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与群体同伴的竞争能催生出非人灵长类社会认知和思维的复杂形式，无须借助类似人类的社会性和交流。
基本上可以说，哺乳动物的社会性仅仅等同于群居的动机。群体内竞争使支配（dominance）和随其他因素产生的从属（affiliation）得以产生。类人猿，或许包括其他灵长类，都涉及更强的社会竞争，所以发展出理解他人目标和知觉的技能，以作为灵活预测行为的一种方式。它们尤为擅长在工具使用过程中操控物理因果性，在手势交流中操控他人的意图状态。类人猿很少合作（实际上是一起工作），当它们确实合作时，更宜用图梅勒（Tuomela，2007）称为“‘我’模式（I-mode）中的群体行为”来描述，因为在黑猩猩群体狩猎的过程中，每个个体都试图为自己捕获猎物——猴。类人猿的交流几乎都是关于以一些欲求方式指引接收者的注意和行为，而非告知接收者对它们有用的事情。因此，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联合目标和协同行动的合作交流。
类人猿的认知和思维是对这种具有社会性，但不是很具合作性的生活方式的适应。它们注意那些同自身目标和对自己有价值事物相关的情境，同时，在一些特定问题情境中，它们会在行为发生前对问题具有的多种原因的影响进行模拟和想象，以作为制定有效行为决策的一种方式。他们借助图像化和图式化的认知表征完成上述过程，理解“这只是它们中的其中一个”。他们同样理解在很多情况下不同情境之间具有怎样的因果和意图性关系，这使它们能够模拟非现实情境，并对它们做出包括构成范例的逻辑推理在内的所有类型的因果推理和意图性推理。例如，它们不仅可以推断“如果X在场，那么Y将缺席”，也可以推断“如果这边一片安静，那么X一定在那边”，甚至推断“如果X想要Y，并知觉到它在地点Z，那么它将会去地点Z。”这些因果和意图性推理同样可以导致决策中的一类工具理性的出现，如个体做出的“如果情境X出现，那么最好的行为是选择Y”这类推断。类人猿也可以对它们的决策进行自我监控，这不仅包括决策之前它们对结果如何匹配目标进行的监控，也包括对可用信息和自己决策信心的监控。
所以，结果就是，类人猿的社会性导致我们称为“个体意图性”这种非凡的社会认知技能的出现，以弥补那些同物理状态有关的复杂技能的不足。但是这种形式的社会性并未导致个体在一般意义上对世界进行概念化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的变革。个体意图性使得类人猿（也可能包括其他非人灵长类）能够在某些具体情境中思考问题，但却不具有类似人类那种独特形式的社会性和交流。这样，个体意图性和工具理性可能服务于“敌意世界中的思维”这类一般基础问题（Sterelny，2003）。
第二，早期人类在社会协调过程中采用的新形式的合作活动和合作交流，导致不包含文化和语言在内的新形式思维的出现。
在人类踏上属于自己的演化路径的六百万年时间里，有五百多万年的时间他们的思维都同类人猿很相似（尽管制造工具的技能可能提升了他们对因果性的理解）。然而，之后生态条件发生改变，迫使一些早期人类开始采用新形式的合作获取食物，这使得他们迫切地需要彼此依赖。在这类互助活动中，交流变得具有完全合作性，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每个个体都朝着对大家有利的目标彼此协调以及告知特定角色下的他人对其有用的事情，是符合彼此利益的。所以，那些只有同社交同伴合作和合作性交流才能生存和茁壮成长的早期人类开始出现。
合作觅食创造了许多社会协调难题。对此，基本的解决方案是参与者联合承诺，同他人建立联合目标，以共同做事。这创造出双层结构：同个体角色相关的联合目标；同个体视角相关的联合注意。在被用作对应活动中协调个体视角（以及行为）的合作交流中（最开始通过指示和手势语），交流者以坦诚的告知性行动这一形式承诺合作，同时交流者和接收者合作以确保成功地交流。接收者基于同交流者具有的共同基础，借助其指示手势或想象手势语的意指物来对交流者想要交流的内容进行溯因推理。而对于交流者来说，他知道这是接收者将会做的事情，所以在对意指物的选择中会尝试概念化相关情境，递归性地预期接收者在她的立场上如何看待自己的视角，以促进接收者的溯因跨越。此外，在联合决策这种特殊背景下，早期人类交流者有时会给同伴指出相关情境，基于共同基础，他们彼此能够理解这些情境中蕴含的因果和/或意图含义，进而使得一连串行动中的理性决策成为可能。
成功地完成上述任务，需要一类类人猿和它们的个体意图性尚不能胜任的思维。在这类思维中，交流者不仅必须要对同接收者具有的共同概念基础做出判断，还要对接收者眼中当前情境下的哪些方面是相关和新异的，即接受者对不同的可能指称行为做出何类溯因推理，进行判断。这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第二人”思维，它包括：
（1）视角和符号性认知表征；
（2）包含嵌套意图状态这种递归结构的推理；
（3）包含想象性社会评价和对合作和/或交流同伴理解的自我监控。所有这些改变主要服务于把类人猿的个体意图性“合作化”为一类“第二人”联合意图性和思维。
所以，早期人类的联合意图性和“第二人”思维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突破、一种社会性和思维关系的新类型。早期人类的合作和递归社会性创造出一个新的适应背景，个体在这种背景下生存和成长，就需要同他人协调行动和意图状态，而这进一步需要他们“合作化”自己的认知表征、推理、自我监控以及上述成分支撑的其他思维过程。重要的是，对于探究社会性和思维关系的理论家来说，这种“第二人”思维新形式的发生不需要习俗化、文化、语言或者超越直接性的第二人社会参与之外的任何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