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高估意识的本质，是深入探寻精神事件发生过程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1900）
弗洛伊德是正确的，意识确实被高估了。让我们来想想这个简单的真理，我们只意识到了有意识的想法。因为无意识想法躲着我们，所以我们一直高估了意识在物质生活和心理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忘记了无意识令人惊讶的能力，我们过多地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有意识的决定，因此错误地认为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所说：“意识在心理生活中真正所占的部分比我们所认为的小很多，因为我们无法意识到那些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73 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提出了一个古怪而且循环的编程定理：“一个任务花费的时间往往会比你预计的时间更长，即使你已经考虑到了侯世达定理。”把这个定理改写一下，可能会将这个陈述提升到普遍法则的水平：
我们不断地高估意识，即使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意识中存在明显的空白。
由此推论，我们大大低估了有多少视觉、语言和注意可以发生在意识之外。有没有一些我们认为标志着意识思维的心理活动其实就是无意识地发生的呢？想想数学吧。昂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报告了几个奇怪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好像是他的无意识思维做了全部的工作：
我离开了我生活的地方卡昂，在矿业学院的资助下进行了一次地质考察。这次旅行让我忘记了自己的数学研究。到达库坦塞斯之后，我们坐公交车去一些地方。当一只脚踩在台阶上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曾经用来定义福克斯函数的变形与非欧几何所使用的完全一样，而在此之前并没有任何想法为此做铺垫。我没有验证这个想法，我也没有时间，因为从我坐上公交车后，就继续与人对话了，但是我却对那个结论无比确定。在我回卡昂的路上，为了良心上过得去，我就在闲暇的时间里证明了这个结论。
再看看下面的这个片段：
我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些算数问题的研究，我没有什么进展，也没怀疑过这些问题与前面的研究有任何关联。我对自己的失败心灰意冷，便去海边待了几天想些其他事情。一天早晨，我在断崖边散步的时候，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不定三元二次型的算数转化与非欧几何是一样的，这与之前的想法一样，简洁、突如其来且令我确定不疑。
雅克·阿达马（Jacques Hadamard）报道了这两件轶事，他是一名世界级的数学家，还著有一本精彩的描述数学家思维的书 74 。阿达马将数学探索的过程拆析为四个连续阶段：启动、酝酿、启迪和核查。“启动”阶段包含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是对一个问题有意识的深入探索。这种正面攻击往往成效不大，但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因为它激发了无意识思维的探索过程。然后“酝酿”阶段开始了，这是一个无形的酿造期，在此期间，问题若有若无地抢先占据了思维，但并没有努力解决问题的意识迹象。如果不是因为产生了效果，酝酿阶段是不会被察觉到的。可能是在一夜美梦或是在放松的散步之后，“启迪”阶段突然出现了，解决方法闯入了数学家的意识思维中，令人豁然开朗。大多数情况下，答案都是正确的。然而，缓慢而又耗神的有意识“核查”过程仍然是需要的，以此来确定所有的细节。
阿达马的理论很吸引人，但它能否经得住检验呢？无意识酝酿的过程真的存在吗？或者它只是一个被欣喜的发现美化了的故事？我们能否真的无意识地解决复杂的问题呢？认知科学最近才开始将这些问题带入实验室中。艾奥瓦大学的安托万·贝沙拉（Antoine Bechara）开创了一项博弈任务，来研究人们关于概率和数值期望的典型数学直觉 75 。在这个测验中，被试拿到了四组卡片和2 000美元的贷款——当然是虚拟货币，心理学家没有那么富有。被试翻开卡片会看到一个积极或者消极的信息，例如“你赚了100美元”或者“你要支付100美元”。被试可以在四组卡片中任意选择，尝试着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他们不知道的是，其中有两组卡片对自己是不利的，这两组卡片最初给予较多的金额，但很快就需要支付昂贵的代价，并且从最终的结果来看，选择它们的结果将是净亏损的。另外两组卡片则是适中的盈亏交替，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抽取这两组卡片将获得微小却稳定的收益。
最初，玩家从四组牌中随机抽取。但渐渐地，他们产生了一种有意识的直觉，最后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报告出哪组牌是好的，哪组牌是不好的。但是贝沙拉对“直觉产生前”的阶段很感兴趣。在这个类似数学家酝酿期的阶段中，被试已经有了许多关于这四组牌的印象，但是仍旧随机地从所有牌中抽取，并报告称没有什么线索提示他们应该怎么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要从一组不好的牌中选出一张时，他们的手开始出汗，因此导致皮肤电传导性有所下降。这个交感神经系统的生理现象标志着他们的大脑已经记录了有风险的扑克牌，并正在产生一个阈下的直觉。
警戒信号可能产生于腹内侧前额叶皮质中进行的运算，这是专门负责无意识评估的脑区。脑成像显示，在不利的尝试中，这个脑区有明显的激活，并且对行为有着预测作用 76 。该脑区受损的患者在无意中选择了不好的扑克牌之前，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皮肤电传导反应，电传导反应只发生在他们看到了坏的结果时。腹内侧皮质和眶额皮质包含一系列的评价程序，它们不断监控着我们的行为，并计算其潜在价值。贝沙拉的研究表明，这些脑区通常在我们的意识知觉之外运作。尽管我们认为自己做出的选择是随机的，但事实上，行为可能是由无意识直觉引导的。
拥有一个直觉和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并不完全一样。但是雅普·狄克斯特霍伊斯（Ap Dijksterhuis）所进行的实验更接近阿达马的分类，他认为，问题得以真正解决的原因是受益于无意识的酝酿期 77 。荷兰的心理学家给学生们呈现了一个问题，他们需要从四个汽车品牌中进行选择，这四个品牌被12种特征所区分。在阅读完这个相关问题之后，一半被试有四分钟时间去有意识地思考，另一半被试则被干扰了等量的时间，他们需要解决字谜游戏。最终，两组都做出了选择。令人惊讶的是，相比用心考虑的一组而言，被分心的一组中有更多的人选择了最好的汽车——60%对22%。随机选择会造成25%的成功率，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效应。这项实验在真实情境下也得到了重复，比如在宜家购物之后几周，相比冲动购买而没有太多有意识思考的买家，那些花了精力有意识决定买什么的购物者报告称对自己所买的东西更不满意。
尽管这项实验并不是很符合完全无意识体验的严格标准，因为分心并不能完全保证被试从未想过相关的问题，但是，很有启发性的是，解决问题时，某些方面最好还是在无意识的范围中进行，而不是完全通过意识的努力。我们认为，在睡觉时思考问题或者在淋浴时让思绪飘荡能产生美妙的灵感，这个观点并非完全错误。
然而，无意识可以解决所有类型的问题吗？或者，无意识直觉可能格外有助于解决一些类型的问题吗？有趣的是，贝沙拉和狄克斯特霍伊斯的实验都涉及了类似的问题，两者都要求被试衡量一些参数指标。在贝沙拉的案例中，被试必须仔细地权衡每组牌的收益和亏损。在狄克斯特霍伊斯的实验中，被试必须依据12个标准的加权平均值来选择一辆车。当有意识地做选择时，这些决定给工作记忆造成了沉重的负荷，因为有意识的思维一般只能将注意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可能上，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被弄得晕头转向。可能就是因此，在狄克斯特霍伊斯的实验中，有意识思考的被试表现不是很好，因为他们倾向于在一到两个特征上倾注过多的精力而忽视了更大的图景。而无意识加工则擅长评估多个项目的价值并且综合起来考虑以做出决定。
计算几个正值和负值的总和或者平均值的确在神经元基本回路的能力之内，而且不需要依靠意识。甚至猴子都能够学会根据一系列任意形状所带来的总价值做出决定，同时，顶叶神经元的激活记录着计算的总和 78 。我们的实验组证明了人类具有无意识的估算能力。在一项实验中，我们向被试一组组闪现5个箭头，并询问被试是指向右侧的箭头多还是指向左侧的箭头多。当箭头被掩蔽起来看不见时，我们要求被试进行猜测，并且他们确实认为自己是在随意作答。但事实上，他们的表现仍然比随机水平高很多。来自顶叶皮质的信号证明他们的大脑在无意识地计算着全部迹象的近似值 79 。箭头在主观上是看不见的，却仍然成功地进入了大脑的权衡和决策系统。
在另一个实验中，我们向被试闪现8个数字，其中4个可以有意识地看见，而其他4个则是看不见的。我们要求被试判断这些数字的平均值是大于5还是小于5。总体来看，他们的回答显然相当准确，他们考虑了所有的8个有效数字。如果有意识地看见的数字平均值大于5，但是隐藏数字的平均值小于5，被试就会无意识地偏向于回答“小于5” 80 。要求被试完成的平均值运算由有意识的看得见的数字一直延伸到无意识数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