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语言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在一个以公民为基础的民主政体中，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方式，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样态，鼓励每一个体建立起怀疑和批判的精神。相对应地，附着于权力的法团主义语言被掌握和控制在特定群体手中，它以“坐拥真理”的权威面目阻止了交流和质疑的可能性，主要表现为修辞、宣传用语和专业术语三种形式。
在加拿大作家、政治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加拿大公民协会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席约翰·拉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受邀为梅西公民讲座所做的“无意识的文明”的演讲中，他用了一章的篇幅和我们谈论了：语言是如何在法团主义系统中一步步沦为了意识形态的工具，在社会中传递着私利和狭隘的观念，威胁着健全的公民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的。
索尔的问题意识基于西方世界中为利益团体支持的政治推销，技术官僚精英们对话语权的垄断，以及高质量的国家公共教育体系的衰弱等等。这亦具有普遍——在政客的宣传话语体系中，信仰凌驾于知识之上，情绪凌驾于思想之上；碎片化的知识被掌握在各学科的专家手中，由于文字机制设置的障碍，彼此间难以交流，且在很多时候被用于为错误辩护；大学日益专业化的教育削弱了人文科学的力量，从而破坏了自身传授思想的能力……它们都对应着我们当下所面对的种种危机和挑战。
语言是如何在法团主义系统中一步步沦为了意识形态的工具的？
文/[加拿大]约翰·拉尔斯顿·索尔
节选自《无意识的文明》
我们的语言一向被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公用语言——数量巨大、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多少有些软弱无力。然后是附着于权力和行动的法团主义语言。法团主义语言本身又分成三类：修辞、宣传用语和专业术语。我将在后文回溯修辞和宣传用语。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专业术语上。我所说的不是老式的地域方言，而是由成千上万的居于垄断地位的破碎知识构成的被专门化了的、内视的文字机制（我避免用语言一词，因为它们不是语言；它们不交流）。这些我将称之为个体法人的专业术语：社会科学专业术语、医学专业术语、科学专业术语、语言专业术语、艺术专业术语。它们成千上万，蓄意让非专家们费解，有着厚厚的防御墙，它保护着每位法人的重要感。
艺术不能因此现象而责怪商业，就像商业不能责怪艺术一样。两者都不能责怪公务员或科学家，或是被他们所责怪。对专家专业术语的依赖，实际上是对使用专家专业术语的要求，已经成了我们当代精英的一个普遍条件。
但这一疾病的核心也许见诸社会科学。这些通常是善意的、有潜在用途的伪科学喂养着公共和私有部门的专业术语。人文学科本身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方法及其对语言的态度的感染。
过度补偿是对此的一种解释。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尤为努力地模仿科学分析，其借助的是间接证据的积累，但最重要的是，借助对最拙劣的科学专业术语的滑稽模仿。正如在商业和政府法人中一样，这种模糊不清的语言的目的可能会被简化为以下公式：模糊性暗示着复杂性，复杂性暗示着重要性。因此，专业术语成了多少有些意识的自我保护的武器，以及无意识的自欺欺人的工具。
这种把语言分成公共领域对法团主义领域的做法使任何人——外行人或内行人——都难以把握现实。没有了充当有益交流之常用工具的语言，文明就会不知不觉地溜进自我欺骗和浪漫主义，这两者都是意识形态的构成方面，都是无意识的构成方面。
这发生在所有的世纪！对教育的每个层面的探索、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二重奏的出现，应当使我们（也许是首次）靠近了作为有意识的人的我们的最好状态—机能正常，而非机能失调，渴望传播知识和理解。
荣格
“意识是存在的前提条件。”荣格宣称。在我于第一章中所描写的我们的自我厌恶的语境中，他对此看得非常清楚：
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人，所有这些现代发展的发起者、创造者和承载者，所有判断和决定的创始者，以及未来的规划者，却必须使自己成为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数量（quantité négligeable）。这种自相矛盾，这种人类自身对人性的似是而非的评估，实际上是令人费解之事……起源于对判断的极端不确定性—换言之，人对自身感到费解……他知道如何在解剖学和心理学方面将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但作为一个有意识、可反省、被赋予了言语的存在，他却缺乏自我评判的一切准则。
也许心理分析运动的难点在于，从一开始，它就送出了一条自相矛盾的信息：学会了解你自己—你的无意识，更大的无意识。这将有助于你应对现实。另一方面，你在巨大的远古力量的掌握之中—你不知道它，也看不到它—即使你确实知道并看到了它们，必定居于支配地位的也是它们。“呼唤或不呼唤，”荣格门上的招牌说，“神明都会到来。”
这并不是说，弗洛伊德和荣格缺乏天才，或在售卖其突破性研究的好处时不够谨慎。他们极其小心。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在论及更为普遍的历史和社会习惯问题时，将此局面的困难之处说得很清楚。“如果你相信，数世纪以来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力量已经被驯服，因为我们至少部分地确定了它们是什么，并且命名了它们，那你就太天真了。”克里玛想说的是，为这些力量命名，只不过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永久斗争的开始。
不过，弗洛伊德和荣格的问题很是不同。正如詹姆斯·希尔曼和迈克尔·文图拉（Michael Ventura）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进行了一百年的心理分析，而事情正变得越来越糟。
尽管荣格不厌其烦地发出警告，以防将狭隘的自我认知误认作意识，但该运动的大部分吸引力都来自获取我称之为虚假的个人主义感觉的可能性。
荣格警告说：“大多数人都将‘自我认知’与有关其有意识的自我人格的知识混为一谈。”“通常所说的‘自我认知’因而是种非常有限的知识。”或者，更残忍地说，“既然人们普遍相信，人只不过是其无意识对其自身的了解，因此他会认为自己是无害的，于是会在不义行为之上再加入愚蠢”。
在为大众意识形态、无所不包的结构和技术革命所统治的20世纪，西方个体似乎在寻找某种没有人能拿得走的东西—他们自身的无意识—的过程中找到了庇护所。正如希尔曼指出的，治疗因而变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救赎性的意识形态”。但这种逃到无意识之中的做法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治疗，成了普遍的西方迷思：个体是什么，以及—更为重要的是—个体应该对什么感到适度的兴趣。答案是什么？他自己。她自己。不是社会。不是文明。是局部与整体的对立。是被动的公民的被仔细地查验过的生活与20世纪末未被查验过的生活的对立。
……
现在也许是回归我对分为公共和法团主义两部分的语言的分析的正确时刻。法团主义语言本身又分为修辞、宣传用语和专业术语—三种用于阻止交流的意识形态工具。
很难将前两者区分开来。修辞描绘的是意识形态的公开面孔。宣传用语售卖修辞。两者的目的都在于使谎言正常化。我在前文引用了乔治·布什的就职演说：“我们知道如何为地球上的人提供更加公正和富裕的生活：通过自由市场、自由言论和自由选择。”正如我所指出的，这一言论既不正确，其中的元素的排序也有误。不过，你现在也可听到毫不费力地从带有其他政治用意的其他政府中流出的相同的修辞。加拿大的自由党政府在其1995年的外交政策宣言中宣布——仿佛它是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人权加以最好保护的往往是那些对贸易、资金流动、人口迁移、信息，以及有关自由和人的尊严的理念持开放态度的社会。”这同样可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许多独裁者都对贸易、资金流动和人口迁移持开放态度。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那荒唐的排序，自由被附着在旨在描述人权保护的长名单的尾部。这种修辞与我引述的托尼·布莱尔的那番言论如出一辙：“经济政策的决定性环境是新的全球市场”等等。
这种冗词赘语的现代起源是16世纪正规的耶稣会的修辞。其目的是通过为知识权威提供建议来赚取信任。在20世纪也是如此。例如，墨索里尼法团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领袖阿尔弗雷多·罗科（Alfredo Rocco）认为，感谢资本积累和大规模生产，社会将“依照伟大的工业帝国及其结构的要求”得以重塑。煞是有趣的是，这恰恰应验了布莱尔的话，而且它完全符合布什和加拿大政府提出的自由的排序。
阿尔弗雷多·罗科
修辞是形式化的、公认的智慧。但这种想模仿知识权威的渴望也涉及创造出可以模糊真实事件的抽象概念。纳粹是这种方法的源头之一。尤为引人不快的任务被交付给工程的或商业的描述。废除政治党派的做法被称为“放入同一个齿轮”。灭绝营的牺牲品要服从“特殊处理”。我们一直在继续着这种有关人类事件的机械式描述。解雇员工现在被称为机构精简。法国人称之为degraissage——脱脂。
这种类型的抽象是划分为利益集团的社会的自然结果。实际上，当今公民所面对的困难之一是弄清那些被当作公开的辩论材料呈现出来，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利益团体的形式化的政治宣传的东西。现在在公开辩论中很少听到不是来自某个组织的官方喉舌的声音。这些发言人怎么可能说出任何不属于其团体的直接利益的话语来？即使我们在听取来自智库的发言时，我们也听不到思想。我们听到的是为那些资助他们的人辩护的修辞。
至于纯粹的宣传用语，其作为目标直指公众的售卖装置，在本质上与广告如出一辙。确实，我们通常会忘记，私人广告的方法，如那些公共宣传一样，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德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的。
“民众不必知情，”墨索里尼经常说，“必须相信……只要我们赋予他们山可以被移走的信念，他们就会接受山可以移动的幻觉，于是幻觉也许就成了现实。”他说，始终要“令人激动和具有爆炸性”。信仰凌驾于知识之上。情绪凌驾于思想之上。
宣传用语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音乐和形象都会代替文字。这在电视上和电影中尤为容易，在这些地方，文字在重要性方面，天生便处于第三的位置，位于图像和非语言的声音之后。
我们全都知道音乐可能对我们产生的无法控制的、解放性的或启发性的作用。正如图像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能够做到的那样。这些都是语言很少能够达成的影响。我不是在暗示某种较高级或较低级的艺术登记表，而是指区分不同功能时的不同平衡。
对于修辞来说，语言是根本，因为文字及其结构被用于设置错误的参数。对于宣传用语来说，语言实际上是不相干的。那正是其关键所在。宣传家的真正技艺开启了音乐和图像的操纵性。这两种艺术也许难以阐述智识理念，却可以十分自然地表达其情感。爱、宗教、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可被用来庆祝。但它们也可能受到操纵，以便消灭思想。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鲜的是，现代宣传家已经变得越来越擅于利用图像和现代交流技术的非语言声音，以激发构成自我检验道路上的障碍的感觉。
古怪的是，严肃音乐—在过去创造了无法控制的自由所带来的真正奇迹的艺术—的趋势在20世纪后半叶已经转向了一种枯燥、机械的理性主义。除了几个显著的例外之外，当代音乐的公众参与领域一直向宣传家们大敞着。
我们现在视之为政治推销和商业广告的两种力量的东西，在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电影《意志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Will）中首次融为一体。她在电影中赞美的是国家社会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1934年的纽伦堡集会。她对摄影机的使用以及她将图像与音乐并置的方式去除了哪怕一丝一毫的有意识的意义。人们看到并相信。如今，可口可乐或CK内衣的销售都直接出自这些方法，大多数当代政治事件的演出形式也是如此。你们中的许多人对这一论点的反应也许是，可那只不过是广告，就好像在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可以忽略不计。不幸的是，那种做法太过天真。广告的生产成本是节目制作的成本的好几倍。用于为麦当劳制作一则20秒的广告的钱可以资助几个小时的电视节目。从直接的花销来看，支付给印刷新闻的钱只占用于支付印刷广告的钱的一小部分。因此宣传才是目的。内容是虚饰或装饰。
《意志的胜利》海报。
如果宣传不是对语言的否定，这些便都不重要。宣传摧毁了记忆，因而移除了任何现实感。
我讨厌为电视增添负面观点，但它确实十分自然地迎合了广告或宣传的特征。图像和声音流压倒了意义。严肃的节目是存在的，但它不是该系统的自然产物。
1995年4月，克林顿总统举行了他的第四次新闻发布会—八个月以来的第一次。许多人都震惊地发现，三个国家电视网中只有一个播放了它。其他两个播放的是它们的情景喜剧。这是种进步，在过去，每一个电视台都会非常自然地停止商业播报，以便传达某种被认为是共享的公共利益的东西。
事实上，将克林顿总统及其发布的信息实实在在地拒之门外的做法，是自然进化的一部分。在一个法团主义社会，只有私利和具体事情才是重要的。再说，电视也许正在发现其真正的度量方法。在总统的新闻发布会的几个月前，一个研究小组要求美国杂志的编辑们列出当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O. J. 辛普森（O. J. Simpson）的审讯位列第一。冰球罢工位列第三。一次花样滑冰比赛中的暴力争吵位列第四。许多人再次震惊于这一要事清单。但这不正是西方国家最依赖宣传—也就是依赖电视—的自然表达吗？这种现象是否会因为美国现在拥有西方世界中最糟糕的公共教育体系这一事实而加剧？
针对最初十二年左右的训练的高质量的国家公共教育学校体系的存在，是合法性存在于公民之中的民主政体的关键。乍听上去，这也许好像是出自身为母亲者的言论。但现实是，在西方各国—不只是在美国—我们都在脱离那一有关高质量的公共教育的简单原则。而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我们正在进一步地破坏民主政体。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理论上看，这是因为金钱的短缺。但对于那些吸引着法团主义精英的高等教育领域而言，却不存在资金的短缺。实际上，因为金钱被从公共教育层面抽走了，用在了更受青睐的高等教育之中，所以公共教育的质量下降，更多的家长选择了私立学校。在为自己孩子转学的过程中，他们也移除了对该体系的任何责任，从而加速了那一转变。当然，与较低和较高层面相关的税收和管理体系是错综复杂的，在技术上是相互独立的。但从远距离看去，可以看到的只不过是利益、责任和资金的转变。
在公共教育的核心角色周围，并没有什么神秘之事。革命的工业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指出：“最强大的商品工具尚未被交到人的手中。”他还在他的新拉纳克（New Lanark）示范工业区中证明，赚取高额利润和资助教育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就连亚当·斯密也相信：“最不相同的人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位哲学家与一位普通的街头搬运工之间的差异，似乎更多不是源于自然，而是源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不过，斯密的当今追随者们却成了旨在去除基础教育之公共义务的运动的排头兵。当今的核心主题围绕着“品质”而展开，那实际上意味着，重点应当转向通过该系统将最好的营养提供给精英结构。这是种标准的按等级划分的、法团主义的方法。
足够有趣的是，这一证据表明，创造世界上受到最优质教育的精英实际上对一个国家并无帮助。最爱使用这一方法的两个西方国家—英国和美国—也存在最持久的和最普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假如公共教育中确有一种新兴趣，那就是它会主要聚焦于使基础教育与工作市场的需求达成一致。这种看似务实的方法是种幻觉。聚焦于技术，例如计算机，只会造就过时的毕业生。问题不是如何传授飞速增长的技术中的技艺，而是教会学生思考，给予他们思考的工具，以便他们能够应对包括技术在内的巨大变化，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这些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再者，引导这种向工作联盟的转移的是管理阶层—公共的和私有的。但我们社会和经济中的危机主要来自管理人员的供过于求—重负由其余的经济部门来承担。这些管理人员——法团主义的捍卫者——使高等教育安于现状，因为它仍在将知识分成更为狭隘的专业化领域。
我们中那些相信大学的人一定无法阻止对它们的批评，因为害怕它们在危机时会进一步被削弱。那将是种虚假的友情。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法团主义体系的女仆。这不是仅仅因为学术的专业化及其令人费解的学术性专业术语，这些东西已经反过来变成了政府和行业行为的面纱。
严厉得多的批判将是，许多高等教育背弃了它们更广泛的使命。假如大学不能将人文主义传统当作其最狭隘的专业化领域的核心部分来传授，那么它们实际上已缩回最差劲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克服私利和狭隘观念的需求始终是作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因佛罗伦萨的精英们“全都过于唯利是图”而对之发表演讲的但丁。或者，对学术界沉迷于理当发挥作用的抽象理论之举加以嘲笑的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飞岛科学院（Academy of Laputa），他参观了从黄瓜中提取出的瓶装阳光，然后进入另一个充满恶臭的房间。在那里，他发现了该学院年资最老的学生……他的工作是研究如何将人的粪便还原为食物，方法是将粪便分成几个部分，去除胆汁分泌物的气味，让臭气蒸发，撇去浮沫。他每周可以得到社会为其提供的装在一只跟布里斯托酒桶差不多大的器皿中的定量供应的粪便。
这令人想到芝加哥经济学派有关市场机制的自然平衡的著作。不知怎的，情况就是不平衡。然而，他们收到了比布里斯托粪桶多少要大一些的定量供应，并奇迹般地维持了—如果你能原谅形象的变化的话—公认的智慧的贞洁。
此处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不教精英们如何让自己克服私利和狭隘观念的大学社区。它做不到，这是因为它已经让自己滑入了私利和狭隘观念。在一个由专业法人团体构成的世界中，私利和狭隘观念的出现真是轻而易举。
这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个问题，社会科学对于被动性的兴起的贡献比大多数因素都多。为什么？因为它们的艰辛劳作仍然背负着成为伪科学的负担。他们的实验未提供任何可以凭借真正的科学方法来加以度量的进步。为了取代真正的证据，他们被迫堆积起与人类行为相关的大量文献——其中没有一篇是证据，甚至很少是例证。此类材料既不具备历史力量，也不具备创造力量。与其一起发挥作用的是间接证据。这意味着要通过体量来创造有证据的印象。无论可信与否，它都变成了理论上固定不变的措施的基础—一种在理论上被建构的社会真理。这种知识的印象导致了社会科学家的被动性。他们声称自己拥有真理，但这些东西太过脆弱，无法导致除被动性之外的任何东西。
政治科学可能是这一现象的最大牺牲品，但它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学“真理”的结果。“成为腐儒的奴隶，”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说：“这是人类的命运。”
这种向狭隘性的无休止的驱动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拥有的日益增长的信息微粒真的需要这种破坏性的教育方式吗？它有作用吗？它真的能够产生知识吗？能产生理解吗？或者，这种反省禁闭真的能导致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所说的“可鄙的怨恨”吗？
启蒙运动对当时的大学里的经院哲学家的回答是，他们的反省没有作用，改变是必需的。改变意味着怀着对现实的更大开放性重返人文主义视角。其结果是创造力的飞跃、语言的丰富和知识的传播。
鉴于我们的方法类似于回归经院哲学家的方法，所以也就不必惊讶于大学是在多么平顺地适应法团主义结构。每个专业都有其范围，各自都在发挥其有限的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就已经遭受了这一现象的折磨。大多数学术带头人都一往无前地去与反民主的新政权合作，开始撰写智识文本，以便加强官方的、政府的法团主义理念。
我不是在暗示，我们当今的大学充斥着穿着纳粹制服的马丁·海德格尔们。我所说的是，我们正面临语言和交流的危机。大学正在使这种危机加速，而非停止。我们面临着由我们的法团主义结构带来的盲从危机。虽然大学应当成为积极、独立的公开批评的中心，可它们反而往往置身于自己的法人团体的保护面纱之下。我们面临着记忆危机，面临着失去我们的人文主义基础的危机。本应体现人文主义的大学反而沉迷于让自身与特殊的市场力量结盟，继续着对专家定义的追求，这些专家定义显然是他们反对迷信和偏见的保护伞。不过，在专家社会中，在其专门领域内通过与参考资料、定义的决斗相互交流的人成了一种控制手段—一种使得对令人神魂颠倒的路标迷宫的寻求代替了对于理解的寻求的方式。
特殊的边缘现象，例如政治正确，通常都呈现为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攻击。将它们描述为，为了各种学术社团的控制权而进行的复杂的内部斗争的另一个方面也许会更准确些。相互矛盾的修辞学派掩盖了追求权力的相互矛盾的法团主义力量。
至于教育与市场力量的结盟，在某些环境中，当然可能确实有用。但那些环境普遍会涉及中等职业学校的训练，例如商业管理学院，它们根本就不属于大学。如果它们得到资助，并由作为独立的学徒机构的行业直接经营，那么它们将高效得多。
法团主义方法似乎遗漏的是高等教育的简单的、核心的角色—传授思想。毕业时身怀机械技艺却毫无思想习惯的学生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学生。这类人很难扮演其公民角色。为了有利可图的专业化的缘故而削弱人文科学会破坏大学传授思想的能力。
让我们最后一次回到苏格拉底对经过检验的生活的辩护上。那个著名的短语出自他的真正演讲的最后一段。我将依照其适当的语境来引用它：
也许有人会说：“可是，毫无疑问，苏格拉底，在你离开我们之后，你可以用你的余生去安静地思考你自己的事。”这是所有事情中最难让你们中的一些人理解的事。假如我说……我无法“思考我自己的事”，你们不会相信我是认真的。另一方面，假如我告诉你们，不要在不讨论善和其他所有你听到我正在谈论的主题的情况下虚度每一天， 检验我自己和其他人是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没有这种检验的生活不值得过，你们甚至会更加倾向于不相信我。不过，先生们，情况就是如此。
对此我只能加上一句：情况确实如此。▼
《无意识的文明》
[加拿大]约翰·拉尔斯顿·索尔
邵文实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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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团主义曾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而臭名昭著，但它并未随着法西斯的溃败而灰飞烟灭。本书作者提醒我们，我们仍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社会中，民主政体仅仅是其软装饰，合法性与专家或利益群体同在：在数以万计的公共和私有的法人团体中，我们作为一个顺从者而存在，卸下对社会的责任，跳入顺从者所喜爱的无意识状态，去拥抱每种意识形态都会提供的被动的必然性。
从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经济领域，索尔全方位勾勒了一种落入法团主义之手而不自知的文明：权力的语言如何被设计来阻止交流？个体的合法性怎样被否定和破坏？市场、技术、全球化和金融如何被牢牢掌握在管理阶层手中？技术官僚管理和技术官僚投机把我们拖入了怎样的危机？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索尔使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操控保持警醒，并提供了一种抵制从众性、被动性和必然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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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咬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