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卡瓦或槟榔更进一步商业化，假使这两种植物在西半球大规模地种植，对于自然环境会造成重大而且几乎一定是有害的冲击。全球的瘾品作物，包括制成酒精的糖、谷类、水果、块茎的部分，都对生态系统造成深远影响。我们习惯从罹患肺癌或酒醉驾车等个人事故的角度来计算瘾品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最严重而长远的影响也许是在环境方面。精神刺激革命所造成的森林消失、土壤枯竭与侵蚀、化学废物的排放、除草剂与农药的毒害，都已经加速各个地区环境的恶化，也连带损及生活在这些环境里的人们的利益。
近来的古柯叶扩大栽种——“席卷热带农业的大侵略者”——已经破坏了上百万英亩的森林地，情形与19世纪巴西大肆栽种咖啡的时候相似。秘鲁的栽种者为了辟出种古柯叶的空地，将森林滥砍后放火烧，使上瓦亚拉谷（UpperHuallaga Valley）在8~9月里被浓烟笼罩。这些森林区的土质有很多是“湿沙漠”，土壤底层薄，混入灰烬种植作物后不久就耗竭了。种植者于是再辟新的空地。耗尽的土壤没有森林遮蔽，会被大雨冲蚀。水灾越来越频繁，土石流将村庄掩埋，河流淤塞，环境灾难接连不断。东南亚和危地马拉的鸦片田，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大麻田，都是用砍烧森林的方式耕作，也都发生过同样的问题。这些地方要重新长出茂密森林，恐怕得等上几百年。在森林未生长的期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地球大气层在增温。
违禁瘾品的加工往往就在产地的附近，加工设施是破坏环境的另一个祸首。在安第斯山地区，每将１公顷田的古柯叶制成古柯膏就会制造２吨的废物，包括汽油、煤油、硫酸、氨、碳酸钠、碳酸钾，以及浸泡洗刷古柯叶用的石灰。加工者任这些化学废物渗入地下、流入河川，又使水生动植物被毒害。提炼吗啡也会产生相同的后果。可卡因的走私者更是一不做二不休，还兼偷卖雨林中濒于绝迹的物种，不论死的活的，或当宠物，或卖剥下的兽皮，有的充当催情药，有的用作民间药材。哥伦比亚卡利（Cali）的走私集团利用大批渔船把违禁瘾品和珍奇动物经加勒比海地区一起运到美国。
不赞成禁止瘾品的人士说，问题不在加工提炼某种生物碱，而在这种加工被认定为非法。如果加工合法了，有执照的从业者自然会在有适当防范与监督的工厂中进行加工。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毒品走私者在卷着油布的丛林实验室里作业，一面把溶液随便倾倒，一面打量着可以抓来卖钱的巨嘴鸟。这种论点看来有其道理，却会误导人。因为，以往完全合法的瘾品种植一样会对环境造成重大伤害。
烟草会将土壤中的钾碱、钙、氮迅速耗竭。弗吉尼亚州东部最肥沃的切萨皮克（Chesapeake）田地经过３年耕作就会耗竭，此后20年都不能再种烟草。在每名农工至少负责50英亩的广大农场上进行轮作，可以支持一段时间，但切萨皮克的农场主后来还是把目标指向茂密林地肥沃的、富于腐殖质的黑土地，树林于是被他们的仆佣奴隶砍得精光。北美洲东部的原始森林消失许久以后，烟草依旧是许多国家——例如坦桑尼亚——森林滥伐的元凶，因为熏制烟叶需要大量木材。每熏制１英亩田地的烟叶，大约要耗损１英亩的森林面积，确实数量因各地烟草库坊的效率不同而各异。烟草田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不但污染水源，还培养出对杀虫剂有抵抗力的蚊子和苍蝇，形成热带环境中一大麻烦。
耕作技术上的改变也会扰乱生态环境。中南美洲以往一向种植的咖啡灌木都是生长在果树或其他树木的荫庇之下，以防阳光直接照射，遮荫的果树又可以收获鳄梨等其他经济作物。这些遮荫的树木庇护着多种不同的鸟类，数目仅次于雨林。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从业者在哥伦比亚和其他咖啡生产国引入新品种卡图拉咖啡（即Cafécaturra），可以不需树荫而快速生长，收成量高，但必须使用大量肥料和农药，并且需要靠除草剂来消灭竞争生长空间的其他草本植物。这种咖啡树如今栽遍以前栽种粮食的平原与山坡，也栽满已经砍光果树与森林的旧咖啡农场。鸟类学家已经发现，“太阳咖啡”的高科技农场里几乎不见鸟影，所以在倡导改种符合环境绿化的“树荫咖啡”。
因为种植瘾品，必须铲除森林为农地，必须开路以便运作物到市场。这两种过程都可能无意中挟带外地的动植物。农场工人和筑路工人每到一地，要带着种子批、工具、家禽家畜、行李包袱、压舱物，以及其他方便异物附着或藏匿的东西。英国植物学家亨利·里德利（HenryRidley）曾说：“在锡兰，我得走上好几英里路才能脱离南美洲野草蔓生的地区。”在美国加州等地，阿根廷蚂蚁是侵扰农业与家居生活的害虫，它们是在1891年前后跟着咖啡豆一起经新奥尔良进入美国的。
从人类生态学的观点看，还有一个害处：瘾品作物的密集耕作会排挤人口存活所必需的粮食生产。中国曾经多次发生这种问题。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Tobacco Company）就曾经被指为强要饥饿的农民种植其招牌的淡色烟草。该公司的官员因而声明，十分关切农民放弃大豆、谷类以及其他作物而改种烟草的事。就算是在有能力进口粮食的国家及地区，密集种植可获利的瘾品作物，也不免因虫害或植物病而损失惨重。19世纪末，根瘤蚜虫（Phylloxeravastarix）几乎把欧洲的葡萄园摧毁殆尽，后来还是靠着将酿酒葡萄枝嫁接在有抵抗力的美洲植根上，才挽救了酿酒业。
以上这些问题——滥伐森林、污染环境、病虫害——都是或多或少会发生的。这都是商业性的农耕固有的问题，并不只限于瘾品类植物的耕作。然而，精神刺激革命却使既有问题更加恶化。植物学者早就注意到，能够使人产生快感的植物往往比提供主食的植物扩散得更快，扩散幅度也更大。这些植物耗用了土壤的养分，却供应不了多少的营养价值，甚或完全没有益处可言。19世纪的医生格里姆肖（A.H. Grimshaw）反对抽烟和种植烟草，他指出，数千英亩的田地被烟草“耗尽”，连带使农家破产，“栽种烟草占去的土地，本来可以用来生产面包的原料、羊毛、大麻、亚麻，或其他有用之物”。如果不种烟草，美国人就不必进口那么多东西；他们也不必新辟那么多田地来种植必要的粮食和棉麻。如果不谈烟草农可能掌握的商机，格里姆肖从社会与环境的角度所说的道理是很难反驳的。
除非从人口统计学的观点提出一个教人不寒而栗的论点：精神刺激革命可以导致死亡，所以能减轻环境承受的压力。这个说法听来离谱，其实不尽然。人口不断扩张——爱德华·威尔逊（EdwardO. Wilson）称之为“在大地上横行的妖怪”——乃是农地扩张与天然栖息地消失的最终原因。我们假定过去500年不曾发生烟草烈酒迅速传遍全世界的事，死亡率降低的累计效果会导致现今世界人口再多出5亿。多出这么多人，环境承受的额外压力可想而知。然而，这些都只是揣测。有关瘾品如何课税、管制或是禁止的政策，往往是从社会遭受的冲击或付出的成本着眼。如果真的要细究瘾品种植、加工、使用的确切代价，恐怕很难算得准。
早期的烟草推广者之一，荷兰医生贾尔斯·埃弗拉德（GilesEverard）曾说：“烟草爱肥沃而生气勃勃的土壤。”肥沃而生气勃勃的土壤却不爱烟草，因为烟草汲取养分的胃口不知餍足。图中这种美国南方的农地如果不仔细施肥，3年就耗竭了。这幅1855年的木版画中，烟草种在人力堆高的小丘上，黑奴们正在锄掉烟草土丘之间冒出的杂草。
从植物取得的瘾品与含酒精饮品在全世界涌现，就像是一个不断外扩的连续体，服食的习惯从地方开始，逐渐发展到区域、半球，以至全世界。使用越普遍，对环境的影响越大。17世纪的烟草繁荣盛况，也许是在历史上对生态冲击最显著的一次外扩。除此之外，诸如葡萄酒、烈酒、咖啡、茶、可可、糖、鸦片、大麻、古柯的扩大生产，都符合大致相同的模式，差异只在时机、传播方向与速度、初期遭遇反对的程度大小等细节上。 既然是连续体，就表示地理上的版图也可能从大变小——或是被迫缩小。这种情形不是没有，只是不常见而已。这足以证明，瘾品扩大发展的生物基础跨越了文化界限，也显示刺激精神的瘾品买卖不会因国际间的管制禁止而萎缩。说起瘾品的发展史，其实是一部扩张过程史，其主要推动力来自科技变革与资本家经营。至于瘾品的管制，套用一句冷战时期的话，防堵的目的大于真正将它击退。 连续体的概念也意味着目前的瘾品植物资源汇流可能还有后续发展。看来只限于地方、区域或半球范围使用的瘾品，也许只是处于全球化发展的开端。此刻我们会觉得，槟榔汁或卡瓦饼之类的产品遍销全世界的景况难以想象，但如果完全排除其可能性，就太过武断而流于族裔文化的自我优越感。 不过，假使槟榔及类似产品要扩大版图，就必须面对激烈竞争，对手除了天然产品之外还有合成瘾品。例如，麦司卡林（Mescaline）必须与摇头丸（MDMA）竞争，肉豆蔻得与丙二醛（MDA）竞争，卡特得与安非他明竞争。与植物性瘾品竞争的化学成品能产生相同的效果，但从轻便、药效、成本、味道、货源无虞的角度评量，化学制品条件更优。这也是某些植物性瘾品维持区域版图的最后一个原因。它们未能走出区域外，是因为错过了15世纪晚期打开的机会之窗。这扇窗子到19世纪关闭了，任何植物性瘾品不拘什么缘故若未能在20世纪结束前发展到全球种植利用的程度，要在21世纪达成这个目标将会越来越慢。近百年来，刺激精神的新瘾品产品主要来自跨国制药公司研发的合成瘾品，以后的情形仍将是如此。精神病学的生物学走向，加上“装点门面的精神药理学”（cosmetic psychopharmacology，借处方瘾品“微调”心情并改进工作表现）兴起，必定持续引介替代天然瘾品的“干净的”合成瘾品。这些瘾品也必定有一部分会流入瘾品的地下社会。 瘾品流通的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