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新媒体时代的热点更替速度，不用太久，人们就会将这场疯狂的战争抛诸脑后。一位资深的投资人对我说，共享单车这样的案子不过是货币超发时期的时代产物而已，“资本有信心时就会催生出强竞争。”更重要的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亏钱本就是投资的一部分。
但吴国勇记录下了这一切，为那些烧掉的资本留下了遗照。在他拍摄的新闻图片里，上万辆共享单车被叠放在一起，像一座座小山，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他给这样的景象起了一个名字：共享单车坟场。
影像之外，他还录下单车坟场的“哭泣”。在广州天河的一处单车坟场，吴国勇正在拍摄，突然听见“嘀嘀嘀”的声响，吴国勇愣了一会儿才发觉这是电子锁故障的声音，“如果只是一两声，像蝉鸣一样，也还好，但那是此起彼伏，若隐若现的，像潮水一样冲击着你的耳朵。”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时，吴国勇觉得十分瘆人，这使得“坟场”这样的比喻更为贴切了：“这些被暴力清缴的共享单车是有生命的，它们在用这种鸣叫诉说着什么。”
共享单车的过度投放一度影响了城市路面的规范。在2017年10月政府颁发禁投令之前，各家企业对政府的规劝大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永安行前北京城市经理刘松源列举了在北京各家企业的投放量：小蓝，24万辆；摩拜，80万辆；第一名ofo，顶得上其余各家的总和，110万辆。
政府对此的应对是，委托第三方公司将超量投放的共享单车集中清缴至临时堆放点，然后通知各企业去接受处理，希望由运营商支付一些罚款以覆盖清车所产生的成本——这是单车坟场最初的雏形。
“但很少有企业真的去‘赎车’，”刘松源说，“太贵了，一辆车的罚金比他们的造车成本都贵。”
吴国勇尝试在多个城市寻找单车坟场，起初只是出于一个摄影师的本能，被成千上万辆单车堆叠的视觉效果刺激，慢慢地，他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次在厦门，看场人员逮住了他并报了警，在留置了几个小时后，当着警察的面，吴国勇只好删除照片才脱了身。那位年轻的城管员斥责他：“鼓浪屿那么美你不去拍，你跑这里拍你有什么企图！”吴国勇感到奇怪，不明白城管员为何那么紧张，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共享单车坟场大多隐身于市区的偏僻之地，并设有专职人员看守。
吴国勇想走城管的路子来了解单车坟场的诞生，因为经常为政府城管部门拍宣传片，他自认为“有些关系”，没想到被拒绝了——城管“很冷漠地”对他说，“没人请你拍就不要拍喽”。
在很多单车坟场，吴国勇都看见了绿色、黑色的纱网，罩在成堆的单车上。“刚开始我好奇这些纱网有什么作用，防尘？防雨？显然都不是。唯一的解释，就是防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