控，其间他们如同作为自己认同群体的使者，以群体的规范标准调节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所以，现代人类创造的多种形式的集体意图性（包括文化传统、规范和制度），连同语言，催生出包括习俗表征和客观表征在内的一类中立于行动者的、“客观”的思维；那些有理由的、反思的、着眼于真实的推理过程；那些个体监控和调节自己的思维以同群体相匹配的规范性自我监控。这样，作为中立于行动者的习俗现象，文化和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套背景，在这套背景下，一种人类社会性的新形式可以导致人类思维新形式（更具体地说，是客观-反思-规范思维）的出现。
从演化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总体观点是对梅纳德·史密斯和塞兹莫利（Maynard Smith & Szathmáry，1995）观点的延伸——通过新形式的合作，辅之以新形式交流的支持和扩展，人类创造出真正的演化意义上的新事物。进一步来看，这导致构成新形式思维的认知表征、推理和自我监控新形式的出现。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跨越，其中第二步建立在第一步的基础之上。图5-1总结了共享意图假设三个阶段中（包括类人猿这一零阶段）每个阶段人类思维的三个成分过程。
图5-1 共享意图假设总结
第四，累积文化演化导致文化特异认知技能和思维类型冗余的产生。
在人类物种中，所有的这些联合意图性和集体意图性过程都是通用的。很可能，第一步联合意图性的演化发生在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还未分离的非洲，所以这一过程描述适用于两个物种。第二步集体意图性的演化更可能发生于十万年前现代人类的一个群体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之前。但是一旦他们迁出并在存在高度变异的当地生态环境中定居，文化实践的不同就开始凸显。不同的人类文化创造出成套不同的具体认知技能，如长距离定位、制造重要工具和人工产品，甚至包括语言交流。这意味着，立足于个体意图性、联合意图性和集体意图性这些种群层面（species-wide）的认知技能，服务于各自的区域性目的，不同的文化创造出很多文化特异的认知技能和思维方式。
重要的是，这些某一文化下的文化特异技能在历史长河中以“棘轮效应”的形式不断累加，导致累积文化演化。源于人类具有的尤为强大的文化学习技能，连同成人教育和儿童遵从的倾向，某一文化的人造物和实践就此获得了“历史”。个体通过在个体发生早期获得的文化制品和符号，调节他们和世界的互动（Vygotsky，1978；Tomasello，1999），因此会从整个文化群体历史中吸取一些智慧精华。累积文化演化使得人类能够征服地球上各种不适合居住的地方。
作为当代世界中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理论，我们或许要指向那些被认为是人类思维最抽象和复杂的形式，也就是那些在西方科学和数学中涉及的东西。这里的观点是，没有社会建构习俗的特殊形式，也就是那些西方发展历史过程中以文字形式遗留下的内容，思维的这些形式必然是不可能的。皮尔斯（Peirce，1931—1958）尤为强调这一点，路易斯和兰福德（Lewis & Langford，1932，p.4）则在现代逻辑学的经典著作中进行了总结：“如果不是为了适应这些新的、功能更为多样的表意符号，很多数学分支从来不会得到发展，因为没有人类心智可以以日常语言中形声字的形式抓住它们的运算实质。”很多研究文学的学者也会认为，书面语言使推理的一些特定形式成为可能，或者至少使它们的实现更为容易（Olson，1994）。书面语言也极大地促进了元语言思维，亦使分析、批判以及评估我们自己/他人的言语交流成为可能。被用作交流手段的图画和图形符号是一些集体表征，它们同样对交流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没有书面语言、数字和运算，以及其他形式的可视化和半永久符号，那些造就了活跃的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学者群体的文化将是无法想象的。同时，那些处于没有创造和目前尚未掌握上述任何一类图形符号文化下的个体，当下并不能从事此类活动。这清楚地表明，很多最为复杂和精制的人类认知过程实际上是文化建构和历史建构的集合。这同时也打开了另一种可能性：一些其他的人类认知成就是一类协同演化的混合物。我们的观点是，很多人类语言的复合物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建立在一般认知过程的基础上，但却具有文化建构的实体体现（Tomasello，2008）。
理论上，我们的整个假设似乎仅适用于一类具体着眼于合作和交流的模块化思维，而非一般性的人类思维［参见斯佩贝尔（Sperber，1994），对该问题的一些解释］。但事情并非如此。人类独特思维的构成成分，包括视角性和客观性表征、递归和反思性推理、规范性自我监控，并不是在人类没有从事合作或交流活动时就不再发生作用。相反，它们构成了除感知-运动活动之外人类所做的几乎一切事情的基础。这样，人类会在很多情境下使用递归推理，包括在他们语言的语法结构中、交流背景下的读心过程中、数学和音乐中（这里仅列出了最为明显的例子）。人类针对一切事情的思维，甚至包括独自的空想，都会使用视角性和客观性表征。无论何时（实际上是大部分时间里），在关心自己名声的情境下，他们都会进行规范性自我监控。我们这里可能也会回想起关系推理技能（双水平合作的产物，伴随有更广的应用）及想象和假装技能（打手势过程中想象的产物，目前在所有类别的艺术创作中都使用）。合作和交流在我们的叙事中起着关键性激发作用，但它们在认知表征、推理和自我监控上的作用则基本上延展到所有人类概念性成分所参与的活动中。
沿着相同的思路，应该也很清晰，这里的解释中提出的社会认知的新形式不仅是关于心智技能的模块论。毋宁说，这些视角性表征、递归推理和社会性自我监控等内容的演化使得个体现在可以在共享意图行为中一起开动脑筋，用新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而要完成这些，则需要比着眼于一些具体内容领域的特定认知技能更多的内容，因为针对外界指示物同他人进行的行动和意图状态协同需要全方位的新形式运算。因此，服务于共享意图的技能和动机不仅改变了人类思考他人的方式，也改变了它们对整个世界的概念化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同他人合作过程中的自身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