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记录”的假说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不过，一旦摒弃这种说法，同时也要放弃“鲜活的画面体现准确”这一观点。如果说回忆并非提取记忆而是重组记忆，则我们极有可能在组装的过程中把鲜活的细节添加进某些记忆里，换言之，“鲜活的画面”可能只是记忆重组的副产品。神经学家威廉?赫斯特（WilliamHirst,“9?11”恐怖袭击事件记忆联盟的副主席）对此解释道，我们之所以感觉有些回忆很真实，不是因为这些回忆真的符合原况，而是因为回忆次数太多（也就是重组次数太多），而且回忆也太容易。他也推断，有的记忆特别有说服力，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些关于哪种事情该记住或不该记住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有些事“烙在脑海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内心不允许我们忘记它。想一想“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那些“永不忘记”的标语你就明白了，赫斯特认为“有时候铭记成了一种道德要求”。
这种新提出的记忆模式并不是无懈可击。关于大脑怎样存储、提取、重装过去信息，我们尚有很多不明白之处。不过，这套模式真正的问题在于能否说服我们这些非神经学家信服它。柏拉图的“蜡板”依然是最有说服力、最符合直觉的理论，因为他虽对记忆原理解释得不好，却把记忆感觉描述得恰如其分。由于大脑在拼凑不同区域的碎片时我们毫无知觉，所以掉入了跟认知失误一样的陷阱——因为感觉不到过程，从而看不到误解和曲解从何处入侵。
我们经常把“感觉知道”和实际知道混淆起来，不仅是在回忆时才这么做。只要观点足够坚定就会上演类似的情况。而在下一章中，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坚定观点数不胜数。在后续章节中，我们也会讨论其他因素如何加强了“我知道”的感觉，这些因素多种多样，从我们结交的人群到大脑的运作模式等不一而足。不过，现在我只想探讨当“感觉知道”撞上了“实际不知道”时会发生怎样的情况，为此我们要回到起点，再探视一下“知道”自己目视无碍的盲人汉娜。
盲人以为自己不盲无疑是奇怪的，但安东综合征还只是个开始，更奇怪的是，汉娜从容地描述出了医生干净的脸庞和迷人的麦色皮肤，还描述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笔记本的特点和位置。同样，以道格拉斯法官为代表的很多瘫痪否认患者也不仅仅是否认瘫痪而已，如果他们恰好用单手完成了一项棘手的任务（比如解衬衫纽扣），便会说自己是用双手完成的。如果你邀请他们站起来同你在屋内转一转，他们会婉拒，但不是因为走不动，而是因为关节炎犯了、昨晚没睡好、打髙尔夫球有点累了所以力不从心等。这些理由既疯狂又假得离谱，但说话者既非故意说谎亦非精神失常，他们不是存心欺骗别人，也并不知道自己说得不对。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神志清楚、机敏多智、口齿伶俐，只要没谈到瘫痪的话题就不会太脱离现实。所以这些人到底怎么了？
答案是他们在虚构。所谓虚构基本上就是瞎编，跟这一概念最相关的语源学词汇莫过于“寓言”。大脑受损后会自发地虚构一些寓言，这些寓言就像现实中的寓言一样能解答一些问题，但仍属于幻想作品。大脑的虚构把平凡与超凡天衣无缝地揉合在一起，恰似小说一般（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作品或者村上春树的小说)》虚构跟文学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便是两者都反映了我们按耐不住的讲故事需求，我们讲故事以便理解世界。
下一章还会详细阐述这种需求，而现在的重点是，正常情况下我们编造的故事会经过相当全面的审核，但虚构者不一样。哲学家威廉?赫斯坦（WilliamHerstein)(注意与记忆学家威廉?赫斯特区分开）在2005年出版的《大脑小说》Ffcri〇?)—书里讨论了虚构的话题，他写道：“在大脑中创造合理的回应与检测那些回应似乎是由不同部位负责的，但虚构患者的大脑损伤后只保留了编造的能力，却不再会审核。”
想象一下，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一名作家和一个事实校验员，作家一动笔编写小说，事实校验员立刻着手检査故事是否符合感官印象和记忆，是否前后一致、逻辑连贯，是否跟我们数据库中的事实相宜。一旦我们把故事讲出口，事实校验员还要依据他人的反应以评测故事的可信度。虽然最后得到的故事可能仍不准确甚至稀奇古怪，但在一些基本点上起码是有分寸的。
而一且事实校验员打盹了，我们的理论便可能野马脱缰，彻底脱离现实。所有人都经历过这种时刻，因为事实校验员睡得最熟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睡得正香。再想一想梦境吧，哪怕是一般的梦境都古怪无比。比如你待在童年时期的家里，只是你家的位置从哥本哈根移到了哥伦比亚，而你家后院不知怎么多了一个奧运会标准大小的游泳池，而你现在的上司（他看起来也像你二年级的老师）正在教你游泳。现在这里同时发生了两件奇怪的事：其一是你大脑所反映的世界跟现实关联很小，而且也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其二是你对此毫不担心。这种难以解释的淡漠在吉伯特与沙利文的喜剧《贵族与仙女》（/〇/伽执6)里表现得很传神，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讲述了一个关于自己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荒诞梦境，他唱道：“旅途中你遇到了律师，他清晨从德文岛过来，他身材比平时矮，说自己只有11岁，你听了毫不惊奇。”
你毫不惊讶——这便是梦境中缺失的最关键的情绪。惊讶是我们在期待落空时的反应，是标志我们犯错的情感信号。但是在梦中不会认识到错误，因为平时用来检验真假的那些方法在梦中都消停了。酣睡的时候，我们的感官输入、逻辑分析、现实把握等都降到最低值，而四周也没有人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打量我们，所以不管事情多么扭曲、多么离奇（跟上司学游泳，遇到11岁的律师），我们都表现得若无其事。在梦的国度里不存在错误和不可能（同样，在睡梦中我们动不了却以为自己在动，看不见却以为自己能看见），只有睡醒之后（当脑中的事实校验员猛然苏醒过来询问作家到底在干些什么时）我们才会意识到梦中所经历的一切多么荒谬离谱。
在睡梦中脱离现实不存在问题，恰恰相反，像我在第二章中所说，它是对深层真理的揭示，也是人类灵感、快乐和魅力的稳定源泉。但脑内作家若在我们清醒时也胡编乱造，问题就来了，这就是虚构者所面临的困境，就像赫斯坦在《大脑小说》里所言：“在这场大脑内部的对话中一方睡着了，而另一方天马行空地想象。”
要证明脑内对话中断后虚构就会出现，最好的例子不是病觉缺失症，而是另一种神经疾病——癫痫。20世纪60年代，神经学家迈克尔-詹葛尼加（MichaelGazzaniga)及其同事对接受裂脑术的瘭痫患者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所谓裂脑术，即动手术切断连接癲痫患者左右脑的胼胝体，由于严重的癩痫症可能危及病人生命，所以需要采用此项医疗手段缓解其病情。科学家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把图像展示给病人的单边大脑，从而对其右脑下达指令，在病人服从指令后，科学家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么做，得到的答案稀奇古怪。有一个人奉令大笑，但被问及为什么笑时，他告诉实验者说：“你们太过分了！”而另一个病人按要求走路，被问及为何站起来时，她说她渴了，要倒杯水喝。
这些虚构出来的理由是左脑解决奇怪问题的办法。左脑主司语言能力，所以我们对世界的描述主要由左脑负责；而右脑不揸长语言，只能领会命令并转化为动作，但解释不出原因。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左右脑分工不是问题，因为两边大脑在不停地在交换讯息。但对于裂脑病人来说，左右脑之间的沟通出了问题，所以詹葛尼加的实验对象被要求解释行为，可右脑缺乏解释的能力而左脑又缺乏必要的信息，换句话说，左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这些事，所以只好从行为入手反过来推测原因。而左脑又是此道髙手，它不停地编出了合情合理（但大错特错）的理由，完全没有明显的疑惑、犹豫、怀疑和欺骗等迹象。
如果虚构只出现在大脑损伤的患者和裂脑病人身上，这不过是神经学上的一个怪谈罢了®，但其实正常人也容易虚构。1977年，心理学家理査德-尼斯贝（RichardNisbett)和蒂莫西-威尔森（TimothyWilson)在密歇根的百货公司开了一个店铺，要求顾客对比四组“不同”的连裤袜，实际上四组连裤袜全都一样。但顾客还是固执选择了其中的一条并且解释出自己选择的原因，他们给出的理由包括“这条的颜色稍微漂亮些”或者“这条的面料更柔软”等。
可以说，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盲人汉娜。这些顾客居然能在同样的连裤袜中挑挑拣拣，可谓奇怪。更奇怪的是，他们还能说出选择的理由。说到底，他们完全可以耸耸肩拒绝解释原因，毕竟我们只需要捍卫自己的观点，没人要求我们为品位辩护。“我就是喜欢这条，说不上为什么。”一?不管是看中了某条连裤袜，或某种深浅的蓝色，或某种口味的冰激凌，用这样的说辞就可以应付了，而且，这其实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理由，因为喜好本无需解释，然而这些购买者非要说明一番不可。由于连裤袜全都一样，所以他们所说的那些原因不可能是真正的动机，只是必要的辩解而已，他们真正的出发点仍不可知。研究者发现，位置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大约五分之四的购买者都青睐最右边的连裤袜而不喜欢最左边的连裤抹，但没有人会把连裤袜的位置算在理由内。就像裂脑患者一样，他们虚构出解释，而原始的动机则潜藏在大脑某个他们无法窥知的角落里。
这个实验开始似乎只揭示出人类认知的一个怪癖，也就是我们喜欢解释事情，
① 作者注：更常见的两个神经问题是老年痴呆症及其他痴呆症，这两种病症中也有虚构的症状。患上这两种疾病的老年人经常为了填补记忆空缺而编造一些故事。比如你几十岁的母亲可能对医生编造病史，抑或在找不到钱包时说钱包是被人偷走的。其实，不是只有丧失记忆的人才会虚构，也不是所有丧失记忆的人一定会虚构，但失忆跟虚构之间确实有所关联。譬如我们知道，健忘症患者（短期内严重健忘的人）就经常为了填充记忆空白而编造故亊。赫斯坦就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病人听到医生询问他上周周末做了些什么时，详细地回忆了他在纽约参加的专业会议。其实，该病人近3个月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上周周末也未曾离开医院一步。虽然解释的原因未必对。怪是怪了点，毕竟没害处，可实验到后来却发人深省。当尼斯贝和威尔森把实验的本质揭示给那些不知情的实验对象时，许多人表示不相信连裤袜之间无差异，他们非说自己看出了差别，而且坚持之前的选择。同样的，接触临床虚构症患者的医务人员也谈到，他们最震惊的并不是患者自发的观点多么奇怪，也不是患者编造的借口多么离谱，而是患者说出这些虚假理由的语气像是在传诵神谕一样。一百年前，德国精神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Kraepdin)也惊叹过虚构症患者在说假话时“坚如磐石的确信感”，而《大脑小说》的作者赫斯坦也有过同感：“也许听到这种编造时，最令人讨厌的就是编造者那种‘铁打的信心’。”
赫斯坦注意到虚构症患者身上还有一点也很奇怪。每当我们听到某个问题时，回答方式一般有三种（前提是我们没打算欺骗别人）：如果知道答案，我们会正确回答；如果不知道答案且知道自己不知道答案，我们会承认困难；最后，如果我们不知道答案却以为知道，则会满怀信心地给出错误答案。
对于病感缺失症患者来说，第一种可能性已经被排除在外了，因为有神经缺陷，他们在残疾这个问题上无法给出正确答案，但赫斯坦注意到，他们也无法意识到自己不知道正确答案。他写道：“听到一个问题后，承认自己无知而不是找圆滑的借口之类是一种髙级的认知能力，而虚构症患者就缺乏这种能力。‘我不懂’可能是个挺聪明的回答，至少是认知系统健全的回答。”也许是吧，但不会说“我不懂”同样也出现在尼斯贝和威尔森的许多实验对象身上，那些虚构症患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认知能力都健康无比、毫无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