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见到联合创始人于信是在这个春天，距离ofo总部被千名退押用户包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天。第一次见面时，他正为退押的事忙得焦头烂额，桌上叠放着他的两只手机，其中一只专门用来监测ofo退押后台的情况，于信为此专门注册了一个用户号，充了199元押金。
“每个月、每一天都有人传说我们要死了，可我们还活着。“于信说。
在“被人摁在地上打了两年后”，于信总结ofo的历程，认为创始团队学到了很多：“想两年还想不明白吗？那可不就想明白了嘛。”他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微妙的转变：前几次见面，他偶尔还会流露出委屈的情绪，诉说投资人曾拿了ofo的数据转身就给竞争对手。这一次，他告诉我，他们开始理解投资人了。
在创投圈活跃着的社群里，有人把ofo称为“史上最大的灾难性投资”。多家投资机构曾把ofo作为经典案例放在公司网页里、印在品牌宣传的海报上，在各种投资论坛上引以为豪。但现在，他们对ofo闭口不提。
在一位投资界人士眼中，这样的态度太正常了。“谁愿意去跟别人谈论自己的笑话呢？尤其是自认为聪明的人。”
戴威领着于信及几个联合创始人也开过很多次复盘会，但每一次复盘的结论都是：如果重来一次，ofo还是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归根到底是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并不成立。”于信说。生意不赚钱，投资就总有停下来的那一刻。
我问他，那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投资人争先恐后地投？于信愣了一下，没有回答。
投资人们今天很难承认，在2016年至2017年的那三百多个日夜，他们在那场火热的共享单车投资战中，存在着某些微妙的反常。
史少辰做企业公关多年，第一次遇到这样激动人心的工作：大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一天能公布两轮融资——这样的融资速度是中国创业史上前所未见的。2016年9月到2017年7月，ofo完成共计5轮融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
“没有办法，大家就在那个时间点看到了信心。”摩拜投资人江渝回顾起2016年的夏天，创投圈被摩拜与ofo的项目激起了久违的热情——数不清的投资人在那阵子遭遇着失眠：在上一轮资本寒冬中，他们手头积累起大量资金，急需一个优质标的。因此，当投资人们看见北京、上海的街头开始出现大量的共享单车，内心产生了一种由衷的兴奋：“看到了那么多用户buying这个business model，大家都觉得那我要实现快速的增长。”
用户增长很重要，许多决定出自本能而非理性的计算。随着滴滴、腾讯两大巨头的加入，市场被迅速分为两个阵营：摩拜与ofo的战争一触即发。“你不增长，对手就增长。对手增长，意味着对手将把份额吃掉，对手就能把你打死。”江渝说，“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较劲的过程。”
2016年11月17日，ofo在751艺术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走出校园，进军城市。这是竞争对手摩拜刺激下的结果，一些ofo早期重要资方曾私下表示对城市运营毫无兴趣，但却在新形势下改变主意，甚至重金加注。属于摩拜和ofo的战争正式打响了。而某些细节已经呈现出这场战争的火药味：发布会前夜的凌晨3点，ofo工作群里突然传来现场照片，摩拜的车将ofo的场地整个包围了。
强竞争使得一些擦枪走火的事不时发生。在上海，ofo运维人员徐师傅在与摩拜方的搏斗中头破血流。在北京，一个区域主管不得不频繁去派出所“捞人”，最多时一星期去了4次。
2017年4月，戴威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和当时的摩拜首席执行官王晓峰住在同一个酒店。前往会议地点的路上，戴威看到王晓峰从远处迎面走来。随行人员劝他避一下，避免被媒体拍到做出各种解读。戴威的反应是，没事，这个是正常的。他主动迎面向前，准备和王晓峰打招呼。但王晓峰掏出手机放在耳边，转身走了。
这是两个阵营的对垒，不只是戴威与王晓峰、ofo与摩拜，还有背后投下数百亿资金的投资方。市面上排得上号的投资机构，几乎悉数入局。“没有人能确定自己一定会赢，”江渝搅动着面前的拿铁，承认在战争最热时感到害怕。“就看满大街ofo的车乌泱乌泱的，心也慌啊。”
一家知名投行的财务顾问分析，挑动投资人斗志的因素里，既有利，也有名；既有高回报的诱惑，也有不甘人后的焦虑。“在那以前，还没有一个案子可以划分投资圈的三六九等。ofo和摩拜出现后，就有了。大家都想挤进去，你挤不进去，你就知道你不是（一流）。”
那阵子，戴威一天会接到好几个投资人的电话，其中不乏各大投资机构的掌门人——一个普通创业者并不会有这样的待遇。这同时也意味着压力：“一有什么负面消息他们就在微信上扔给戴威，搞得他压力很大。”负责投资关系的程凌睿说。
一次偶然，戴威发现投资人对于数据新闻非常满意。他对程凌睿说，“挺好的，投资人爱看这些。”为了取悦投资人，戴威与公关团队琢磨出一个一举多得的计策——与第三方数据公司合作，买断数据的披露权，选择对ofo有利的数据发布。
漂亮的数据带给投资人们更大的信心，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更渴望胜利了——“只管争第一，钱不用操心”的口号，回响在ofo每个员工的耳边。有人形容当时的感受：“就像一个没钱的人彩票中了五百万，不但中了，还要求你两天就得把这些钱都花掉。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但你就是得花掉。就那种感觉，你懂吧？”
2016年12月，ofo搬入理想国际大厦，中关村一带租金最高的写字楼。10层、11层、15层、20层，不到半年，ofo租下了4层楼，黄色logo高高竖立在楼顶。戴威亲自下令，按照Google的标准来设计装修位于20层的食堂，“为了网罗最优秀的人才”。办公桌椅2000块一套，连马桶都是电动加热的。程凌睿的第一反应是，绝不能带投资人来上厕所。
于信当时分管海外业务，2017年1月到5月，他在全球飞了20万公里后收到了回国的指令，让他解决管理半径的问题——他在国外期间，公司人数从800人涨到了3000人。
钉钉群声声作响，每天都有新人涌入。王拓进入ofo前，戴威在面试时告诉他，我们要进入城市了。王拓问，那你打算怎么做？戴威说，不知道，所以就找你们来帮我去搞。戴威又问他薪水，他报了一个虚高的值，想探探戴威的底。他没想到，戴威一口就答应了。
“就好比你是一个小孩，我说这个奶茶30块钱卖给你，你可能就买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奶茶在整个社会上的行情值多少。”王拓事后分析，戴威有可能是过于年轻，不清楚行情。他最终在摩拜和ofo抛出的橄榄枝中选择了后者，因为相对于精明老到的王晓峰，年轻的戴威也许会更需要他。
急速扩张中，一些置身于浪潮中的年轻人真诚地相信，自己已经成为了曾经渴望成为的那一类人。我的朋友F提到一位在摩拜工作的朋友A。A工作不到一年，每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不断飞跃的消费和流行又张扬的生活方式。先是在国贸77楼的云酷酒吧请客，后来谈论与某某名人的见面，五一假期，朋友问他如何度假，他说要去一个美国的山谷里，那里没有手机信号，能彻底放松。
“如果不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里，一个工作一年的新人不可能这样。”F感慨道。
激昂的气氛中，也有隐隐感到不安的人。
从事亚太区海外业务推广工作的何欢明显感到，ofo内部的管理完全跟不上它膨胀的速度。入职第一个月，何欢便得知，ofo曾在新加坡一次性投放了7000辆车，24小时之内，4000辆不见了。那时ofo还在使用机械锁，车没法追回。这件事很久以后才被北京总部获悉，当时的负责人将事情按了下来。而总部原计划在日本市场投放8000辆车，因为当地政策限制，只投出100辆，其余7900辆车只能在仓库放着。
在国内，ofo花费数千万请鹿晗代言。在海外，团队花几千万美元在Facebook、App Store上买流量，但方式粗放。一个令何欢哭笑不得的例子是，一次，在新加坡投放Facebook时需要一张海报，总部给来的素材是一个黑人骑着单车，天空中飘着雪花。“这跟新加坡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谁会点进去看啊？”
“最大的危机是每一个策略都很短期。”开拓中国香港市场时，上司否决了何欢从一开始就付费的方案，理由是先把订单量冲上去最重要。
吴昊先后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做过产品经理和公关，来到ofo不久后，他就理解了为什么投资人总对戴威说，“你只管跑到第一，一定要成为第一”。
“很多资本以为的打法是，（共享单车）市场会出现一个小滴滴，所以试图用滴滴、快的、优步的那一套去复制战局。”起初吴昊也坚信这一套逻辑，慢慢地他产生了怀疑，“快车的入口在线上，共享单车的入口在线下，而且铺车单均成本那么低，竞争对手真的消灭得完吗？怎么能垄断呢？”
私下里，吴昊把这种疑问和一些相熟的同事讨论过，很少有人认真地和他探讨。在高速前进的列车上，没有人会喊停，或许也没人有能力喊停。最后，他沉默了。“这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战争的这种不理性和疯狂是互为作用的。”
